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九仓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200241)

陈思和先生将文化空间分为三大块，即庙堂、广场和民间［1］。相对生存于其间的是政治官员、知识分子和民间人物。中国小说源于历史传记［2］，历史传记的主人公大都是王侯将相。随后的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也都热衷于对政治官员、知识分子等上层人物的塑造，对于民间人物，偶有涉及，终不是主流。

及至“五四”，“文学革命”主将陈独秀振臂高呼:“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3］但文学革命的目的是改进国民精神，重视的是思想启蒙与政治教化，轻视艺术形式和审美娱乐。再加上文学革命的主将们精英意识明显，启蒙也只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事情，于普通百姓何有哉?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赵树理指出:“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4］从此，文学加快了走进民众的步伐，掀开了以小人物视角写小人物喜怒哀乐的新篇章。

汪曾祺最感兴趣的就是民间人物，他喜欢“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5］301。汪曾祺笔下多为凡夫俗子、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小人物的生活图景。从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身上，作者看出的不是苦痛和灾难，而是美和诗意。

一、人情美

“人总要有点东西，活着才有意义。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才叫活着。”［5］414正是对活着的执着，对人生意义的积极观照，才使汪曾祺小说中的小人物，显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从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身上，首先领略到的是人情美。汪曾祺说:“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5］300－301汪曾祺笔下人物，多有儒家倡导的人情味，或者说是伦理之美。

《大淖记事》里小锡匠被打成重伤，巧云主动承担养护的任务。几位大娘大婶，杀了下蛋老母鸡，锡匠们凑钱，买了人参熬了汤。“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小锡匠。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了出来。”这里表现的正是仁爱之心。

《岁寒三友》中的靳彝甫，则是豪爽、慷慨、讲义气的典型。两位朋友，落入窘境，他毫不犹豫地将视若生命的三块田黄石章变卖，所获银两全部周济王瘦吾和陶虎臣。小说结尾，窗外下着大雪，我们相信，三个人的心头一定暖洋洋的。

还有《徙》中一读难忘的高北溟先生，清高，孤傲，却尊师爱生，为了刻印恩师谈老先生遗稿，舍弃女儿上大学的机会，致使女儿郁郁而终。遗憾之余，又为高先生一心报师恩的忠信感动。

儒家的美和善经常同义，所谓“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里仁为美”(《论语·里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汪曾祺笔下的善行也不胜枚举。《陈泥鳅》中的陈泥鳅救人不计报酬，冒死捞人，赚钱只是为孤寡老人救孙子。《榆树》中的侉奶奶为多少人纳过鞋底，却从不计较价钱。《熟藕》中卖熟藕的王老，挑最好的藕送给生病的小红;王老死后，坐月子的小红让丈夫烧香磕头。《礼俗大全》中的吕虎臣关心别人，为亲戚朋友操劳，并劳累过度，摔倒中风，却临死遗言，不惊动亲友，薄葬，入土为安。

多有论者认为，汪曾祺受儒学影响最深，故所创作人物多合儒家审美理想，或因汪曾祺自称“人道主义者”，小说人物便有人道主义精神。但大家忘记了汪曾祺生平最恨主题先行论，他绝不会心目中先有儒学之德，然后敷衍故事以传之。汪曾祺创作强调鲜活的生活，甚至讲自己创作多来自真人真事，可见其小说中的人物是“自在”的。而民间竖子，不见得识儒学“三昧真言”，却能身体力行，其实他们践行的并非儒学，而是民间本真自在的德性和伦理。孔子创儒学，亦非空穴来风，他的许多伦理观念，自是撷取于民间，只是系统化而已。苏轼《荀卿论》中评孔子:“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汪曾祺以儒家情怀、人道主义慧眼，在民间找到了一批不知儒学而践行其礼的小人物，对这份来自民间的真和善进行了审美观照，展示了“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的人情美画卷。

汪曾祺对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呢?他说:“读书人表面上清规戒律，没乡下人健康，其实他们暧昧关系还是很多。”［6］这里说的是“性”的问题，其实“不健康”又何止于此呢?

