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兵

（武汉工程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在几乎所有的“十七年文学“都遭受批判的文革时期，《艳阳天》的走红绝不是偶然的，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与它“以高度浓缩的结构和富于生活气息的描写，展示了京郊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艰难历程，在本期同类题材的长篇中不失为一部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作品”［1］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与“革命”的有机融合。

众所周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一直是文坛关注的焦点话题。“工农兵文学”口号提出之后，对这一话题的关注更是持续升温，“新民歌”和“革命通俗小说”等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口号直接催生的文学成果。实现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一个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是将“传统”与“革命”嫁接起来，以传统的手法来表现“革命”的主题，所谓“旧瓶装新酒”。当时的批评家在论及“革命通俗小说”时曾指出，《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作品“具有民族风格的某些特点，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化、群众化，极少有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准确的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风貌（如《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等等），它们的普及性也很大，读者面更广，能够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2］。

尽管“革命通俗小说”曾风靡一时，成功地造就了一批红色经典，但随着以《红旗谱》和《青春之歌》为代表的“成长小说“的兴起，这种文学类型便很快退出了文学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