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思想的历史考察

2012-08-15★许峰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年2期

★ 许峰

2011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鲜明的特质，是我们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有力保证。”［1］这一新的重大理论表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创新和丰富发展，为巩固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与民主党派同心合作的历史和实践，笔者发现: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实现了从争取民主党派与之同心到领导民主党派与之同心;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奋斗，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民主革命时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同心奋斗

(一)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民主党派与之同心奋斗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党的领导人还没有党际合作的意识。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2］。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工人运动上，还不懂得联合其他阶级和党派的重要性。

直到中共二大前夕，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才对与民主革命派合作有了新的认识。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3］这一正确认识为中共二大解决民主联合战线问题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共二大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合同动作”。［4］但是国民党“一大”建立的国共合作很快就被蒋介石等破坏。第一次党派合作归于失败。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号召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5］中共团结合作的真诚态度和抗敌御侮的坚定决心赢得了民主人士的好感和响应。可以说，中共与民主党派的真正同心合作正是起源于此。

抗战爆发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党派与之同心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不断对其统战工作方法作深刻反思。为了进一步团结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特别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对解放区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在政权机关中要实行“三三制”政策:“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6］“三三制”原则的提出及其成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人士同情和支持的光辉典范。

1940年11月，中央统战部在《关于统一战线部的组织和工作问题的指示》中对统战工作方法中存在的“许多严重弱点”进行了深刻剖析和反思，指出要取得民主党派的“同心同德”，必须营造互信、互助、互尊、互爱的良好氛围。诸如“共患难，同甘苦”，“以他们的事业为共同事业，以他们的成败为共同成败”，“在共同工作中造成互信、互助、互尊、互爱的友谊环境”等认识，闪烁着真理的光辉，是中共早期同心思想的经典表述。［7］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感召下，部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人心向背定成败。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8］“五一”口号是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发表的旗帜性文献，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了民主党派与之同心同德。

(二)民主党派从同情中国共产党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虽有过不同的理想主张，但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独裁统治的过程中，逐渐认同并最终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联系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它们的政治纲领中“规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独裁统治，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9］而民主党派的这些政治纲领和任务恰恰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基本一致，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从一开始就拥有牢固的合作基础。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响应。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表示衷心拥护。在上海从事救国运动的各界人士相互秘密传阅，奔走相告，一致认为《宣言》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第三党”根据《宣言》精神，重新起草了自己的党纲，制定了同共产党合作，实行联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

1936年11月22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各界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七君子”终于被无罪释放出狱。这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同心合作的典型范例。

延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光辉典范是米脂县的开明绅士、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抗战救国的政治主张，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等职。他在就任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10］作为党的挚友、诤友，他衷心拥护“三三制”政策，热情赞扬边区“五一”施政纲领。1941年，他提出的“精兵简政”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赞扬，被党中央采纳，并在各解放区贯彻执行。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五一”口号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5月5日，各民主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中国民主同盟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中说:“此次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其第五项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正与本盟历来一贯的主张相符合，本盟当然愿为这一主张的早日实现而积极奋斗。”［11］各民主党派在广泛开展响应“五一”号召，讨论新政协的活动中，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政治觉悟，逐渐接受了以新民主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民主革命时期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前后争取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斗争中，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携手共进，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虽然这种合作还处在起步阶段，但通过合作，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团结，达成了共识，建立了互信，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同心奋斗

(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同筑牢“同心”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仍然还带有它们的阶级性，而革命的任务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效力，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要求。同时各民主党派拥护《共同纲领》，表明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领导，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成为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同心同德的政治基础。

在此期间，围绕民主党派的指导思想问题也出现过一些争论。当时民主党派中一些进步分子，要求规定以马列主义作为各自党派的指导思想。事实上，各民主党派包含了不同阶级的人，不可能要求民主党派以无产阶级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及时向民主党派提出这个问题，帮助民主党派明确以“承认工人阶级为领导”为指导思想而不是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这就使各民主党派在指导思想上有了更切合实际的政治方向。认同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成为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同心”的思想基础。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12］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以决议的形式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同心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在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阶级关系和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因此各民主党派也转变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成为劳动者的政党。因此，民主党派和中共同心就具备了阶级基础。

这时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基础即共同奋斗目标更加明确，那就是一同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完全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963年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上用了四句话向民主人士表达春节祝福，其中两句是这样的:“各党各派，长期共存;同心同德，自力更生。”［13］用“同心同德”这四个字来概括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合作，这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历史上应该还是首次。

(二)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同全国人民一道，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推动各项社会改革，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各民主党派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拥护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民主党派经过三大政治运动的锻炼和考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时，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谈话和文章，明确表示，“我们要竭诚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共同纲领，扩大并巩固我们的民主统一战线，加强保卫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把农业的中国转化成工业的中国，以便在适当时机过渡到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民主党派“经过学习进步，将永远追随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而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4］