汪曾祺小说中称得上读书人的并不多，金冬心作为代表，却是“文人无品”的最好注脚。金冬心，历史上实有其人，扬州八怪之首，颇负盛名。但《金冬心》这篇小说并非是历史小说，倒有点像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戏说古人，以讽当今。金冬心，以诗、书、画三绝，跻身于社会名流，来往迎合，都是高官大商。他受请于大盐商程雪门，陪宴两淮盐务道铁保珊，席间行酒令，程雪门赋诗文理不通，金冬心临场救火，用他快捷的思维，硬把歪诗圆过场去。如果故事仅仅至此，金冬心出口成章，倒是令人佩服的。但金冬心的救场另有深意，因顾全了程雪门的面子，那自然是有赏钱的，而金冬心正需要这笔钱，他要买福建运来的素心兰。这样的金冬心便令人生厌，他缺乏知识分子的独立操守，表面斯文，内心阴暗，为些许小利，在官商面前奴态尽显。作者还不时穿插金冬心对袁子才的评价:俗!装模作样!倚人自重，斯文走狗!金冬心的切齿痛恨，来源于袁子才没有帮他卖灯。而这些评语，无疑更适合金冬心本人。作者通过主人公之口骂自己，更增加了小说的讽刺效果。

至于汪曾祺塑造的现代读书人，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鸡毛》里的金昌焕。金昌焕是西南联大一个学生，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他自私自利，在宿舍里独占一个单元，制作了“一间屋中之屋，成了他的一统天下”。他精于算计，从不花钱买纸，带着一把剪刀，趁晚上，把墙上贴的各种启事、告白剪下来，“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世俗势利，学习就是为了当银行职员，“至于经济思想史、经济地理……这些空空洞洞的课程，他觉得没有什么用处，只要能混上学分就行，不必苦苦攻读，可以缺课。”他冷漠无情，一段风流韵事，动情是因为“嫣然一笑”，求爱“附赠金戒指一枚”，被拒毫不在乎，当着众人取走了求爱信和金戒指。爱情对他只是一个程序，完全不会激起感情的波澜。当然，他最大的恶行，是偷吃了文嫂三只鸡，而且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临走连一根布丝都带走了，却留下了三堆鸡毛和文嫂的鼎罐。随鸡毛留下的，是他的卑劣、无耻和可恶。

文嫂是善良的，她人很老实，乐于助人，工作勤恳，“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在这个乡下人眼里，金昌焕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先生，但偏偏是这么一位先生，偷吃了她赖以生存的三只鸡。作者用笔至此似乎还不过瘾，他把鸡也写得颇懂礼节，这些鸡，“进窝时还故意把脑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耷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鸡教。”偏偏遇到了既不文雅、又无教养的读书人，更加彰显了金昌焕的丑恶和下流。

可以说，汪曾祺对读书人不敢恭维，甚至有点鄙夷，因为他以民间自然“人性”的标准，来观照读书人，发现他们徒有斯文外表，内心却卑琐可笑，肮脏不堪，不似民间自然纯朴，率真可爱。

二、人性美

小人物身上，除了善和爱，汪曾祺还突出他们人性中率真、自由的一面。我们看下面两组对话:

“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么?”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么?”

“我值。”

“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

“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大淖记事》)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声说:“要——!”

“快点划!”

——(《受戒》)

这是乡村少男少女的爱情私语，多么单纯、坦诚、强烈、直露，甚至富有野性。

在汪曾祺的乡土世界里，人性与自然融合，显得格外恬淡、朴实、自由。《受戒》里小英子一家四口，独居小岛，三面环水，大桑树，菜园子，双色院墙，大红春联，牛屋，猪圈，鸡窠，鸭栏，明亮的玻璃，香艳的栀子花，恍若一个世外桃源;这家人勤劳，能干，和气，机灵，日子过得舒适兴旺。《岁寒三友》中的靳彝甫虽日子紧巴，却识得“四时佳兴”，种花养草放风筝，育荷喂鱼斗蟋蟀，过得清淡潇洒，活得有滋有味。《大淖记事》中兴化帮的锡匠们，讲义气，为人耿直，互通有无，不抢生意;闲暇时节，打拳练武，吹拉弹唱，颇通消遣之道。汪曾祺笔下，生活古朴温馨、闲散自在，人们乐在其中，尽情敞开生命，随性而动，甚至超脱世俗，达于意志自由的境界。这似乎更契合于道家的审美理想。

