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的撰述特点

2012-08-15康桂英卢光山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1期

关键词：吕思勉史学历史

康桂英，卢光山

(1．安徽理工大学思政部，安徽淮南 232001;2．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的撰述特点

康桂英1，卢光山2

(1．安徽理工大学思政部，安徽淮南 232001;2．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吕思勉所著的《吕著中国通史》，是成书于抗战时期的一部通史著作。与同期的其他通史著作相比，在体例、内容以及史学思想方面都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吕思勉的影响，尤其是书中洋溢的爱国主义热情对我们教益匪浅。通过研究《吕著中国通史》的撰述特点，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通史撰述的方向。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撰述特点

吕思勉，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生于1884年，卒于1957年，毕生致力于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工作，在中国通史以及断代史、民族史、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文化史等诸多学术领域都有广泛的建树，他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海内外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后人誉为是一位具备史才、史德和史识的历史学家。《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的第二部通史著作，由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出版上册，1945年出版下册。由于成书于国难当头、日本侵略中国最危急的时刻，所以《吕著中国通史》在很大程度上肩负起了吕思勉期望的宣扬民族文化、砥砺民族士气的重任。与同时期的其他通史著作相比，该书在体例、内容以及史学思想方面都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倍受时人的关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曾对《吕著中国通史》评价说，吕思勉所著“《中国通史》二册，其体裁很是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1]，充分指出了《吕著中国通史》的价值所在。

一、《吕著中国通史》新颖的撰述体例

《吕著中国通史》分为上下两册，上册记叙中国自远古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下册记叙中国自远古以来发生的政治军事大事，上下两册各自为篇，相互贯通，采取了一种新的体例，即将政治和经济文化各自为篇，平行叙述。这种体例表面上是把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割裂开来，实际上却是将政治军事的发生放置到了文化发展的内涵中，并且从根本上解释了几千年来政治发展的内在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更加突出了文化史的重要地位，不仅使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自成系统，而且使政治军事是通史，社会经济文化也是通史，可以说是别具一格、新颖独特。

吕思勉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体例来撰写《吕著中国通史》呢?在《吕著中国通史·绪言》中，他总结了两点原因，颇能说明他的态度。

第一，他认为往昔的历史不能很好地肩负起“历史借鉴功能”的责任，过分偏重政治，忽视社会文化经济等部分，而实际上“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因此，吕思勉提出了“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2]3的观点，认为讲历史应该突出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期从根本上揭示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吕著中国通史》采取这种体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突出经济文化的决定作用，使“历史借鉴功能”能够在文化的绵延发展中找到注解，寓意深远。其实这也是吕思勉接受唯物史观，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真谛的一种伟大尝试。

第二，他认为当时的教材很难满足学生求知的欲望，内容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着头脑，很难真正地把握历史。而当时客观的形势却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吕思勉就根据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理解，试图“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这样做既突出了经济文化的决定作用，又兼顾了政治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不仅线索明了，容易掌握，而且也不致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豫烛祸患”[2]6，可谓是用心良苦。

新史学在近代中国兴起以后，现代西方历史编纂方法也开始被中国的一些史学家借鉴运用，但是大多显得很生硬和幼稚，因此适应中国史学发展规模的史书体裁仍然处于不断地探索之中。吕思勉积极探索新史学的编撰体例，《吕著中国通史》采用的这种编撰体例可以说是他的一种尝试，而这也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历史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以往史书记载历史都是把历史分为记载“理乱兴亡”的纪传和记载“典章经制”的志两个方面，“理乱兴亡”往往是历史记叙的中心，实际上“理乱兴亡”是很难预料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而“典章经制”却是“为人豫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是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吕思勉“从传统史学中获得了借鉴:以最便于通览一代大势的编年体和最便于钩稽一事始末的纪事本末体相糅合，用以记治乱兴衰;而典章制度类的史实就直接取镜于《文献通考》的编撰体例，将社会文化等静的史实分门立类，别为专编”[3]，即用“理乱兴亡”和“典章经制”两个板块构成了《吕著中国通史》的框架，以期突出文化的作用，使后人从中悟出历史的借鉴性，发现治乱循环的关键因素以明智、以指导将来的行动，而且“梁启超‘新史学’的通史计划，由吕先生实践而落到实处，不仅符合梁先生理想中的知识储备要求，而且目标和构想也心犀相通”[4]。

