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坎龙

（新疆教育学院 人文分院，新 疆 乌鲁木齐 830043）

无边塞愁苦之音的清代屯垦戍边诗＊
——以“春风、玉关”意象为例

刘坎龙

（新疆教育学院 人文分院，新 疆 乌鲁木齐 830043）

诗歌中的意象，寄寓着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唐代王之涣“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感叹，幽怨感伤，千古传唱。但清代西域诗中的“春风、玉关”意象却截然相反：“千骑桃花万行柳，春风吹度玉门关”、“应同笛里边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的吟诵，不绝于耳。这种乐观与豪情，有着厚实的现实基础，折射出清代西域屯垦戍边诗“无边塞愁苦之音”的时代特征。

唐代；清代；春风；玉关

意象是诗歌中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寄寓着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所以说意象是沟通诗人主观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桥梁，是诗歌的灵魂。一般来说，它由“情”和“景”两个元素构成。读者通过对意象的欣赏、玩味，可以窥见作品的意旨、作者的情感。本文试图通过对唐代与清代西域屯垦戍边诗中“春风、玉关”意象的分析，来透视清代西域屯垦戍边诗歌的情感特征。

一

谈到“春风、玉关”意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唐代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凉州词》为乐府旧题，王之涣这首诗在《乐府诗集》中题作《出塞》，编入横吹曲词中。“黄沙直上”一作“黄河远上”。“一片”即“一座”，“孤城”指屯戍之所。“仞”是古代长度单位，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羌笛”为我国古代羌族的一种乐器。“杨柳”即汉代乐府横吹曲《折杨柳》，与下文的“春风”意象结合看，又指自然界的杨柳树，可谓一语双关。“玉门关”始建于西汉武帝时，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北，是古代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重要关口。

这是一首传唱很广、影响颇大的唐人名篇。古人本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杨柳与离别密切关联，在艰苦荒凉的环境里，戍边士卒用羌笛吹奏着具有浓郁幽怨色彩的《折杨柳》曲调，其远离家乡的苦闷与感伤可想而知。所以作者感叹道：士卒何必用羌笛频繁吹奏哀怨的《折杨柳》曲呢？玉门关外本来就是春风不到的地方，哪有杨柳可折！这里的“春风”意象，明为柳绿花红的自然界春风，蕴含着温暖与生机，同时也暗喻朝廷对戍边士卒的恩泽与关爱。而“玉关”意象也不仅仅只是具有地理意义的“玉门关”，而是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故而“何须怨”三字大有深意，貌似劝戍卒不要“怨”，实际上是说“怨”也没用，可谓递进层深。古代诗歌向来有“兴寄”的传统，所以明代杨慎在其所著《升庵诗话》卷二中说：“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1］诗中的“春风、玉关”意象，既描写了西域的荒凉、艰苦，也寄寓着作者对远出玉关、长期戍守边塞将士的同情，含蓄地批评了朝廷对戍边将士的冷漠与寡恩。

全诗意象鲜明，含蓄蕴藉，颇能震撼人心，故而历代传诵不衰。但王之涣并没有踏入西域，史载其曾到过蓟门，游历过北方边塞。可见，此诗是王之涣具有一定边塞生活基础的想象之词。到了清代，随着西域屯垦戍边事业的大发展，大批的文人踏入西域，其积极的心态以及亲眼见到的西域风景，使他们诗中的“春风、玉关”意象明显地与王之涣大异其趣。我们作些分析。

国梁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上书自请出玉门关，赴新疆效力。第二年春天，在乌鲁木齐写有《郊外》一诗：