然而这还不是汪曾祺的理想，在他“希腊小庙”❶沈从文声称:“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里，更希冀儒、道两家的和谐之美。

于是，他在《故乡人·钓鱼的医生》里为我们描绘了王淡人:

王淡人怪，但怪得洒脱，怪得风雅。钓鱼，钓了当场炖，边喝酒，边吃鱼，边钓鱼。挂对联，要配实景，“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就要有一架扁豆，还要种一畦没人种也没人吃的瓢菜。

王淡人傻，但傻得实在，傻得义气，傻得高尚。高尚这个词他本人大概不会喜欢的，作者也未必喜欢，但确实如此。发大水，他奔走救人，甚至不顾性命，勇闯激流。为穷朋友治搭背，管吃、管喝、管鸦片，赔钱、赔时、赔药材，但他心甘情愿。

作者是喜欢王淡人的，“一庭春雨，满架秋风。”有一颗恬淡、陶然之心，清贫而不为浮名俗利所累，这不正是作者的生活情趣和追求吗?结尾“你好，王淡人先生!”便是作者对王淡人由衷的赞叹。

然而，读书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追求呢?《捡金子》中的哲学系研究生，不学无术，玩世不恭，却有一套惊人理论:“逃警报的人定会把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包括金子;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掉金子;有人丢掉金子，定会有人捡到;人会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航空奖券》里中文系的学生就更为放荡。彭振铎以诗人自诩，却坚持买航空奖券，目的是抱得美人归，整天耽于罗曼蒂克爱情妄想中。刘曦表面上清秀，纯洁，实际上放浪不堪，为男人包养，经常出入旅馆鬼混。贪金钱，纵肉欲，这就是作者笔下的读书人，既荒唐又庸俗。

官方人物又如何呢?汪曾祺在评论曾明了的小说集时说:“世界上坏人很多……尤其坏的是《小竹》里的丈夫。温文尔雅。眉清目秀，但是是一个坏透了的伪君子，惯用软刀子杀人，手段狠毒……这样的人会不断地得到提升。这种人的名字叫做‘干部’。”［7］401出于这样的认识，汪曾祺对官方人物持天然的排斥心理，所以笔下很少有政治人物出场，一旦出场，便绝对不干好事。

《寂寞和温暖》中的胡支书整天无所事事，和工人在树林里追骂，讲话刺耳，语无伦次，对工人心狠手辣，嗜酒如命，公私不分。沈沅提意见，被他打击报复，打成右派，受尽了侮辱和折磨。这是个典型的平庸无为、滥用权术的官场败类。《大淖记事》中的刘号长则是个流氓加无赖，他强奸了巧云，还要拆散十一子和巧云这对有情人，十一子不肯，被他差一点打死。而且这个刘号长和大淖几家媳妇都很熟，强奸巧云也不是一次，足见此人早就流氓成性，横行霸道。《皮凤三楦房子》中的谭凌霄、高宗汉更不是什么好东西，借着文化大革命，专整好人，趁机发财。“文革”后作为地方官，继续鱼肉乡里，欺压百姓，贪污腐败。《荷兰奶牛肉》中的季支书相比没那么多恶行，但作者寥寥几笔，也把这个人物虚伪、自私的嘴脸刻画得栩栩如生。当着工人面，一套大道理，一扭头，就直奔干部小食堂，迫不及待地吃牛肉，喝纯粮食酒去了。在《云致秋行状》中，汪曾祺指出:“权这个东西是个古怪东西。人手里有了它，就要变人性。”所以有“权”之人，在汪曾祺的小说里是不可能成为审美对象的。

三、生命美

人情美、人性美之外，作者还为我们描绘了普通人物的生命之美，一种“生命的韧性”，也就是汪曾祺所说的“皮实”。在谈林斤澜“矮凳桥系列小说”时，汪曾祺说:“能够度过困苦的、卑微的生活，这还不算;能于困苦卑微的生活觉得快乐，在没有意思的生活中觉出生活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皮实’，这才是生命的韧性。”［8］

