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冠群，曾凡贵

（1.湘南学院大学英语部,湖南郴州 423000；2.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镜花缘》林太乙译本中的杂合现象探究

雷冠群1，曾凡贵2

（1.湘南学院大学英语部,湖南郴州 423000；2.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从霍米·巴巴杂合理论的视角，从语言、文化、文学三方面分析林太乙女士《镜花缘》英译本中的杂合现象，可发现：其译本中的杂合是作为族裔散居者的译者诠释母国文化的重要手段，译者自身与其所代表的华裔族群在杂合形成的第三空间中得以显身，进而在译文中实现了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杂合；林太乙；《镜花缘》

一、引言

在霍米·巴巴将起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杂合”一词引入文化研究领域之后，杂合概念逐渐成为译界的热门话题。在西方，劳伦兹，贝尔曼，西蒙，根茨勒等学者探讨了源语文本中的杂合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方法。梅尔，韦努蒂，尼南贾纳等人则主要关注杂合译文对译入语文化的影响。在国内，李全安，金隄等人初步讨论了多语文本的翻译。韩子满首次对汉译英语文学作品中的杂合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在他之后，孙会军、郑庆珠，胡敏文，孙广治，王秀梅，张志强，洪涛等人都加入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当中。迄今为止，国内翻译界对译文杂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证明了译文的杂合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普遍性；（2），杂合的译文作为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综合使用的产物，结合了二者的优点；（3），杂合译文具有积极作用，是弱势文化抵抗文化霸权，并使自身由弱变强的有效途径。在现有研究中，汉译英过程中的杂合现象极少被论及，译者的本身因素与译文中杂合现象间的关系也一直为人们所忽视。仅有少数的学者在讨论杂合时提到了来自译者的影响，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分析。有鉴于此，本文旨在以霍米·巴巴的杂合理论为视角，详细分析林译本中的杂合特征并探讨译者创造杂合译本的原因。

二、杂合理论及文本介绍

（一）霍米巴巴的杂合理论

“杂合”（hybrid）一词出现于17世纪，源于生物学，后来逐渐被引用到其他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领域。它指“具有了发生交流的两方的特点，但又与两方都不相同的混合体，而且这种混合体还具有其母体各方不可比拟的优点”[1]54。

文学理论对这个概念运用得最频繁，造成的影响也最大。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把“杂合”定义为“单个语句界限之内、语句的范围之内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两种被时代、社会差别或其它因素分开的不同的语言意识之间的混合”[2]。

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霍米·巴巴将巴赫金的“杂合”与后殖民研究融合在一起，主张殖民与被殖民的情境彼此杂糅，形成第三空间，并因而发展出存在于语言认同和心理机制之间、既矛盾又模糊的新过渡空间。巴巴将杂合定义为“一个殖民地话语的一种问题化……它逆转了殖民者的否认，于是‘被否认的’知识进入了主宰性话语并疏离了其权威的基础……。”[3]在巴巴的论述中，“杂合”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是后殖民文化与话语的一种状态，是“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1]55在语言、文化、政治、种族、意识形态等诸方面都存在杂合化；另一方面，“杂合”是对殖民文化的霸权地位进行颠覆的一种策略。“它将抵抗定位于隐含在殖民矛盾本身之中的颠覆性话语实践中，以此来瓦解帝国主义话语提出其优越性声明的基础本身。”[4]59

巴巴指出，任何文化都不是完全独立和一成不变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在两种文化接触或交流的地方会形成一个“第三空间”，文化间的差异在这个空间内发生作用，形成文化杂合体。所以这个空间“既非这个也非那个（我者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4]28。所有的文化陈述和文化系统都要在这个充满矛盾、模棱两可的阐述空间中得以构建，这个杂合的“第三空间” 使文化的意义和象征的原始统一性或固定性受到质疑，也破坏了我们对“霸权”和“始源”等的信念。

（二）《镜花缘》译本及译者林太乙

清末李汝珍所著的《镜花缘》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古典小说，也是最早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的作品之一。在已有的数个英译本之中，林语堂先生之女林太乙女士于1964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托所译的Flowers in the Mirror被公认为最佳译本。

