《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与京派散文的生成及运命

2012-08-15陈啸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1期

关键词：京派水星周作人

陈啸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与京派散文的生成及运命

陈啸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真正文学史意义上的京派散文是以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萧乾、师陀、林徽因、吴伯箫等为代表的以纯散文创作为宗旨的作家群体。在其发展史上，大公报“文艺副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艺副刊”影响了京派散文的发展形态和变异，形成了京派散文作家队伍和京派散文的创作规范、散文美学，制约了京派散文的文体形式等，没有它，京派散文难以成派。而京派文学之其他刊物如《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等与京派散文同样休戚相关，它们与大公报“文艺副刊”一道共同生成了京派散文，由此系列报刊，大可管窥出京派散文的兴衰历程。

纯散文;传媒语境;巨型文本;公共空间

真正文学史意义上的京派散文是以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萧乾、师陀、林徽因、吴伯箫等为代表的以纯散文创作为宗旨的作家群体。在其发展史上，大公报“文艺副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艺副刊”影响了京派散文的发展形态和变异，形成了京派散文作家队伍和京派散文的创作规范、散文美学，制约了京派散文的文体形式等，没有它，京派散文难以成派。[1]同样，京派文学之其他刊物如《骆驼草》(1930年5月废名主编)、《水星》(1934年10月沈从文、卞之琳、李健吾等主编)、《文学杂志》(1937年5月朱光潜主编)等与京派散文同样休戚相关，它们与大公报“文艺副刊”一道共同生成了京派散文。

一

《骆驼草》周刊是京派的第一份刊物，于1930年5月12日在北平创刊，同年11月3日停刊，共出26期。该刊由周作人主持，实际负责的是废名和冯至，主要是废名，他负责编辑、校对、发行等大部分工作(冯至于本年9月赴德后，刊物即由废名独立支撑)。主要撰稿人是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徐祖正、徐玉诺、梁遇春等。所刊作品主要是散文和废名的小说 (废名的小说实在亦可看作是散文)，还间杂着冯至等人的诗歌和文学论文，也涉及外国文学的翻译，是一份典型的学院派精英刊物。在120多篇作品中，散文75篇，占绝大多数，倘不嫌以偏概全的话，《骆驼草》周刊是一个散文刊物。它的文章，满是个人情绪的宣泄，民俗掌故的诉说，严谨缜密的考辨等。《骆驼草》同人在《发刊词》(《骆驼草》第1期，1930年5月12日)里就声称“不谈国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其散文风格趋向温和、冲淡、自然，讲究收敛、内蕴，于平淡中见深意，文字上有涩味和简单味。《骆驼草》时期的周作人等人的散文小品从风格境界到美学境界皆走向成熟。

《骆驼草》周刊对于整个京派文学的意义学界已有定说，即:在1930年代文学整体左倾、意识形态强化的语境中，为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争得了一席之地，为以后京派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社会环境加剧、新文学干将们阵营分裂与精神危机、以至以胡适为代表的偏右自由知识分子南移上海，正是在这北平文化出现生态危机的紧急关头，以周作人为首的保守的自由知识分子依然留守在1928年后已经失去首都地位的北平，充当了维系北京文化血脉的微弱链条，如废名在《骆驼草》定名所说的那样:“骆驼在沙漠上行走，任重道远，有些人的工作也像骆驼那样辛苦，我们力量薄弱，只能充当沙漠地区生长的骆驼草，给过路的骆驼提供一点养料”。[2]这自然首先具体体现在他们的散文创作，表现出对北平文化的体认和坚守，换言之，《骆驼草》同人是通过散文这一文体作为了开辟整个京派文学道路的武器。并且，他们的散文创作已表现出不同于“语丝”时期的团体创作倾向。以杂文随笔从事“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语丝社”，对个性、自由、独立人格，以及心灵和自然等与性灵相近的思想观念一直深感兴趣。在“语丝”“发刊词”中就说过:“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思想自由，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但语丝社在张扬个性独立、精神自由的同时，是将性灵与时代、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脱胎于“语丝社”的《骆驼草》同人显然已与之迥然有别。周作人等人在承继“语丝”散文针砭文化立场的同时，也在有意的远离复杂的现实斗争和激烈的思想批判立场，眷恋于一己的温和和文化体认。以作品为例:周作人此时的散文，虽然亦有诸如《论八股文》(《骆驼草》第2期)对几千年来专制养成的服从与模仿根性进行尖锐的批判，并反对一切土八股、洋八股、党八股等，言辞激烈，但整体已较温和，并显示出些许颓废消沉气息。他的散文《水里的东西》谈的是江南乡间的“河水鬼”，以现代心理的角度分析中国民间文化;《谈油炸鬼》说南方“麻花”即油炸鬼的吃食，引经据典，兴味盎然，文化意味浓;《西班牙的古城》是读西班牙作家阿左林的《西万提斯的未婚妻》的笔记，文中盛赞阿左林的文章，并说，“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写这样的文章呢”，显示出对阿左林文风的追尚。另外还有:《希腊的古歌》、《论剽窃》等等，都是将民俗、丰富的见闻、学识以他所特有的文白间杂、不疾不徐的行文风格娓娓道来，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在整个《骆驼草》的120多篇文章中，周作人的文章有21篇之多，几乎每期都可见他的作品。并且，《骆驼草》还为其开辟个人专栏“专斋随笔”。显然，周作人的随笔小品成了《骆驼草》周刊的垄断文风。其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以明净之感情及清澈的理智，调合成的人生观以及文词气味的雅致、文风的简洁或渐近自然，无疑也会对整个《骆驼草》周刊的散文产生无形的影响。