这与其说是林斤澜小说中的人物，不如说是汪曾祺夫子自道。汪曾祺笔下人物多具有这种“生命的韧性”。《职业》中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十一二岁，该上小学五六年级，因为是孤儿，要自己挣饭吃，就做了糕点铺的小伙计，每天挎着篮子四处叫卖。小说没有挖掘命运给主人公带来的不幸，主人公也没有怨天尤人，相反他非常尽职，毫不贪玩，是个小大人。然而，童心未泯，工作中一本正经，丢下篮子，也会学上学的孩子，叫起“捏着鼻子吹洋号”来。《小说三篇·卖蚯蚓的人》中卖蚯蚓的老人，看上去特别健康。退休金不够花，每天骑车去丰台挖蚯蚓，回北京卖，一天两趟，百十里地，老人不以为然，还豪情满怀:“七十四了，不活动活动能成吗!”

在汪曾祺看来，这种生命的韧性正是我们的民族性，他说:“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5］401

《戴车匠》中制作木器的戴车匠，每天起得很早，选材料，看图样，做量米升子，烧饼槌子，掸子把，细擀杖，一天到晚，辛苦忙碌。想起来，这种生活大概是单调无趣的，但其实呢?先看看戴车匠板壁上贴的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作者说这对联在别人则俗，在戴车匠家却有意义，合适，感人。戴车匠除了工作卖力，他抽烟，喝茶，哼老戏，看老鼠，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生活也自有雅趣。小说结尾，作者说:“很抱歉，我跟你说了这么些平淡而不免沉闷的琐屑事情，又无起伏波澜，又无熔裁结构，逶逶迤迤，没一个完……我们那里就是这样的。”汪曾祺的小说世界，生活是平淡琐屑的，却能过得有滋有味，日子是困苦艰难的，但仍显得坚强泰然，这正是生命散发出的光彩。

然而，对于那些有权又变了人性的人物，生命是毫无韧性可言的。汪曾祺在后期创作了一批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小说，里面塑造了一批造反派人物，如庹世荣、耿四喜、郝大锣、叶德麟，他们要么是红人，要么是小头目，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以整人为乐。对这几位，作者笔下毫不留情，让他们个个不得好死，要么“小脑萎缩”，要么“大面积心肌梗死”。这有悖于汪曾祺对待人物一贯的温和态度，与其多数小说不相协调，构成了独特的反讽、批判声调。

汪曾祺1957年开始受到批判，第二年被“补课”成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三年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被揪了出来。虽然汪曾祺崇奉“随遇而安”，但正如他自己解释的:“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7］140所以，对自身的遭遇，汪曾祺并非是真的无怨无悔，像有些“右派作家”那么看得开。如刘绍棠，就说:“党是我的亲娘，是党把我生养哺育成人，虽然母亲错怪了我，打肿了我的屁股，把我赶出了家门，我是感到委屈的;但是，母亲又把我找回来，搂在怀里，承认打错了我，做儿子的只能是感激不尽，今后更加孝敬母亲。难道可以怀恨在心，逼自己母亲下跪，啐自己母亲的脸吗?那是忤逆不孝，天理不容!”［9］张贤亮从右派到“文革”，经历了两次劳教，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但他说自己由此“从一个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小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10］。汪曾祺却不满政治环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他对被打成右派心存芥蒂，身经此劫，他指出:“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7］141

源于此，汪曾祺对政治人物一向缺乏好感，通过萧胜之口，在特殊时期，“为什么干部开会就能吃黄油烙饼”这一疑问，表达了作者对领导干部特殊化的强烈不满。他在《天鹅之死》尾注写道:1987年6月7日校，泪不能禁。这既体现了他对普通民众的深深同情，更流露出了他对权力摧残美的切齿痛恨。