雪底莎青雪消见，枝间叶茁枝添肥。

春风早度玉关外，始悟旗亭唱者非［2］。

莎，即莎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全诗描写乌鲁木齐郊外初春景色，语言明白如话，字里行间洋溢着欣喜之情。此诗前二句写郊外所见：积雪消融，莎草现出青绿，杨柳泛出新芽，枝叶茁壮肥润，描绘出一幅富于生机、欣欣向荣的西域初春美景图。面对此情此景，作者自然想起了唐人王之涣的《凉州词》。所以后二句用“旗亭画壁”的典故来议论、抒情：自己亲睹西域的春景、生机，才真正体会到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荒唐。诗中洋溢着对边疆的热爱，也带着一种豪气。这里的“春风、玉关”意象所表现的景色、情感、怀抱，显然是超越前人的。

萨迎阿多次进疆为封疆大吏，多年的边塞屯戍生涯以及所见所感，使他对西域有了真切的认识。他在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春于乌什（今南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作有《用〈凉州词〉原韵》一诗：

桃杏花繁溪柳间，雨余如笑见青山。

极边自古无人到，便说春风不度关［2］。

从诗题来看，作者显然是有感于自己的切身体会，针对唐代王之涣的《凉州词》做翻案文章。一、二句写乌什春景，桃杏花繁、溪柳滴翠，一派盎然生机。这清新可喜的图画，皆因“春风”所染，于是引发出三、四句的议论：“极边自古无人到，便说春风不度关。”在讥讽王之涣的同时，也道出了产生“春风不度玉门关”诗句的原因，那就是作者并未亲历西域。全诗既赞美了西域春色，又在轻松活泼中透出一股亲历西域屯垦戍边者的自负与豪情，从而一扫前人“春风、玉关”意象的阴霾。

鸦片战争中的爱国英雄邓廷桢，在谪戍伊犁时写有《回疆凯歌》十首，其八云：

羽林壮士唱刀环，齐裹貂褕振旅还。

千骑桃花万行柳，春风吹度玉门关［3］。

“羽林”本指汉代禁卫军，此处指清代西域屯垦戍边的军队。“刀环”，即刀头上的环，“环”与“还”同音，“唱刀环”即为“唱还归”。“貂褕”用貂皮制成的短衣，此处代指西域戍边将士的装束。一、二句写戍边将士的豪气与雄姿，三、四句写威武的将士们行走在桃红柳绿的优美环境之中，其惬意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也就有了“春风吹度玉门关”的感叹。纵观全诗，不仅唱出了“春风吹度玉门关”的欣慰、喜悦，更抒发了戍边卫国的豪情。

曾经三出玉门关，在西域十余年间驰骤两万里的萧雄，著有《西疆杂述诗》4卷，其《草木》诗云：

千尺乔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边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2］。

乔松，即高大的松树。攒簇，丛生、密集的样子。“笛里边亭柳”指乐府中的《折杨柳》乐曲。诗题为《草木》，但只写树木，就诗歌本身看，是实写松而虚写柳，诗后有作者原注，则是松柳并举。其注云：天山“北面山顶则遍生松树，余从巴里坤沿山之阴，西抵伊犁，三千余里，所见皆是。大者围二三丈，高数十丈不等。”“若夫平地大小水边，及屋舍左右，则宜于柳。柳数种，或叶大枝昂，或垂条摇曳，而飞花舞絮不概见。土人于枝条粗大者童之，以俟再发，备材用也。平地树木原少，凡有人烟处，又为贼（按：指阿古柏军队）所罄伐，根株几绝。左文襄公檄饬湘楚诸军，各于驻处择低洼闲地，搜折树枝排插为林。方及数年，已骎骎乎蔚然深秀，民甚德之，皆榆柳也。”［4］诗歌前两句实写天山北坡茂密挺拔的松林，气势雄伟，后两句显然是有感于王之涣《凉州词》而发，由于心态、景物的不同，故而能反其意而用之。“齐唱春风度玉关”，既是对清代西域屯垦戍边功绩的描写，也是对戍边将士精神面貌的称颂。故而此诗不仅具有审美意义，还有着很强的认识价值。