另外，此时的周作人还反复重申文学无用论，并认为趣味是文学活动作为自娱活动的必然结果。[3]作为实际主编的废名，一直也在倡导与张扬着周作人“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他在《骆驼草》上发表的小说《桥》与《莫须有先生传》(亦可视为是散文)在周作人的草木虫鱼之外，更加上了世情风俗。并且，废名还发表过《死之beauty》一文，具有着因对人之必死性而生的厌世颓废气息之虚无趣味。当然，因之颓废厌世倒易于倾向文章的精雕细琢和诗意。废名曾在《中国文章》里说过，“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因为，“大凡厌世诗人一定很安乐，至少他是冷静的。”有着厌世观作家的文章往往很美丽，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哈代的小说，俄国梭罗古勃的小说就很受废名的喜爱，而中国文章里就没有外国人的厌世观。中国人“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因此无论是生活中或是文艺里，总笼罩着“凝滞”的空气，“好像大家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似的”。[4]废名以“法”的笔名大胆倡言:“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它的故事，而在渲染这故事的手法，因而如何把文章做得好，便成了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津津乐道的话题。”[5]于是，有了《桥》的如梦如幻的美，“这里的田畴，山，水，树木，村庄，阴，晴，朝，夕，都有一层飘渺朦胧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将读者引入诗意的世外桃源。[6]于是也就有了《莫须有先生传》的禅思、幻化与放荡不羁。

其他代表性的“美文”还有:徐祖正的《对话与独语》、《文艺论战》;俞平伯的《三国演义与毛氏父子》、《又是没落》、《贤明的—— 聪明的父母》;梁遇春的《破晓》、《她走了》、《苦笑》、《黑暗》、《坟》、《猫狗》;废名的《死之beauty》、《桥》;冯至的《父亲的生日》、《老屋》、《蒙古的歌》、《C君的来访》;徐玉诺的《哇哇开刀》、《云破天清的月夜和麻花王的政论》;吴伯箫的《人生》等等，也多是知识性、趣味性的随笔小品，或议论，或记叙，或抒情，考证严密，内容广泛，知识丰富，思想睿智，偏离政治，执于纯文艺，且多有着谈话风相类似的议论特征，近于周作人。

