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亚林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当代知识分子的传承与创新，因为文化产业是生产精神产品的，是一种创造性、求新性、探索性的劳动。这种创造性劳动需要对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的本质性、规律性的深刻认识和理解，需要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需要对优秀精神产品的内涵和所能产生的社会价值、社会影响的深层次的思考，还需要思考采用怎样的大众传媒或表现形式来推向社会。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精神成果和智力投入，特别需要文化人的创意，需要充分发挥文化人——既有文化知识、又有经邦济世志向的知识群体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作用。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指导文化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针，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解除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使文化科学界气氛空前活跃，显示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了解其产生的历史过程与背景，考察其思想内涵与精神实质，明确其对当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促进文化事业的科学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过程与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关于京剧的发展问题出现了争论，有的主张全部继承，有的认为是封建糟粕主张全部取消。党中央为加强戏曲研究工作，决定成立中国戏曲研究院。1951年4月3号，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任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主席应邀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戏曲改革的方针，目的是使京戏和全国各种地方戏都繁荣起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发扬其民主性的精华。“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1953年，毛泽东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1955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时，毛泽东也回答要:‘百家争鸣’”［1］。1956年2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毛泽东还是回答要:“百家争鸣”［2］。1956 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4月28日的讨论中，时任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的陈伯达发言，讲到毛泽东“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方针后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贯彻这两个口号，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讨论总结，提出了“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3］。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双百”方针是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毛泽东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4］。5 月26 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全面系统地阐明这个方针。1956年党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从而使这个方针成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决策。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对“双百”方针又作了进一步的深入论述，指出“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双百”方针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是在国际上，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个人崇拜，暴露了苏联体制的许多弊端，其中包括对文艺和科学工作的种种清规戒律造成的对知识分子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挫伤，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片面强调学习苏联的一切造成的桎梏;二是在国内，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但在科学文化领域内仍然存在“左”的思想影响，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学术、文化和艺术问题上动辄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时有发生，与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不相适应。“双百”的提出，为知识界注入了一缕春风，在1956年初到1957年春夏之交的近一年半的时间内，文艺界、学术界呈现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在文艺界，一大批传统剧目被发掘、整理和上演，仅北京市就先后开放了京剧传统剧目20余出，同时收到名老艺人献出和收集的京剧剧目1000多个本子，1060余出戏;诸多著名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等，在沉寂了很长时间后，开始积极写作;王蒙在1956年第9期《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表现了强烈的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主题。陆文夫在1956年10期《萌芽》发表的小说《小巷深处》，描述了小人物的精神生活，表达了普通人对纯真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为了贯彻“双百”方针，《人民日报》还改版四版扩为八版，以接纳中共之外的声音。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等还积极主张文学期刊应当“多样化”，不赞成清一色“机关刊物”的倾向。包新旺在他的“‘双百’方针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一文中提到，1957年举办的比较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50多次，特别是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共同主持的遗传学座谈会打破了长期以来遗传学界米丘林学派一家独鸣的局面。此外，教育界关于尊师重道的讨论;哲学界关于真理的阶级性、真理的标准的讨论等，都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

二、“双百”方针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

“双百”方针是我国指导文化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针，具体是指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双百”方针首先是遵循科学文化发展内在规律的方针。科学研究的过程是探求未知、寻求真理和规律的过程。而真理的发现和确认一般都要经过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新生事物在刚开始的时候一般都比较弱小，而且得到认可也需要一段的时间。谁掌握着真理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文学艺术是追求和弘扬真善美、揭露和鞭挞假丑恶的过程。艺术作品是否被人民所喜闻乐见，最终也要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评判。毛泽东认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哥白尼的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5］。他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其次，“双百”方针是尊重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方针。无论文艺创作还是科学研究都是人的活动，它要求文化工作者或研究人员具备较高的智力、创造力和想象力，有了宽松、民主的外部环境，才能让想象力的翅膀翱翔，创作的潜能充分发挥，才能自由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发表重要讲话，发出向科学进军，“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的伟大号召。他说:“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的，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6］。为此，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7］。所以毛泽东在此会议的前后反复要求要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并视其为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双百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变现在这种面貌。”“双百”方针的提出，“吸取了我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也借鉴了苏共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经验和教训”［8］。它是符合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方针，其宗旨就是要把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三、“双百”方针对知识分子的当代意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对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双百”方针作为指导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正确方针，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对于从事文化发展工作的知识分子更具有新的时代意义。

首先，实行“双百”方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系，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毛泽东在关于“双百”方针的多次讲话中，都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9］。毛泽东的这些论点反映出他对待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10］，因此“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11］。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提供了社会前行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也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方面取得新的重要成果。

其次，实行“双百”方针要将改革创新作为不竭的动力。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推进文化改革创新放在突出位置，在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改革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破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才能焕发文化发展的勃勃生机。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制胜之道。“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甚至把‘创新’看得高于‘求实’，认为使一个人成为科学家的条件，并不在于掌握了无法反驳的真理，而在坚持批判地追求真理的态度……文艺创新的含义是审美对象的内容和(或)形式发生变化，使人的体验和领悟得以提升，成功的文艺创新会在心灵上产生震撼性效应”［12］。“双百”方针是在艺术创作上提倡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不同学派之间、不同观点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方针，“双百“具有允许多样、鼓励竞争、体现包容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正是创新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必须全面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三，实行“双百”方针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自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迅猛发展，伴随着西方雄厚的科学技术实力和大规模的资金的进入，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也不断向我们渗透，我们在尊重他国文化，吸取其精华之基础上，要保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在“且介亭文集”中写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来自民族大众的东西，经过千百年提炼升华，才具有生命力和持久力，才能被世界认同，一个没有民族凝聚力的民族是无法振兴的。当代的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独立的精神、民族的骨气和胆识，这应该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推动文化发展应遵循的原则，只有立足于传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吸收外来有益成果，民族文化才能彰显其独特魅力，更加欣欣向荣。

第四，实行“双百”方针要求知识分子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文艺作品要历久弥新、成为不朽之作必须是反映促进国家变革创新和社会开放包容，鼓舞人们刚健自强、艰苦奋斗，给人们以真善美的启迪，鼓励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产品。所谓真善美中的“真”，就是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所谓“善”，就是要反映和弘扬与人友善相处、团结互助，为他人、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的善事和行为;所谓“美”，就是在真和善相统一的基础上，反映社会文明进步，满足人们精神上的愉悦。当代知识分子应当运用自己的专业学识，勇于启迪和助推社会进步，为人民带来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

最后，让我们共同努力，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期望，“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13］”

［1］黎澍.毛泽东与“百家争鸣”［J］.书林，1989(5).

［2］于光远.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N］.人民日报，1986－5－16.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4.

［4］［10］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491、644.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507.

［7］［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405.

［5］［9］［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人民出版社，1986，784、785、786、787.

［8］姜云鹏.1956—1966年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5月.

［12］欧阳志远.文化创新之科学解读［N］.光明日报，2011－11－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