后人对《吕著中国通史》的体例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首先让人赞叹吕先生匠心独运的，是他把整部通史拦腰一分，划为《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政治史》两部。这样既避免如正史般主述政治而以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为附庸，以至被讥为‘二十四姓家谱’、‘相斫书’弊病。又不像一般统编教材一样一勺烩，把一条活活的鱼切作几十块。如《中国文化史》又分婚姻、政体、财产、官制、住行、学术等十八章，读上去纬络分明，章节之间却又血脉相连，真正不枉了本书叫做‘通史’”[5]。吕思勉将这种体例还用到了《先秦史》、《秦汉史》等断代史的撰述中，收到了很好的功效。虽然这种体例也有不足之处，如使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很好地贯通、过分突出文化的决定作用等缺陷，但是它却使初学历史的人容易把握，特别在抗日战争这个烽火硝烟的年代，通过突出叙述我们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更能够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具有很特殊的历史意义。

二、《吕著中国通史》别开生面的内容

吕思勉的治学思想历经三变，成童时最信康、梁，“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如将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与梁启超在1901年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做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正是梁启超所设想的‘新史学’的具体实践”[6];晚年服膺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中的经济为社会基础之说大加称赞，认为唯物史观“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7]有助于对事实的了解。正是在此种观点的影响下，《吕著中国通史》开始有意识地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吸收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成果，把婚姻和家庭这种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作文化史研究的起点，和同时期的其他史著相比，其看法相对更为深刻，更加深入到了本质。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把人类历史上的家庭形式分为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群婚)、对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四种形式，并提出了家庭形式的发展同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密切相关的理论[8]。吕思勉对这一理论持赞成态度，在《吕著中国通史·婚姻》中，他充分运用了这一理论对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吕思勉也将人类家庭的出现建立在了群婚、对偶婚等基础之上，并且据此反驳了“以一夫一妻的家庭，为元始的男女关系”[2]8的传统看法，这个结论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而且吕思勉也认为“家庭的起源，是由于女子的奴役;而其需要，则是立在两性分工的经济原因上的”，中间起作用的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人类之间“权力之不平等，财力之不平等”[2]9，而“一切社会制度，皆以经济状况为其根本原因”[2]13，这一点与恩格斯的结论也是大体相同的，这些都充分表明吕思勉对于唯物史观已经开始理解并运用。正是因为吕思勉看到了人类婚姻制度的本质，所以他很同情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认为“贤母良妻，只是贤奴良隶”。他还对近代以来女权主义的发展持理解态度，认为其出现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女子渐加入社会的机构，非如昔日蛰居家庭之中，专做辅助男子的事情之故”，女权主义的出现是值得肯定的进步社会现象。他还预言，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人类社会必将会“实行公道”，“铲除等级治”，女子也会成为“社群制度之友”，从家庭中走出来，积极地参加社会工作逐渐摆脱被奴役的状况。他还指出那种让“女子回到家庭去”的口号是开历史倒车的人，未来社会建立的应是“一切男女以天下为公的志愿，广大无边的组织。”[2]26由此可见《吕著中国通史》进步的理论和高昂的战斗精神。

在《吕著中国通史》中，吕思勉也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面分析了基于婚姻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其他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认为，其他社会制度也像婚姻制度一样，其形成和发展也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社会组织不断变化的基础上。社会组织的变化和发展，“经济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2]31，社会组织必定要适应实际的生活，产生于婚姻基础上的氏族、国家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产物，而且认为“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经济是最广泛的，和社会上个个人都有关系;而且其关系，是永远持续，无时间断的。自然对于人的影响，异常深刻，各种上层组织，都不得不随其变迁而变迁;而精神现象，亦受其左右而不自知了。”[2]32这些观点已经明显地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了。

《吕著中国通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的未来充满自信，认为中国在接受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必定会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2]88;《吕著中国通史》还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在殷、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存在着民主政治，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加强，政权归诸于皇帝一人，民主制度逐渐被破坏，直到晚明时民主才又开始露出了一线曙光，民主的呼声逐渐高涨起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中，就提出了“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的口号，主张废除君主世袭制。近代由于时代条件所限，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亦只是晴空一个霹雳而已”[2]55，不曾见之于行动，但仍潜伏着以待时势的变化;他乐观地相信，“民主的制度可以废坠，民主的原理则终无灭绝之理”[2]54，所以，未来的中国一定会继承远古以来就存在的民主传统，废除封建的枷锁，实现民主政治。