四、传奇美

在普通人物塑造方面，汪曾祺还十分欣赏一种纯文学意义上的美，那就是传奇之美。这些小人物，却往往拥有不平凡的一面。

《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一年闲到头，吃喝穿用不愁，余大房养他。凭什么?就凭他炕出的小鸡比别人都大。而火候的把握完全靠直觉，他敢在小鸡绒毛放满时起炕，且从不误事。这是才分，强求不来。陆长庚，出场就不凡，看人赌钱，面对急躁绝望的倪二，他气定神闲，悠然自得，讲定了价钱，又看了一庄，方去。拈起竹篙，扑打一气，吆喝一阵，逃散的鸭子四面八方，像抢什么东西似的，全出来了，欢乐至极，“呱呱”大叫。篙子一抬，一声曼唱，又全安静下来。这就是陆鸭，一个“能跟鸭子通话，成了精的老鸭”。《塞下人物记》中的人物也个个有一手。陈银娃“叭叭”两鞭，就赶出了崴在坑里的重载马车。王大力，吃两个人的饭，干三个人的活，三麻袋绿豆，八百多斤，一口气扛上山顶，跟没事似的。看焦炭的老人，平常话不多，张口就押韵，押得精巧，复杂，灵活，形象，像是口语化的新诗。老蔫是个百事通，什么事情一经手就成了行家，井锥被夹，全所都没办法，他绑了一个杉木架，自己起出来了。“俩老头”精通农经，只用眼睛，就能看出庄稼的好坏。还有《故里三陈》中的几位——专治难产的陈小手，擅踩高跷的陈四，水性极好的陈泥鳅，他们都在某一方面，出类拔萃，技艺超群，甚至超凡入圣了。

这些普通人的奇技，极易使人联想到《庄子》中的故事，如庖丁解牛，痀偻者承蜩，轮扁斫轮等。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内篇·养生主》)所谓“道”，就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掌握了规律，技艺就可以进入自由的境界。庄子的传奇人物，是为他的哲学思想服务的。而汪曾祺，则是为了文艺审美，格外钟情这些不凡的小人物。

人们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审美期待，就是对超凡脱俗的向往和追求，这是一种充满原始生命冲动的期待。汪曾祺很清楚民间的这种审美倾向，在小说中也有一定的揭示。比如《异秉》，文中的人物并没有什么不凡。王二的生意，从一个熏烧摊到半个店铺，完全是他辛苦劳作的结果。但大伙认为他的“发达”必有异秉。王二还真有“异秉”——“大小便分解”。这本无什么出众的地方，大家却一片肃然。更有甚者，陈相公、陶先生一头走进厕所，要验证自己是否也有此“异秉”。这个结尾是作者后来添加的，却能画龙点睛，表达了普通人对不凡的热心和倚重。

民间推崇的还有另一种不凡，那就是处理事情的聪明才智。这也是民间机智故事比较流行的一个原因。小说《皮凤三楦房子》，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高大头，是个鞋匠，一个平常百姓，但也没逃过“文革”专政，饱受造反派头头谭凌霄、高宗汉的欺压凌辱，房子大部分被没收，只余九平米。“文革”结束后，高大头仍然修鞋，谭、高二人摇身变成了财政局长和房产管理处主任。高大头想要解决住房困难，无疑与虎谋皮。一个平头老百姓，和局长主任斗，只能智取。所以高大头积极研究国家政策，在谭凌霄私建住宅，落成宴客时，高大头不请自至，“麻溜利索”地丈量了面积，写了举报信，谭、高二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高大头还盖了新房，以九平米为底，竟扩出了三十六平米的面积。高大头行为多少有点“皮凤三”促狭的习气，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也缺乏一定的合理性。但小城中的人们和作者却欣赏这样的行为，他们自有一套复仇逻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民间的信条。不靠自己，依靠政府解决，那就少了一份痛快，少了应有的快感和乐趣，所以在他们的眼里，高大头一样显得“不凡”。正是平民的这种信念和处世态度，使得民间生活别有一番滋味，别有一番快乐。

知识分子在汪曾祺小说里已不多见，政治人物则更少有，作者坚持否定这些人物的审美可能性，而专注于民间人物的塑造，从而绘就了一幅丰富的、可亲可爱可感的民间人物群像。

［1］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0.

［2］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53.

［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7年2月号.

［4］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C］//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200.

［5］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八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6.

［7］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五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四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04.

［9］刘绍棠.走在乡土文学创作道路上［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29.

［10］张贤亮.张贤亮选集:第3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