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飒

行政管理与基本权利
——以近代出版自由为视角

柳 飒

近代基本法确认出版自由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可是，清末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却是施行“管制”+“侵犯”的行政管理模式，不是“消极不作为”而是“积极进取”到公民自由权的范畴，致使公民的出版自由变迁为出版不自由。由此可见，公民的基本权利仅有基本法的确认是不够的，应警惕行政权的滥用并构建有效的制约体制，以便形成行政权对基本权利的良性效力。

基本权利；出版自由；行政管理；行政权

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到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都规定公民享有“出版（或刊行）之自由”，在基本法层面确认了出版自由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基于自由权的属性，国家对出版自由“负有不加侵犯与防止侵犯的义务”［1］（71），可是，近代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却是施行“管制”+“侵犯”的行政管理模式，致使公民的出版自由变迁为出版不自由。

一、行政法规对出版自由的削减

近代各基本法对于行政立法权予以了保留，规定总统在国家处于和平时可以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托而发布命令，在国家遇有自然灾害、疫病或国家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时可以发布紧急命令。于是，大量的行政法规合法出台，并藉借强势的行政权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规范。这些规范以统治为理念，以秩序为价值，往往无视甚至违背基本法对基本权利的确认，在政治需要的背景下，对公民的自由予以严苛的限制，在法制层面大大削减了自由的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