光绪四年，左宗棠的挚友杨昌浚佐新疆军事，作有《恭颂左公西行甘棠》一诗，也描绘了“春风、玉关”意象：

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3］。

诗题中的“左公”，即左宗棠。为驱逐侵占新疆的浩罕军官阿古柏匪帮，左宗棠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受命督办新疆军务，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左宗棠为改变沿途的荒凉景象，曾命令士兵沿途植柳，几年过后，已经蔚然深秀。“甘棠”，即杜梨树，也叫棠梨树。此处用《诗经》中《甘棠》诗的典故。《甘棠》是一首怀念召公的诗，召公实行德政，政治清明，巡行乡邑时，曾在甘棠树下听讼，人皆悦服。他死后人们不愿砍伐那棵棠树，并作诗来称颂。朱熹曾说“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5］杨昌浚把左宗棠比作召公，把军队所植之树比作甘棠，意思是左宗棠驱逐敌寇、收复新疆、沿途植树的事迹与召公甘棠树下听讼相类。

诗歌中的“上相”指左宗棠，左宗棠拜东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筹边”，即谋划安定边疆的大计。“湖湘子弟”，指为收复新疆参战的主力部队楚军和湘军。这里“春风度玉关”的意象，包含着丰富的意蕴：其一是改造自然、绿化边疆，引得春风度关，西域一派生机盎然；其二是驱逐阿古柏侵略者，维护了祖国统一，使西域各族人民生活安定，沐浴在“春风”之中。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春天，被革职发配新疆的裴景福，到达西域东部重镇哈密，触景生情，作有七绝《哈密》二首，其一云：

天山积雪冻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

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3］。

这首诗描写哈密的春景，诗中“双城”，指哈密的回城和汉城。裴景福在广东南海知县任上，遭两广总督岑春煊参劾，结果被革职发配新疆充当苦役，当他进入西域第一站哈密时，被冰消雪融、杨柳青青、桃杏争艳的美景所吸引，心情随之而开朗、乐观。这里有白雪、红日、粉桃、绿柳，一派勃勃生机。“十里”描绘出范围之广，着一“万”字更突出数量之多。色彩鲜明的优美画面，正反映出裴景福进入西域后的精神状态，绿满西域的“春风”意象令人心旷神怡。“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的感叹，与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形成鲜明的对照。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清人的这些诗歌是很有代表性的。从描写的空间方位讲，北部的乌鲁木齐，南部的乌什，西部的伊犁，东部的哈密都写到了，可以说是遍布天山南北；从纵向的写作时间看，从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到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跨越了一个半世纪。因而这些作品也就有了普遍意义。

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清人有关“春风、玉关”意象的诗作，绝无“春风不度”的低沉哀怨，而是洋溢着“春风早度玉关外”的欣喜、乐观，呈现出一种勃勃生机和奔放的豪情。

那么，清代诗人西域诗歌中的“春风、玉关”意象，为什么会和王之涣《凉州词》中的“春风、玉关”意象截然不同呢？有研究者指出，“裴景福的‘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就是对王之涣《凉州词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翻案”。［6］此语不无道理，清代诗歌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终结者，面对着丰富的诗歌宝藏，要想超越确实很难，故而清人诗歌在继承的基础上更喜欢翻案。他们有着明确的认识，比如主张“性灵说”的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二中就说：“诗贵翻案。”［7］曹雪芹也在《红楼梦》第64回中借宝钗之口说“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8］在创作实践中，清人确有许多翻案文章，如袁枚“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马嵬》其四）赵翼“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其二）等等。但笔者以为，上述清人“春风、玉关”意象的出现，绝非仅仅是刻意做翻案文章，而是时势使然，体现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第一，清代西域社会经济面貌的改变，赋予了“春风、玉关”意象新的内涵。也就是说清人诗歌中的“春风、玉关”意象与唐人不同，是有着现实基础的。清朝在历代屯垦戍边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对西域的经营。清朝初期，康熙曾于公元1690年、1696年、1697年三次御驾亲征噶尔丹，促进了西域的统一。乾隆于公元1757年彻底平定了准噶尔的叛乱，又于公元1759年平定了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从而统一了天山南北。而后，嘉庆、道光年间平定了浩罕国操纵的张格尔叛乱，左宗棠于公元1878年率军驱逐阿古柏，收复了新疆，公元1884年正式建立了新疆省。由此可以看出清朝政府对西域的高度重视与惨淡经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统一西域、建设新疆的过程中，清朝实行“边防与屯政相维”的方针，“于涤瑕荡秽之余，图生养安全之计。”与汉唐的屯垦专为养兵不同，清代的屯田“兵民并济”，“战守兼宜”［9］，更加注重对边疆的开发和建设。这些举措，不仅大大巩固了西北边防，而且促进了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新疆出现了“农桑辐辏，阡陌成群”的景象，改变了西域的社会与自然生态面貌。这种情景在西域屯垦戍边诗中有着形象的反映。

