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义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人文社科部，上海 201620）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与我国治海关史的名家陈诗启都曾从不同角度研究过中国近代海关的转型。费正清着眼于英美的外交协调①，而陈诗启则从列强侵害我国主权的角度分析江海关外籍税务管理委员会的建立②。他们的研究都涉及海关转型中列强、清廷、口岸地方官三方之间的博弈关系，但并未就此深入。本文即试图从三方博弈的角度研究近代海关的转型，并以历史经验关照当下的海关改革。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近代中国海关的转型实际上是清朝独立的封建海关转变为受列强控制并与西方贸易体系接轨的近代海关。其间江海关外籍税务管理委员会的建立是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列强直接介入并着手改造中国海关，至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上海的新关模式被推广到各条约口岸，外籍税务司制度遂在全国范围确立，中国因而被进一步纳入到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中。

一、转型的契机：清廷下放外交商务权力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先后设置闽海关、浙海关、粤海关、江海关四个海关，海关监督由户部奏派，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对外贸易政策发生变化，外国船舶的进出口贸易只能在粤海关办理，其他海关则专门管理中国船舶的进出口贸易。海关的管辖权也随之改变，因粤海关肥缺，由皇帝从内府钦派海关监督，并由两广总督协同办理，其他海关均由将军、总督、巡抚委派兵备道管理或自行兼管，变成了地方机构，因而各海关缺乏统一管理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