《骆驼草》周刊的文艺观则集中体现于周作人对希腊文化的研究文章以及徐祖正的文艺论文。周作人在《骆驼草》周刊上发表了其翻译的“希腊拟曲”《妒妇》、《塾师》、《乐户》、《上庙》等及漫谈“希腊拟曲”的《古希腊拟曲》与《希腊的古歌》两篇随笔。周作人一直认为，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学习了古希腊的文化就等于从源头上汲取了西方文化。而希腊精神的核心则是周作人所谓的求知、求真、求美。徐祖正在《骆驼草》上发表了很多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集中体现以周作人为中心的个性主义及自由主义文艺观。在《对话与独语》(《骆驼草》第2期)中，他说:“我觉得只有文艺界思想界是不妨各有各的意见或竟是主张。因为文艺界思想界里只有个人。为要摆脱政治社会的束缚，维护个人主见的尊严因此才有文艺思想的园地。这里不容易雷同，不须要服从。主唱个人的尊严这里面并不包含对于团体国家的无视。团体国家须要建筑在有健强的判断，有明敏的思索，有丰厚的情感的个体上的。只有文艺可以养成这种个体。”在《理性化与文学运动》的组合文章中，徐祖正阐明了他的纯文学立场和理性主义精神价值取向以及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他说:“政治革命实为生活合理化的开端。而深澈至于理性化的要求每在文艺之中方能得到若干的满足。文艺与政治即是思想实行两尖端之现露。若不明白此点则易于把两者间的地位与价值混为一事，以为文艺政策就是一种政治手段，于是过重视文艺的功用要不然就把政治与文艺视为绝无相关性的两种独立运动，于是轻视文艺不过是风人雅士之消遣品。在新旧转换的更迭期，这两种趋势亦交互地走上极端，因此，必须高扬理性精神使生活趋于合理化。理性主义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犹如黑夜行路的明灯，纵令不暇烛照别人亦能指点自己的来踪去迹，不至于常在黑暗的夜路上作一守更夫了。在黑暗布满的社会里，文艺之职务亦由如此。”[7]

俞平伯的《冰雪小品文跋》(《骆驼草》第20期，后改名为《近代散文钞跋》)亦可看作《骆驼草》散文小品的理论宣言。文章认为:“夫小品文者旁行斜出文字之别名也。……小品文的不幸，无异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幸，这似乎有点夸大狂，且大有争夺正统的嫌疑，然而没有故意回避的必要。因为事实总是如此的:把表现自我的作家作物压下去，使它们成为旁岔伏流，同时却把谨遵功令之文抬起来。并称中国文坛上的黯淡空气多半是因为谨遵功令之文，为小品文之不幸命运而鸣不平，并且当仁不让地争‘正统’之地位，他们自命为正道，以我们为旁斜是可以的，而我们自己居于旁于斜则不可;即退了一步，我们自命为旁斜也未始不可，而因此就不敢勇猛精进地走，怕走得离正轨太远了，要摔跤，跌断脊梁骨，则断断乎不可。所以称呼这些简短为小品文虽不算错，如有人就此联想到偏正高下这些观念来却决不算不错。”小品文虽不偏至于争那道统，但当仁不让之心应有。俞平伯在文艺创作方面，始终坚持“说自己的话”，而不论是否契合社会规定的情境与时代主潮等，认为只有抒情言志的文学才算是真正的文艺。他认为“作家喜被人赞，没有例外”，但倘若“把创作的重心完全放在读者身上，而把刹那间自己的实感丢开”，则“很不妥”[8]。周作人循此思想，进一步强调:“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大时期，集团的与个人的，集团的就是载道的，个人的就是言志的，整个文学史也即集团的载道的文艺与个人的言志的文艺的矛盾运动史。”而小品文即为文艺的少子、言志的散文、个人文学之尖端、文学发达的极致。并说，它的发达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9]在此种思想的统制下，周作人等的小品文被挤压成了草木虫鱼、古董野鬼的纯趣味天地。有着奇异才情的梁遇春是《骆驼草》散文的“另类”，其散文多以死亡、春阴、苦笑、醉梦以及对爱情、流浪汉、救火夫等的歌颂为题材，洋溢着一股空朦迷离、忧结中怀、绝望凄凉的“黑暗”之美。梁遇春属内省型的人，耽于冥想与内视，他那趣味横生、飘逸轻灵的议论性的散文是一种“独语”式的美文。

