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

（复旦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043）

一、引 言

在某种意义上，荀子思想是以“性恶论”作为其重要标识的，至于此一看法在理论上是否合理那是另一回事，①唐君毅先生便认为：“谓荀子之思想中心在性恶，最为悖理。”（《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香港：东方人文学会1974年修订版，第111 页。）而在阅读《性恶》篇时，荀子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一句，更如同一部交响曲的主部主题一样，反复奏响。的确，在理论上，人之性既然为恶，则为善何以可能？此为学者常常追问之事，但荀子却也的的然宣称“涂之人可以为禹”，此中似尚可分解，此其一也；其二，在学者的理解中，恶既属之于内在的人性，善之伪似乎纯成了外在的形塑，不过，荀子也曾确确然表明“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礼论》），似乎“性”与“伪”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内外关系，而有其复杂的内在关联[1]410。要言之，荀子的“性恶论”一方面认为人生而有感官耳目之欲，好利而恶害，若顺是而无度量分界则必为恶，另一方面荀子又断言人皆可以为禹舜，而同在《性恶》，荀子在面对“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的“自难”时，荀子却给出了“可以而不可使”的回答，这种回答似乎通过直接诉诸理论的可能性与现实的可行性之间的辨证对问题进行了回答。

不过，话虽这么说，若执诸荀子思想的脉络系统，此“可以而不可使”一句所蕴涵的理论问题实可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学者在研究荀子思想时，虽对此已有阐发，但或格于文义，或限于《性恶》篇之文本等等，而对其间所可能包含的“意义剩余”不免有所遗漏，本文试图就此作一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