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九仓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200241)

陈思和先生将文化空间分为三大块，即庙堂、广场和民间［1］。相对生存于其间的是政治官员、知识分子和民间人物。中国小说源于历史传记［2］，历史传记的主人公大都是王侯将相。随后的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也都热衷于对政治官员、知识分子等上层人物的塑造，对于民间人物，偶有涉及，终不是主流。

及至“五四”，“文学革命”主将陈独秀振臂高呼:“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3］但文学革命的目的是改进国民精神，重视的是思想启蒙与政治教化，轻视艺术形式和审美娱乐。再加上文学革命的主将们精英意识明显，启蒙也只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事情，于普通百姓何有哉?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赵树理指出:“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4］从此，文学加快了走进民众的步伐，掀开了以小人物视角写小人物喜怒哀乐的新篇章。

汪曾祺最感兴趣的就是民间人物，他喜欢“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5］301。汪曾祺笔下多为凡夫俗子、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小人物的生活图景。从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身上，作者看出的不是苦痛和灾难，而是美和诗意。

一、人情美

“人总要有点东西，活着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