要言之，周作人、俞平伯、徐祖正、徐玉诺、梁遇春等人的散文基本上都属于随笔小品，总体特征是:偏于外向，散点透视，零碎松散，日常语境，家常底色，个性言志，亦有冷嘲和热讽。另外，他们往往注重思想，忽视文体的自觉，记叙、抒情、议论“三体并包”，重视现实生活的真实，忽视深层的审美价值。周作人等的“美文”总体上来说不是纯正的、真正文学史意义上的京派散文，但其对以后京派散文创作的影响不容低估，他们特别是周作人，是京派的偶像。京派文学包括京派散文欣赏的是其精神境界，对文学自由的精神，疏离于政治的态度，矜持之品位的悠然，这也正是他们和后期沈从文、何其芳等的结合点。并且，《骆驼草》同人多受传统文化濡染，其趣味小品、诗化小说、文艺论文等等，都显示出其对中华本土文化的坚守，这些无疑亦暗示了后来京派文人自觉地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的基点。另外:《骆驼草》同人中的废名、梁遇春、吴伯箫等不同，他们的不少作品沉醉于世外桃源的描写，人性的淳朴，小人物的苦涩命运，重视想象的美感以及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等等，被后期散文作家引为同道;周作人“涩”之文体，废名“隔”之文体，也更似一股潜流在后继新近作家中影响深远。

《骆驼草》已显示出京派文学主要是京派散文的前期风候。

二

如果说，《骆驼草》显示了京派散文的前期风候，大公报“文艺副刊”使京派散文初具“派”的形态的话，那么《水星》则标志着京派散文代表作家的集体亮相。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于京派散文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它使得京派文学中以散文创作风格趋近的代表作家群以“派”的面貌留下历史的印记，为京派散文的标志性刊物和主阵地。

《水星》杂志创刊于1934年10月10日，终刊于1935年6月，每月一期，共出两卷9期，由北平文华书局发行，主编是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郑振铎等，实际负责的是靳以和卞之琳。投稿简单，专登创作，内容纯粹，不杂广告，版式干净，重视创作，不要论文和译稿。在散文方面，《水星》的态度同于大公报“文艺副刊”，推崇何其芳、李广田、沈从文、吴伯箫、李健吾等人的精美散文，特别是对何、李，几乎每期都有其散文创作。前期形成于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期的京派散文标志性和代表性的作家几乎都在《水星》上发表了作品并垄断了散文栏。它在京派散文创作的重要性上超过了《骆驼草》、《文学杂志》等，集中发表代表性的京派散文作家作品，使京派散文以“流派”形象昭示于世人。

作品主要有: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虎雏再遇记》、《情绪的体操》、《湘行散记·箱子岩》、《湘行散记·一个近视眼朋友》;李广田的《种菜将军》、《画廊》、《过失》、《花鸟舅爷》、《浪子递解记》、《桃园杂记》、《五车楼》;吴伯箫的《天冬草》、《海》;何其芳的《岩》、《炉边夜话》、《伐木》、《哀歌》、《魔术草》、《楼》;李健吾的《搬家》、《看坟人》;方敬的《城垣》、《山城小住记》;南星的《更夫》、《露斯》、《庭院》、《诉说》、《古老的故事》;英子的《老画师》;芦焚的《谷之夜》;鹤西的《点画》、《小草》;盛成的《沙漠中朋友》等等。