比如，纪昀于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因“漏言”罪谪戍乌鲁木齐，著有《乌鲁木齐杂诗》160首，其《风土》二十三写道：

秋禾春麦陇相连，绿到晶河路几千。

三十四屯如绣错，何劳转粟上青天［10］。

诗中热情洋溢地描写了天山北麓屯田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从吉木萨尔、玛纳斯、乌苏一直到精河，禾垄相连，犹如锦绣镶嵌的图案。这正是清代屯垦戍边给西域带来的变化。

国梁在乌鲁木齐作有《轮台八景》，其八《北湾稻畦》写道：

游牧昔善地，水云今江乡。决渠足春雨，招侣莳稻秧。畦明骑影度，预谙饼饵香。鸡豚亦有社，箫鼓可无腔。荷锄归晚唱，知是豳风章［2］。

诗题中的“轮台”指乌鲁木齐。诗前有序云：“城北四十五里卡子湾、九道湾，居民自高台县迁来。颇知务本节用。能艺稻。乃为购籽种，于内地散给之。俾辟芳塍，引渠水，莳青秧，万针刺波，弥望软翠在浮岚中，居然水乡风味。南人过之，当为唱《江南乐》、《忆江南》矣，矧居民哉！”作品所描写的画面，可以说是乌鲁木齐一带屯田成就的缩影，展现了一幅生机勃勃、和平安乐的繁荣景象

颜检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因“失察”罪，遣戍乌鲁木齐。路过奇台时看到的景色是：“近郊平田润，遥山薄雾昏。驱羊来草地，卧犬护篱门。”（《奇台晓发》）［2］到阜康县时看到的景色是：“附郭廿余里，烟村各有家。树多围野屋，人自种胡麻。”（《至阜康县》）［2］这类描写在清代西域屯垦戍边诗中可以说比比皆是。这是北疆的情景。

施补华在阿克苏任左宗棠部将张曜幕僚多年，其诗《轮台歌》描写了南疆的情景：

胡麻叶大麦穗黄，百株垂柳千株杨。东村西村通桥梁，鸡鸣犬吠流水长。养蚕作茧家满筐，种豆绕篱瓜绕墙。趁墟日出驱马羊，秧歌杂沓携巴郎，怀中饼饵牛酥香。巴郎汉语音琅琅，《中庸》、《论语》吟篇章……［3］

诗歌通俗易懂，热情洋溢，景色的优美、百姓的安乐、丰收在望的美景历历在目。

毓奇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以头等侍卫充任乌什办事大臣，五十五年迁喀什噶尔协办大臣。他在喀什噶尔巡查卡伦时作有《特尔格起克至特比斯道上口占》，其诗云：

