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凤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一直以来，晚唐诗词大多遭到否定评价。晚唐诗人吴融便开始批评晚唐诗为“洞房蛾眉”(吴融:《禅月集·序》);陆游更是不满晚唐诗，他认为晚唐诗皆为“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陆游:《跋〈花间集〉》)，因此他言辞激烈地批评道:“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陆游:《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吴可亦指出:“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格卑弱。”(《藏海诗话》)陈振孙也认为晚唐诗“气格卑陋”(《直斋书录解题》)，谢榛则指出“晚唐诗卑”(《四溟诗话》)。可见，在古代诗歌史长河中，晚唐诗曾屡遭贬弃。进入现代后，晚唐诗惨遭贬损的命运并未改观。胡适曾在1923年《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认为诗到唐末“有李商隐一派的妖孽诗出现”[1]251，并在《国语文学史》中指出“温庭筠、李商隐的诗所以能流传于后世，也是因为这种诗有两种大用处:一是人读了不懂;二是因为人读了不懂，故人不知道你究竟说了没有。”认为李商隐的《锦瑟》:“这首诗一千年来也不知经过多少人的猜想了，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猜出他究竟说的是什么鬼话。”[2]晚唐诗被胡适贬得一无是处，无从抬头。陈子展、胡云翼、谭丕模等学者亦都把晚唐诗置于遭他们反对贬斥的唯美主义范畴作为批判的靶子或例证。

可见，晚唐诗词在诗歌史上直可谓“命运不济”，未能如“盛唐诗”一样倍受赞誉。而时至20世纪30年代，“晚唐诗词”却为当时的诗人们所倾心钟爱，诗人们不约地纷纷表示“甚喜晚唐诗”[3]，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