《水星》杂志的散文个性，显然与沈从文、卞之琳、李健吾等特别是沈从文为其编辑有关。在《水星》时期，沈从文就明确拒绝过趣味“幽默小品”推崇抒情性艺术散文。在《风雅与俗气》(《水星》，1935年3月，1卷6期:第576页)中，沈从文严厉批评了小品文的圆滑投机态度:“这些人一面对于文章风格体裁的忽视与鄙视，便显得与流行文学观并不背道而驰。这方面幽默一下，那方面幽默一下，且就证实了这也是反抗，这也是否认，落伍不用担心了。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主张把注意点与当前实际社会拖开一点，或是给青年人翻印些小品文籍，或作点与这事差不多的工作，便又显得并不完全与传统观念分道扬镳”，其结果便是:“幽默刊物综合作成的效果，却将使作家与读者不拘老幼皆学成貌若十分世故，仿佛个人皆很聪明，很从容。对一切恶势力恶习气抱着袖手旁观的神气。在黑暗中他们或许也会向所谓敌人抓一把捏一把，且知道很敏捷的逃避躲开，不至吃亏。但人人都无个性，无热情，无糊涂希望冒险企图，无气魄与傻劲”。沈从文所希望的也就是自由的发展，健全的人格，独立的创造。并颇为认同具有创造性的艺术性散文。正缘于此，沈从文对何其芳的艺术散文一直颇爱有加。在具体写作上，沈从文极力倡导:“我要他们先忘记书本”，“能够把这些妨碍他们对于‘创作’工作认识的东西一律忘掉，再来学习应当学习的一切，用各种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执笔时且如何训练一个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种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我以为能够这样，这作品即或如何拙劣，在意识上当可希望是健康的，在风格上当可希望是新鲜的，在态度上也当可希望是严肃的。”[10]在《情绪的体操》(《水星》，1935年，第1卷2期:第209页)中，沈从文鼓励青年将文字视为一种精神或情感方面的体操。“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李健吾以批评闻名，他倡导艺术家不为现时、不为功利，虔诚地对待文学创作，集中代表与保守着整个京派文学包括散文的共同态度。在《艺术家》(《水星》，1934年10月，1卷1期:第85－86页)中，他说:艺术家追求的是永恒的意义:意义有深有浅，一个是精神的，远大的，可感而不可触，一个是功利的，现时的，一目可以看尽。而艺术家往往不顾，甚至牺牲了后者，来完成他的理想——“一个遥远而渺茫的金色的梦”。现实之中“窘迫”的艺术家，应对艺术抱有笃定的信念。于其意义，“和一个人的无形的气质一样，就在你为人误解或者仇视的时候，渐渐沁入读者的心灵，形成牵此动彼的谐和。因之你也打在宇宙的长链上，仿佛一个有力的环子。”

如果说，《水星》上的小说大量充斥着诸如茅盾、蹇先艾、张天翼、艾芜等左翼作家作品，而京派作家作品仅占三分一强，显示出《水星》杂志的开放性的话，散文则显示出京派的集中性。并且，《水星》常常在体例安排上将散文放在小说之前，打破惯有的安排体例，显示出散文得到《水星》编者们的足够重视。在《水星》的散文作家中，何其芳和李广田是最为重要的两位，而其他作家往往又是以北大、清华的教授学生为主的新进京派散文作家。之所以如此，作为编辑的卞之琳其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卞之琳与何、李二人是北京大学的校友同学并早已熟识。卞之琳和李广田分别于1929年与1931年考入北大外文系，何其芳则是1931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在以文交友的文化氛围中，三人互相影响互相学习且交往甚密。其于1936年出版的《汉园集》为人们所熟知，被称为“汉园三诗人”。恐怕多因如此，《水星》几乎成了何其芳、李广田进行散文文体试验的园地。何其芳曾说:“督促着我的是一个在北方出版的小型刊物。我前面提到的那一位同学，也就是它的编辑人之一，常到我的寄宿舍里来拿走我刚脱稿的文章。而且为着在刊物的封面上多印一个题目显得热闹些，我几乎每期都凑上一篇。”[11]实际上，《水星》刊登了何其芳、李广田1934－1935年几乎所有的散文作品。而1934年前后，也正是他们对散文进行艺术探索的关键时期。李广田曾回忆说:“大学毕业的一年，也正是我那些贫血的作品开始陆续出版的一年。”[12]《水星》成了何其芳、李广田等为代表的京派散文实现文体探险的实验田。他们大胆借鉴各种文体的理论资源，倾向于写散文不拘一格，不怕混淆了短篇小说、短篇故事、短篇评论以至散文诗之间的界限，不在乎写成“四不像”，但求艺术的完整。比如:何其芳对阿索林的借鉴。在散文创作中，融入小说、诗歌、戏剧技法。形成了“故事的文本”、“诗歌的文本”、“戏剧的文本”;视角的变幻，独语体的开掘，梦境的描写，以及对象征、隐喻、暗示等手法的运用，突破了20年代散文偏于现实的局限，突显了散文形式的自足之美，实现了散文从理性至感性的回归与提升，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当然，《水星》上的散文作家亦有茅盾、周作人、郑振铎、靳以、冰心、朱自清、巴金、蹇先艾以及京派影响下的丽尼、陆蠡等，但其比重较少，在《水星》共68篇散文的总量中，不足三分之一，且有不少的题记、序言、随笔等，不属于艺术性散文，他们的出现，多仅仅表示出一种对后辈的鼓励姿态，更多的还是后起的京派作家。