杏花深处隐回村，遍引清流绕四邻。淡淡绿荫嘶牧骑，喃喃紫燕迓征人。雨过香稻黄云湿，风贴春溪碧浪匀。多少旅情无限景，几曾辜负往来频［2］。

诗中的“回村”即维吾尔人所居住的村庄。这里杏花盛开，清溪婉转，绿荫盖地，稻谷飘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面对如此美景，诗人们感到已与中原无异，他们感叹“春风先我出关来，不傍荒崖生寸草”，“正过清明好时节，新莺旧燕满江南。”（施补华《题苏巴什驿壁》）“绕屋垂溪柳，当春放野花。此间有佳境，原不异中华。”（颜检《长流水》）经过历代的经营，各族人民已经把西域建设得如此富饶美好，清人诗歌中的“春风、玉关”意象大异于唐人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可见，清人诗歌中的“春风、玉关”意象不过是写实而已。诗人们总是“触景生情”，由于风物相异，人们抒发的情怀自然不同。

第二，清人亲历西域者前后相望，西出玉关已极为平常，心理上也就没有了悲凉、幽怨之感。“声教覃无外，华夷已一家”（秀堃《邮程杂咏》其三）的现实，使人们感到西出玉关既不孤独，也不遥远。比如，颜检到乌鲁木齐后，赋《轮台初冬》十首以抒情言志，其中有云：“此往彼来迁客惯，相逢不说玉关遐”［2］。正说明了戍客的心态。洪亮吉在《天山客话》中也记载：“自巡抚以下至簿尉，亦无官不具，又可知伊犁迁客之多矣。”［11］说明清代西域戍客比比皆是。秀堃在《戊寅五月，将之新疆，诸同年饯行，即席成什》中也说“莫劝杯中更进酒，西出阳关故人多”，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乐观。

西域稳定的环境，屯垦瓜代制度的完善，也使人们改变了对西出玉关的恐惧。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典制》其七就记载了差兵的情况：

烽燧全消大漠清，弓刀闲挂只春耕。

瓜期五载如弹指，谁怯轮台万里行［10］。

诗中五年一轮换的屯兵，称作“差兵”。这些士兵役期短，待遇高，他们的供应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增加，“而内地之粮，家属支请如故，故多乐往。”（纪昀诗原注）中央政府的这种政策使人们把西出玉关不再视为畏途，自然影响了人们的心态。

清代还有大量携家眷出关屯垦戍边者。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典制》其六中描写了这种情景：

藁砧不拟赋刀环，岁岁携家出玉关。

海燕双柄春梦稳，何人重唱望夫山［10］。

诗中的“藁砧”，指服役的“丈夫”。“赋刀环”即为“唱归还”之意，“刀环”之“环”与“归还”之“还”同音双关。“玉关”即玉门关的省称。诗歌赞扬了士兵携眷出关屯戍的好处，他们不再相互牵挂，故而能够安心生产。而“岁岁”一语，则反映了携家眷出关者之多。携家出塞者，往往扎根边疆，于兹生齿繁衍，已无还乡之心。纪昀《乌鲁木齐杂诗·民俗》其十九再现了这种情况：“万里携家出塞行，男婚女嫁总边城。多年无复还乡梦，官家犹题旧里名。”西域的繁华，引得商人们也留连忘返，甚至于出现因内地父母无人赡养，滞留西域的商人被官府羁押而回的现象。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民俗》其十四云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地擅繁华。

军邮岁岁飞官牒，只为游人不忆家［10］。

清代中原、西域融为一体，入西域者众多，交流之密切绝非唐朝所能比，同时屯事振兴，农业发展，城镇繁华，西域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心态也就发生了变化。

第三，昂扬的情怀、积极进取的精神注入到“春风、玉关”意象之中。清代诗人进入西域者成分较为复杂，有自请出关欲建功勋的，也有朝廷任命的官员，而更多的是谪遣西域效力。但不管哪种情况，他们的心情都乐观、平和，往往把进入西域作为建功立业的机会。