林太乙原名林玉如，1926年生于北京，10岁时跟随家人移居美国，插班进入纽约一所小学，同时在家跟随父亲接受中文教育，成年后成为一名双语作家，著有多部中英文作品，1965年至1988年期间，担任香港《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林太乙成长于双语和双重文化的环境之中，她的文化身份不可避免地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她对故国充满感情且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几乎她所有的英文小说都是以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经历为主题。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对林太乙的影响也很显著。她曾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外进修部选修英国小说与新闻学，系统地阅读西方经典名著。她对英语的运用被评论家认为是其写作中最突出的因素。由此可见，林太乙的文化身份具有双重性，她的中国文化身份与西方文化身份交织在一起，相互融合，形成十足的杂合体。

这种混杂文化身份也影响了她的翻译实践，在Flowers in the Mirror的译序中，她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得到了充分体现：她详细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并高度评价原著“是中国文学中最富独创性的作品，在西方文学中绝无类似之作”[5]2，以及将自己看做中国人的一份子——“西方人认为我们非常认真，那会是错误的”。因此她在翻译时“尽量保留作者写作时的神韵”。同时，她对西方文化的认同表现在她从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出发，尽可能满足译文的可接受性，“努力译出一个能吸引西方普通读者的译本”[5]4。

三、Flowers in the Mirror中的杂合现象

《镜花缘》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其内容涉及医药、数学、音乐、修辞、园艺、棋艺等领域，有许多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而林太乙在翻译时努力再现原文风格，有意识地使得译本 Flowers in the Mirror在语言、文化和文学三个层面都充满大量的杂合现象[6]。

（一）语言层面的杂合

在翻译过程中，林太乙有意地采取了各种方法来再现源语文本的语言特征，主要体现在对量词，同音字及称呼语的翻译上。

1.量词的翻译

林太乙对原文中的大多数量词都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如将“里”译为“li”，并注明：“One li equals one third ofa mile.”重量单位“厘”与“钱”分别译为“li”与“chien”并分别加上注释。但林太乙有时也用西方读者熟悉的量词来表达中式计量单位，例如：

“此桌周围一丈零零四分八。”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table is 10.048 feet.”(One Chinese foot is ten inches.)

“丈”和“尺”都是中国传统的计量单位，一丈等于十尺，约等于3.3333米，林太乙将“一丈”意译为“10 feet”，约等于3.048米。她在保证原文中表达的长度与她在译文中再现的内容大致相等的同时，强调了“Chinese foot”与西方人用的“foot”是不一样的。可见在使读者能较轻松地理解译文的同时，林太乙也尽可能保持了译文的异质性。

2.同音字的翻译

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作者经常使用同音或谐音字来创造一种特殊效果，《镜花缘》也不例外，但这给译者却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例如：

“我家徒弟要访骆老爷下落，…”

“师傅休要认错！我虽姓洛，乃水旁之‘洛’…”

“I have a novice here who would like to know what happened toYoungMaster Lo.”

“You are mistaken!Mysurname isLo of the water radical.”

林太乙将同音字“骆”与“洛”都译为“Lo”，但这两个音译字母不仅同音而且同形，会让没见过中文方块字的西方读者感到疑惑，而且水旁之‘洛’被直译为“Lo of the water radical”，这是种怪异的表达，因为在西方人的眼中“Lo”这个字母跟水没有半点关联，于是这个表达在英文文本中构成了一个异质因素，这种杂合的文本让读者意识到他们阅读的不是地道的英文作品而是翻译，字母“Lo”提醒读者它并不只是纸上的一个简单字母，而是代表了在另一种文化中使用的象形文字，它们是由带有不同意义的偏旁所构成的。

3.称呼语的翻译

林太乙对原文中称呼语的翻译也别具一格，例如：

国舅垂泪叹道：“此话提起甚长，自贤甥去后，……”

The“Royal Uncle”shed tears and said,“It is a long story.After you left…”[20]

“贤甥看了自知。”

“When mynephewread it,he will understand.”