刊物的个性是编辑者理想的外显，是编辑主体追求在实际工作中定格的结果。正因为此，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期的散文编辑思想得以延续并彰显。

三

《文学杂志》于1937年5月1日创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每月一期。朱光潜任主编，实际起作用的是沈从文和朱自清等。是一份真正属于京派自己的同仁刊物，1937年8月1日出版第一卷第四期时，因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处于蓬勃之势的《文学杂志》不复存在。1947年6月1日《文学杂志》复刊出版第二卷第一期，直到1948年11月初出版第三卷第六期后，因各种原因停刊，前后两个时期共出版了三卷二十二期。《文学杂志》的主要特色是:追求个性，兼容并包，驳杂中见统一，理论与创作并重。对于《文学杂志》的定位，朱光潜在“发刊词”即明确表明:“我们现在所急需的不是统一而是繁富，是深入，是尽量的吸收融化，是树立广大深厚的基础。”“这是新文化思想的生发期，它不应该堕入畸形的发展，我们不妨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时在酝酿，骚动，生展，甚至于冲突斗争。”[13]这显然体现了一种有容乃大的接纳精神。“根据这种信念，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对于现代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负有什么样的使命呢?它应该认清时代的弊病和需要，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责任;它应该集合全国作家分途探险的工作，使人人在自己发展个性之中，仍意识到彼此都望着开发新文艺一个共同目标;它应该时常回顾到已占有的领域，给以冷静严正的估价，看成功何在，失败何在，作前进努力的借鉴，同时，它应该是新风气的传播者，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和热诚。它不仅是一种选本，不仅是回顾的而同时是向前望的，应该维持长久生命，与时代也不仅是一种‘文艺情报’，应该在陈腐枯燥的经院习气与油滑肤浅的新闻习气之中，闻一清新而严肃的境界，替经院派与新闻派作一种康健的调剂。”[14]

在散文方面，《文学杂志》开辟专栏，但作家成分不一，风格驳杂，具体表现分复刊前与复刊后两阶段。复刊前的散文，几乎都是京派文人之作，是京派的老、中、青几代作家的集体展示。表现如下:周作人的《谈笔记》，程鹤西的《灯》、《落叶》、《栽花》，钱钟书的《谈交友》，杨季康的《阴》，徐迟的《理想树》，废名的《随笔》，何其芳的《老人》、《树阴下的默想》，朱佩弦的《房东太太》，沈从文的《神之再现》，俞平伯的《无题》，史卫斯的《独酌》，方家达的《上下》等。作品整体上满溢着“京味”，表现着人性与“和平静穆”的美，在大自然和平常生活中感悟人生与人性。类型分别有小品、杂感、精美纯散文等，但小品、杂感数目占绝对优势。另外，《文学杂志》同时发表了主要是京派文人的大量论文与书评等。论文在前，书评殿后。论文主要有:朱光潜的《我对于本刊的希望》，知堂(周作人)的《谈俳文》，叶公超的《论新诗》，王了一的《语言的化装》，钱钟书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朱东润的《说“衙内”》，知堂的《再谈俳文》，郭绍虞的《宋代残佚的诗话》，陆志伟的《论节奏》，梁实秋的《莎士比亚是诗人还是戏剧家?》等。书评主要有:周煦良评夏衍的《赛金花》和林庚的《北平情歌》;朱光潜评戴望舒的《望舒诗稿》、废名的《桥》、芦焚的《谷》和《落日光》;李影心评陆蠡的《海星》;常风评斯诺的《活的中国》、萧军的《第三代》、周文的《烟苗季》、王统照的《春花》、杜衡的《旋涡里外》、阿英的《春风秋雨》、李健吾的《新学究》、左兵的《天下太平》;李健吾评芦焚的《里门拾记》;鹤西评废名的《桥》和《莫须有先生传》等，另有朱光潜撰写的每期“编辑后记”。显然，《文学杂志》已开始偏离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时的京派纯散文创作的倾向。