比如，国梁在乾隆二十六年，补兰州府同知，三十年（公元1765年）“闻乌鲁木齐坤丞瓜期以及，商代者”（《玉塞集·自序》），乃慨然言于上官，力求宣力塞垣。得请后，送妻儿家小还京，只身出关赴任。“历代亲历西域之诗人甚夥，但自愿请求西出阳关者国梁是第一人”［6］。所以“金樽不用频频劝，西出阳关故旧多。”（《金川署中小饮口占》）便没有了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凄苦之声。在兰州得请赴乌鲁木齐后，已年近五十的国梁有《奉调乌鲁木齐》二首，其中有句云“自是壮怀轻远道，敢因白发恼青衫”；出发前，作者吟道：“按部书生还较远，春光唯有玉关浓。”（《得旨调授乌鲁木齐丞再成二律》）这种出关的壮志豪情，要在边疆成就一番事业的进取精神，热爱边疆的襟怀，也就使其诗中的“春风、玉关”意象音调爽朗，一洗悲酸之态。

萨迎阿于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十一年（公元1831年）、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三出玉门关，曾任哈密办事大臣、乌什办事大臣、伊犁将军，尤其在伊犁将军任上，兴修水利，守土抗侵，颇有政声。萨迎阿深深爱着这片土地，他在《九日常雨帆都护明、秦小坡同登新庄楼，步小坡韵》其二中说“万里横行乘骏马，此身到处即为家。”有这样的经历与乐观心态，吟出“极边自古无人到，便说春风不度关”，也就很自然了。

再如萧雄，早年困于场屋20余年，“会塞上多事，奋袖而起，请缨于贺兰山下，即从战而西焉。关内荡平，将出净塞氛，遂乃前驱是效。”“自此旁午于十余年之中，驰骤于两万里之内，足迹所至，穷于乌孙。”［4］萧雄从同治末年到光绪初年，曾三次出塞，先跟随左宗棠，后参佐金顺、张曜幕府，参与了荡平阿古柏入侵军的战斗。有“请缨”、“奋袖”的心态以及“驰骤于两万里之内”的经历，可见其“齐唱春风度玉关”诗句的出现绝非偶然。

而那些谪遣西域者，也能以旷达、乐观、积极的心态对待西出玉门关。笔者对铁保、秀堃、邓廷桢略做阐述。

铁保嘉庆十四年因失察罪发往乌鲁木齐效力，却能以积极的心态对待贬谪。其《车中口占》其一云：

平原千里路茫茫，积雪连天入大荒。

坦坦王程沙碛远，玉门关外有康庄［2］。

在坦荡平和的心态中带着一种积极乐观。尤其是结句“玉门关外有康庄”一语双关，既写塞外一望无际“沙碛”的平坦，又写出这次奉命差遣，也是自己仕宦的康庄大道。心态如此，自然不会把西出玉关视为险途。其《玉关行》也就有了一种豪气：“玉门关上人如蚁，玉门关外平如砥。丈夫不出玉门关，笑杀闺中儿女子”。认为西出玉关，正是大丈夫所为。所以刘凤诰在为铁保所著《惟清斋全集》作序时说：“西行万里，耳目益雄，承平御边，节旄壮矣。”［12］这种乐观进取的心态，在清代西出玉门关的诗人中是有代表性的。

秀堃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缘事谪戍伊犁，进入西域第一站哈密时，路过苦水驿站，作《苦水店题壁》，其诗云：

广漠雄疆万里开，征人莅止莫心灰。

名臣多少各千古，功业俱从此地来［2］。

苦水驿站旁有一泉水，味道既苦且咸。但作者触哀景生乐情，写出一种昂扬进取的精神，意在鼓励路过苦水驿站进入西域的人，不怕吃苦，勤于王事，就会成为名臣。诗人们带着“功业俱从此地来”的意识进入西域，其作品风格自然不会凄怨。秀堃在赴伊犁途中曾以“西来戈壁好”为首句作有五律四首，其四云：