三、《吕著中国通史》的爱国情怀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崇高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遭遇了一次最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这种形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光荣传统在史学界得到了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史学经世的爱国主义传统被发挥的淋漓尽致，爱国主义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史学著作的主旋律。连一向认为“要研究学术，却要置身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9]，重视考据的吕思勉也开始“由重‘求真’，轻‘致用’转而用史笔直接为抗战服务”[10]。国史历来都被视作传播文化和发扬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载体，在20世纪40年代这个民族危难的时刻，中国史学界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国史著作，它们企图以祖国光荣和灿烂的文明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吕著中国通史》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一部通史著作，全书以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来鼓舞民族自信心，宣扬抗战必胜的信念。

首先，他指明了中国现时的主要敌人，让国人明确了斗争的主要对象。

《吕著中国通史》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在回顾这些文化现象在中国发展的同时，也叙述了我们的文化在近代转型时期受到的打击。原因自然有很多，但关键的因素就是长期的闭关自守和盲目自大使我们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近代外国势力的入侵使我们的国土沦陷，国家主权不保，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权等一系列主权丧失，尤其是日本的侵华战争使我们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而当时的国内也是政治混乱、军阀混战不断，这样就使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受到了严重的损害。面对外侮和内害共同危害祖国的紧急状况，吕思勉清醒地向国人指出中国当前的主要敌人依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国人团结一致抗战到底，争取民族独立。他说，“中国革命前途重要的问题，毕竟不在对内而在对外。军阀的跋扈，看似扰乱了中国好几十年，然这一班并无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识现代潮流的人，在今日的情势之下，复何能为?他们的难于措置，至少是外交上的因素牵涉在内的。而在今日，国内既无问题之后，对外的难关，仍成为我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经济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更无生息的余地，资源虽富，怕我们更无余沥可沾。在文化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亦断无自由发展之余地”，所以必须夺回丧失的国家政权，维护民族利益、保护文明不受侵害才是最关键的问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节节进逼的侵略气焰，吕思勉启示国人只有坚持抗战才有出路，“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这些看法无疑是很正确的，而且与我们民主革命的目标相一致，充分体现了吕思勉的远见卓识，对投降派和内战派是一个有力的还击。

其次，号召国人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念。

吕思勉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坚信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定会成功。他在《吕著中国通史》的结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没有前途之理?”[2]495－496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形势是暂时的，因为“战争只是社会的变态”，“变态是决不能持久的。资本的帝国主义，已在开始崩溃了”，“我们虽有横绝一世的武力，大势所趋，决然要用之于打倒帝国主义之途，断不会加入帝国主义之内，而成为破坏世界和平的一分子”[2]157，中国这个千年文明古国必将会“大器晚成”。本书的结尾他还借用梁启超所译英国诗人拜伦的诗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和自信:

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娇。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马拉顿前啊!山容缥缈。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今生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吕思勉所引用的诗充分表明了他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强烈信念，这对于坚持抗战必败、抗战亡国的悲观论调是一个有力的反击。《吕著中国通史》全书处处洋溢着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是吕思勉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抒发抗战必胜信念的书生报国的具体行为和实践。他的这种激励国人志气来抵抗外侮，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的战斗精神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吕思勉所著的《吕著中国通史》，“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从中找出一些历史经验，用来指导今后的行动”[11]。本着这样的写作宗旨，吕思勉凭着深厚的旧学根底，以二十四史为基础，博采群书，融会贯通，对各种“典章经制”的叙述非常详尽和完备，所以《吕著中国通史》至今仍是一些学者案头上的参考书，史料价值非常高。但是由于《吕著中国通史》成书于中国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的非常时期，碍于当时图书资料十分匮乏的时代条件所限，吕思勉没能看到当时史学界最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所以在材料的构成上有的地方稍嫌薄弱。吕思勉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自述—— 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中自评《吕著中国通史》说，“下册仅资联结，上册农工商、衣食住两章，自问材料尚嫌贫薄，官制一章，措词太简，学生不易明了，余尚足供参考”。[12]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它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相反，我们认为吕思勉用丰富详瞻的史实叙述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演变和典志沿革，在进步的历史观指导下，运用新的通史体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了一番新的梳理，为20世纪中国新型的通史撰述起到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作用，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M]．上海:胜利出版公司，1947:85．

[2]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476－497．

[3]虞云国．论吕思勉的新史学[J]．历史教学问题，1998(2)．

[4]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J]．史林，2008(1)．

[5]杨早．一本个人化的历史[J]．读书，1997(9)．

[6]张耕华．吕思勉:史学大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86．

[7]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34．

[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

[9]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上[M]．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02－404．

[10]洪认清．抗日战争时期的史家与史学[J]．史学史研究，2005(3)．

[11]杨宽．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1281．

[12]吕思勉．自述—— 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J]．史学理论研究，19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