在古代中国，某人当面称自己的外甥为“贤甥”是很普遍的现象，在第一个例子中，林太乙根据这个词的语用意义将它直译为“you”，但当这个词紧接着第二次出现时，林太乙却用了直译的方法。这对西方读者来说是种怪异的表达法，因为在他们与人面对面的交谈中，“he”只被用于指代第三方而非参与谈话的任何一方。但读者仍然能通过上下文推断出这个“my nephew”与上文的“you”是同一人。

众多的音译、直译词语构成了林译本中的异质成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用西方话语再现文本，同时利用译文中的异质成分对这种话语本身进行抵抗和颠覆。语言层面的高度杂合也体现了林太乙为读者展现了中文语言特点的强烈愿望。作为在白人主流社会中“隐身”的少数族裔，她在翻译中通过杂合保留母语语言特征，来暗示作品、作者和译者的文化身份，从而也使自己在译本中得以显身并发声。依据霍米·巴巴的理论，这是译者及其所代表的华裔族群反抗文化霸权，在宿主文化中显示自身独特身份的有效策略。

（二）文化层面的杂合

文化层面的杂合主要体现在人名与中国特有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

1.人名的翻译

林太乙将原文中出现的一百多个人名分为两类，对于虚构人物的姓名，采用意译，如“林之洋”译为“Merchant Lin”，多九公译为“old Tuo”，“林婉如”和“阴若花”译为“Lin Pleasant”与“Yin Flowerlike”，这种译法充分体现了人物的身份地位和其姓名的含义，使读者易于理解。但林太乙的意译也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归化，因为她依然把人物姓氏放在最前面，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置于名字之后。

对于原著中的历史人物的姓名，林太乙则非常谨慎，她全部采用音译的方法，只在某些人名前加上头衔以表明他/她的身份，如“武则天”译为“Empress Wu Tse-tien”，“唐中宗”译为“Emperor Chung-tsung”，“上官婉儿”和“徐敬业”译为“Shangkuan Waner”和“Hsu Ching-yeh”，林太乙在努力再现这些人物原始面貌的同时，还在译文后的附录中加上对于他们的介绍，这些介绍是如此详细以至于完全可以被当做历史文献来阅读。比如她在介绍骆宾王时甚至提到了他的作品《讨武曌檄》，并说明这已经成为一篇经典性的散文。人名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林太乙近乎固执地保留和再现了那些深深浸染了中国文化气息的历史人名，体现了她对源语文化的尊重，而那详细的注解则透露出译者希望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热切之情。只要考虑到林太乙的文化身份便不难理解她这样做的动机，可以说她的中国文化身份极大地影响了她的翻译策略，从而造成译文中的杂合成分。

2.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镜花缘》中有大量中国特有的文化负载词，林太乙对其中的中药名称采取了特殊的双重译法，例如：

血竭肆两。

4 ounces ofgumofdragon’s blood(calamus draco)

雷丸五钱。

Five chien ofthunder pills(mylitta lapidesce)

在译文中，药材的拉丁语名称同它们的直译表达法并列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杂合，表面看来这是种完全没必要的过度翻译，因为那些被直译过去的药材名称对西方读者来说完全没有意义，他们无法把这些名称同那些特定的草药联系起来，而事实上林太乙通过这种偏激的方式将这些新奇的表达强加到目的语读者的认知中去，使他们可以从译文中的这些异质因素中得获得新奇感，从而欣赏两种文化间的不同之处。

尽管林太乙的翻译体现了抵抗西方文化权威性的强烈意识，但她的目的却不是要树立另一个权威，作为美籍华人的她不可能创造一个完全异化的文本，因为这意味着对她自身的西方文化身份的否定。林太乙不可能将自己混杂的文化身份割裂开来，所以杂合是她唯一的选择。在林译本中，音译的中文词汇、地道的英文习语、拉丁语、法语词相互交织，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不复当初的纯粹状态。这个高度杂合的译本打开了一片“罅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在这个矛盾的、模糊的第三空间中，文化的意义和象征失去了原始的统一或固定性，而可以被重新阐释，中西方文化不再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而可以进行对话和协商，在这个空间中，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严格界限不复存在。