西来戈壁好，耳目两忘情。日出即为色，风来或有声。两条车轨直，一路马蹄轻。王道平如此，朝朝揽辔行［2］。

“王道平如此”中的“王道”，一语双关，既是写实，又是对朝廷实施的边疆政策的歌颂。这组诗歌，回环往复，反复咏叹，一扫进入西域途经戈壁之苦感，表达了一种乐观昂扬的情怀。

邓廷桢于道光年间同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击败英夷，事后被谪戍伊犁。他在《少穆尚书将出玉关先以诗见寄次韵奉和二首》其一中有云：“浮生宠辱公能忘，世味咸酸我亦谙。”上句说林则徐被贬西域能够“荣辱皆忘”，下句说自己对人生的况味也非常熟悉。可见，对被贬看得很透、很开，体现出一种平和、旷达的心态。其二中说“万口褒讥舆论在，千秋功过史臣编。”意为自己与林则徐广州禁烟，抗击英夷，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又于旷达中透着一种自信。而在《岁除志感兼呈少穆尚书》其三中感叹“皇舆恢二万，原不是天涯。”意为朝廷的疆域恢宏两万里，自己谪戍伊犁并不是到了天涯海角。这些都可见出其被贬伊犁时的旷达、乐观心态。所以也就有了“千骑桃花万行柳，春风吹度玉门关”的豪气。

总之，清代大一统的疆域、“华夷已一家”的现实、屯垦戍边的繁荣景象以及西出玉关者的乐观进取心态，孕育了西域屯垦戍边诗人的豪情，从而使清人诗歌中的“春风、玉关”意象，构成了与王之涣《凉州词》中“春风不度玉门关”的鲜明对比。清代屯垦戍边诗中“春风、玉关”意象的价值在于，如实地描绘出西域的蓬勃生机和欣欣向荣，使后人不再把西出玉关视为险途，这对人们客观地认识新疆、热爱新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昭示着清代西域屯垦戍边诗乐观、豪迈的情感特征，对于培养爱国、爱疆的高尚情操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深远意义。

［1］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6：834.

［2］星汉.清代西域诗辑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38－344.

［3］吴蔼宸.历代西域诗钞［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213－225.

［4］萧雄.西疆杂述诗·卷四［M］.清光绪二十一年湖南提学署刻本.

［5］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0.

［6］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62－130.

［7］袁枚.随园诗话［M］.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75.

［8］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33.

［9］钟兴麒.西域图志校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449.

［10］郝浚.乌鲁木齐杂诗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37－57.

［11］修仲一，周轩.洪亮吉新疆诗文［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

［12］铁保.惟清斋全集［M］.清道光二十年石经堂刻本.

The Distress-free Poems on Military Reclamation and Frontier Defence in Qing Dynasty Taking the Image of Spring Breeze and Gate Yumen as an Example

LIU Kan-long
（School of humanities，Xinjiang Education Institute，Urumqi 830043，Xinjiang，China）

The images in poems connote the thoughts，feelings and aesthetic taste of poets.The poetic line of“spring breeze never sweeps beyond the Gate Yumen"by Wang Zhi-huan the Tang Poet is characterized by hidden bitterness and sentiment，and thus has been chanted for ages.But the images of“spring breeze and Gate Yumen”in Qing Dynasty poems are quite contrary.The poets in Qing Dynasty sang of spring breeze sweeping beyond Gate Yumen instead.The optimism and lofty sentiments are based on reality，reflecting the ti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tress-free elements in Qing Dynasty＇s poems about military reclamation and defending the frontier.

Tang Dynasty；Qing Dynasty；spring breeze；Jade Gate Pass

I206.2

A

1671－0304（2012）04－0090－06

CNKI：65－1210/C.20120703.0915.007

2012－04－26 < class="emphasis_bold">［网络出版时间］

时间］2012－07－03 09：15

新疆社科基金项目“历代屯垦戍边诗研究”（10GZW083）。

刘坎龙（1956－），男，河北献县人，新疆教育学院人文分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20703.0915.007.html.

李登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