复刊后的京派散文已见风流云散之势:作家阵容虽仍以京派文人之作为主，但非京派作品日渐增多。京派文人之作有:朱光潜的《生命》、《谈读书》;冯至的《决断》;汪曾祺的《牙疼》、《礼拜天早晨》;邢楚均的《壶水曲》;刘荣恩的《第一封信》;非京派作家作品有:朱介凡的《逞刁》、《泥河烂酱》;陈方的《蜘蛛、蜘蛛网》;李瑛的《路》、《窗》;徐盈的《西山红叶》、《煤区纪行》等，非京派文人之作数目已近一半。另外亦有常风、朱光潜、李长之、朱自清、萧望卿、游国恩、陈思苓、罗大冈、冯至、盛澄华、戴镏龄、袁可嘉、陈石湘、林庚、徐家昌、傅庚生、吴之椿等的论文七十余篇。之所以如此，首要的原因与主编的编辑思想有关，《文学杂志》的“散文”专栏，仅只是一种称谓的方便，没有谨严的逻辑性，它包涵小说戏剧之外带有纯文学意味的所有文章，不再倾向于纯散文创作;其次，《文学杂志》办刊思想是追求兼容并包，隐含报刊自己的个性，仅把自己的文艺思想以自己的创作来映现，不以自己心仪的文艺思想作为刊物稿件取舍的标准，坚决反对“把个人的特殊趣味加以鼓吹宣传，使它成为弥漫一世的风气”[15]。故此，在《文学杂志》上发文的除了京派作家外，非京派、左翼作家等才日渐增多。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形式急遽变化，使得作家身不由己地面对现实，面对生活做出新的选择，京派作家也同样如此，势必影响了其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创作，使之带上明显的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远离纯正文学的旨趣，作品质量也大不如以前。朱光潜一再重申办刊的宗旨“集合全国作者和读者的力量”来办一个较合理的文学刊物，“藉此在一般民众中树立一个健康底文学风气”[16]。但事实表明，《文学杂志》基调已经由构筑田园牧歌转为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诚如朱光潜所说:“抗战胜利后复刊，出了几期就日渐衰落了”[17]，京派散文也同归没落。

综之，对整个京派文学起着重要作用的上述报刊媒体在京派散文的生成中有着更为微妙的作用。京派文学的这些刊物，大都有一个共同和重要的特点，即作为编辑者同时也在写稿，编辑家和写作者的统一，易于形成相对单纯的媒体语境，即:编辑家主体与文学创作主体的相较统一，使得整个报刊文体和文学文体趋于同质性，易于形成相对规整的艺术观念，也就是媒体语境规约着全部审美意识的变化，以至使得报刊变为一种物质载体和文化形态相统一的“巨型文本”，为其他各种具体文学样式的存在提供了一定文化氛围的话语方式，这种“巨型文本”所提供的文本形式是特定的文本形式，限制了具体作家文体的背景材料。就散文说，作为编辑者的废名、沈从文、萧乾等，本身就是写作精美散文的高手，当报刊媒体与其散文文学作为同一物质形成呈现出来时，易于形成预设的“散文作家共同体”。可以这样说，报刊媒体所创作的“言论空间”或“公共领域”限制了或者说规约了京派散文的文体选择，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京派散文文体的生成和发展以及作家群的形成。而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则与之相异，《文学杂志》表现出的是报刊与文体之间的相互改造，文体的生成与发展制约了“公共领域”的开拓。从京派的这些报刊，大可管窥出京派散文的兴衰历程。

[1]陈啸．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散文[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5):18－29．

[2]冯至．骆驼草影印本序[M]∥骆驼草(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5．

[3]周作人．草木虫鱼小引[J]．骆驼草，1930(23):8－10．

[4]废名．中国文章[M]∥冯文炳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344．

[5]废名．随笔[J]．骆驼草，1930(25)．

[6]废名．桥[G]∥灌婴．废名研究资料．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190．

[7]徐祖正．理性化与文学运动(中)[J]．骆驼草，1930(24)．

[8]俞平伯．又是没落[J]．骆驼草，1930(7):6．

[9]周作人．冰雪小品文序[J]．骆驼草，1930(21)．

[10]沈从文．幽僻的陈庄题记[J]．水星，1935，1(6):671．

[11]何其芳．我和散文[M]∥何其芳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38．

[12]李广田．自己的事情[G]∥李广田研究资料．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