（三）文学层面的杂合

林太乙对原著的忠诚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上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作为一名深受西方文学范式影响的英语作家，她对原著的写作风格评价不高：“小说的结构有一些任何编者都无法克服的明显缺陷”[5]4。《镜花缘》是典型的章回体小说，共有一百回，林太乙大胆对原文的章节进行重新划分、删节、重组，将其浓缩为三十一章，并去掉了每回开头以八字对联形式写出的标题，这样一来，译文显得简洁精练，更能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需求。但林太乙没有彻底改变有中国古典小说特色的叙事模式，原著每一回的结尾都有“未知如何，下回分解”这句话，林太乙直译为“If the reader wants to knowwhat happened next,please turn tothe following chapter”并将其加在新分的每一章之后。

再者，为使目的语读者更好理解译文，林太乙在其中加入了自己撰写的说明性文字，“作为连接上下文的部分，以使叙述的连接流畅”[5]3。这些文字以首行缩排标出，与翻译部分区别开来，这体现了译者的严谨态度：自己加入的成分只做补充说明之用，不会改变译文的结构与内容。这种做法使Flowers in the Mirror成为了写作与翻译的杂合体。但总体而言林译本在文学层面上的杂合度明显低于语言和文学层面。

考虑到林太乙生活时代的文化背景，不难理解她这样做的原因：一些西方译者在翻译东方典籍时，特意夸大源语文本中的异质性，这种完全异化的文本在读者看来毫无吸引力甚至怪诞，加上晚清时期中国的贫穷落后，多数西方人头脑中对中国文化已形成了落后，怪异的刻板印象。在这种背景下，林太乙不可能采取韦努蒂提倡的“暴力的忠实”，将译本完全异化，而只有采取温柔的抵抗，即适度杂合。她将译文结构改造得符合西方文学叙事模式，删除掉读者不感兴趣的段落，但在剩下的内容中保留大量异质成分，使源语文化特征得以再现。她的译文就像糖衣药片，读者在轻松接受的同时会逐渐被其中的异质文化信息所影响。毕竟杂合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是抵抗，而是促进交流，只有让读者接受文本，有效的交流才算实现。所以，林太乙并没有“忠实”地逐字逐句再现原文，相反，在高度杂合的译本创造出的第三空间里，一个由她打造的，正确的中国文化的形象在西方读者的眼前浮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太乙对母国文化的忠实超越了对文本的狭义的“忠实”，她不仅仅是个译者，而更像是文化传播者（disseminator of culture）。

四、结语

上述的分析表明，Flowers in the Mirror文本中语言，文化，文学三个层面的大量杂合现象都是译者有意识的选择，林太乙利用译文中的杂合因素为目的语读者塑造正确的中国文化形象，也使自己在译本中得以显身并发出声音。在杂合的译文开辟的“第三空间”里，文化霸权被消解，文化间的差异得以显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实现了平等对话与交流。

[1]韩子满.文学翻译与杂合[J].中国翻译,2002,(3):54-58.

[2]Baktin,M.The Dialogic Imagination[M].C.Emerson& M.Holquist.(trans.).Austin:University ofTexasPress, 1981:358.

[3]Bhabha,H.The Location of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114.

[4]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4.

[5]Li,Ju-chen.Flowersin the Mirror[M].Lin Taiyi(trans.). Nanjing:Yilin Press,2005.

[6]李汝珍.镜花缘[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On theHybridityin Lin Taiyi’sTranslation ofFlowersin theMirror LEI Guan-qun,ZENG Fan-gui

(English Department,Xiangnan University,Chenzhou,Hunan 423000;
College ofForeign Languages,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2)

With Homi Bhabha’s theory of hybridity as the theoretic perspectiv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of hybridity in Ms.Lin Taiyi’stranslation ofFlowersin the Mirrorin three aspects,namely,linguistic hybridity,cultural hybridity and literary hybridity.The author argues that hybridity in Lin’s version,as an efficient way adopted by the diasporic translator to expound her home culture,formsa Third Space.In thisspace,the translator with the diasporic Chinese group that she represents becomes visible in the translation and realizes an equal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ource culture and the target culture.

hybridity;Lin Taiyi;Flowersin the Mirror

H315.9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674-831X（2012）02-0112-04

22011-11-09

雷冠群（1984—），女，湖南郴州人，湘南学院大学英语部助教，硕士，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曾凡贵（1953—），男，湖南郴州人，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语用学及翻译学研究。

[责任编辑：胡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