正如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所总结的:“两年来，各民主党派对人民事业是有很大帮助的。它向人民事业鼓掌，向抗美援朝鼓掌，向土地改革鼓掌，在国内外都表示了‘一边倒’，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它们还不限于鼓掌，而且还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事业的工作。”［15］

充分信任，放手发动民主党派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力支援。民主党派集中了我国在各领域中的优秀人才，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难得的智力库和人才库。“1955年统计，全国教授、副教授7949人中，民主党派成员有2110人，占总数的28%。在全国高等学校正副校长、系主任以上领导人员中，民主党派成员占到三分之一左右。”［16］因此，在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之初，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充分运用和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作用”［17］，鼓励他们尽量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改进党派关系的政策，各民主党派成员克服困难，努力工作，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阶段，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创办各种街办工业和服务行业，服务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涌现了一大批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呕心沥血的民主人士。［18］总之，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的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充分发挥本组织的优势，为祖国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民主党派在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心同行，积极配合党的工作。但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由于党对知识分子认识和政策的失误、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的形成，多党合作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各民主党派被迫解散，基本停止活动，政协机关也被迫停止办公。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心奋斗

(一)中国共产党的“同心思想”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与“同心思想”概念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同心思想”。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19］从此，“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成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十六字方针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即组织上长期共存、互相合作;政治上平等相待，互相监督;思想上以诚相见，肝胆相照;事业上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它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已经不再是阶级与阶级的政治联盟，而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内部的政治联盟，是一种亲密友党关系。

根据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历史任务，从人民政协的性质出发，邓小平同志进一步确定了新时期人民政协的任务，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20］此后，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等体现“同心思想”的词语就被中央领导同志、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等经常性地在统一战线的各类场合使用。

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在我国政党制度中第一次提出“参政党”概念，明确“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21］“领导核心”与“亲密友党”、“执政党”和“参政党”这两对概念的创造性运用，也进一步丰富了“同心”理论。作为亲密友党的各民主党派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形象地阐释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即“同心”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党和参政党这对概念中的“政”字，指的是政权，即，无论是执掌政权的党还是参与政权的党，都是为了将我们的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共同的奋斗目标了。

1997年12月江泽民在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新老领导人座谈时明确指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亲密合作的政治基础。。［22］这也是中共与民主党派“同心”的政治基础。

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站在政治文明和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提出了发展是多党作和政治协商的根本任务的重大论断。2003年，胡锦涛在同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指出:“要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心同德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23］这就明确了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根本任务。

2008年，胡锦涛强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事业的中心任务。”他指出，希望各民主党派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60周年为契机，认真回顾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光辉历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携手同心、团结奋进，不断开创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24］

2011年1月，在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胡锦涛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与民主党派同心合作的历史和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正式提出了“同心思想”，将“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上升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鲜明的特质”和我们党“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有力保证”的高度。

(二)民主党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国多党合作的最大政治共识，也是践行“同心”思想的根本立足点。各民主党派都意识到所肩负的监督职责的重要性。2002年，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在民建八大上指出:“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本着积极建言、坦陈己见、推心置腹、当好挚友的精神，做到既敢于监督，又善于监督。”［25］

充分发扬民主、扩大有序参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共142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代表人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重大建议260多项，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提出各项建议9万多项。［26］这些建议涉及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台港澳等方面，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或采纳。这样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地得到贯彻实施。

服从服务大局、广泛凝聚力量，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改革开放以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西部大开发、三峡工程建设、南水北调工程、京九铁路及沿线地区开发、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域协调发展、耕地保护、发挥港澳台侨人士作用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积极开展调研，提出真知灼见，促进了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中共十六大以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修改宪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青藏铁路沿线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得到高度重视，许多被采纳，转化为政策措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还着眼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推动实施智力支边、“温暖工程”等活动，开展职业培训、兴教办学、捐资救灾、扶危济困等公益事业，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担风险，共渡难关。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开放大业的领导者，承担着较大的政治风险。多党合作正是一种具有分担风险机制的政治制度。执政的共产党是重要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的提出者，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与共产党一起通过政治协商，共同决定重大问题和作出重大决策，集思广益也就减少了决策失误的风险。即便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发生重大失误和挫折，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也能一起共担风险，共渡难关。

［1］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N］.人民日报，2011－1－31.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8.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4.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65.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21 －522.

［6］毛泽东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

［7］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490－491.

［8］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1.

［9］陈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217.

［10］李副议长就职演说［N］.解放日报，1941－11－21，4.

［11］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内部发行，1985，215.

［1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8 －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