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光明

（阜阳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安徽 阜阳236037）

自人类从事农耕活动以来，就开始与害虫斗争。农业实践中害虫危害庄稼的现象频繁发生，迫使先秦先民探讨害虫产生原因，成为古代害虫观念的最早萌芽，对后世害虫观念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一、害虫产生的原因

（一）“天降”害虫观念

先秦尚无法科学地认知害虫产生的原因，因此把注意力转向世人敬畏的“上天”，视害虫为上天所降灾难。甲骨卜辞中有很多关于害虫的记载，“螽”最多。可见蝗虫等害虫已进入人们的认知领域，把它们视为危害农业的物种。丰富的卜辞资料显示，商人已始卜知蝗灾，并祈请神灵驱蝗保稼。

很多“螽”字直接与祭祀占卜相关，表明蝗虫已引起时人的关注与重视。殷人认为某些神灵操纵着虫类，决定着虫灾发生与否。适时卜问，即可得知害虫信息，进而预知农作物能否安全生长：

上：不雨；

中：贞人，癸子卜箙；

下：癸未卜，蝗。

癸未时占卜的结果，为有蝗虫。

右：乙未卜，贞于甲，再告蝗。①

本片中，“告蝗”即通过卜问，被“告知”有蝗灾；再卜，“再告蝗”。

1）辛卯，贞于夕令方（防）商。

4）甲辰卜，其求禾于河。

5）甲辰卜，于岳求禾。②

此片2）、3）卜问蝗灾是否发生，4）、5）中的“禾”指农作物，“求禾于河”、“于岳求禾”，即祈求河神、岳神保护庄稼，已知蝗虫和禾稼间关系。

1）贞［螽］其至。

2）庚申卜，出，贞今岁螽不至兹商。二月。

该片中1）、2）辞反复卜问商地会否有螽，“二月”约为夏历五月，是蝗灾开始之时，故有此卜。

这些资料表明殷商已重视蝗虫问题，以占卜预测蝗灾及其规模。反复卜问之目的在于预知农作物生长是否安全。

相较于殷商，周代认识自然的水平有所提高，但仍很贫乏。周人认为“天”乃众神之神，万物之主，视天道为人道依据。《论语·泰伯》中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在孔子看来，天是万物存在、发展的共同法则，只有像尧这样的圣人才能效法天道治理社会。因此，君子据天道于春、秋祭祀（《礼记·祭义》）。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天成为一切自然、社会事物的共同主宰，故有学者认为周人关于灾害成因的观念体现了“天降灾异”的思想［1］（P172）。因此，虫灾也是上天发动的灾难。

（二）“失时”滋生害虫的观念

农业生产活动是农作物这一生物有机体与自然之间物质与能量相互交换的过程，光、热、水、土等自然要素制约着农业生产。农作物生长发育所需的这些自然具有时间韵律，只有顺应其节奏，才能有效利用。甲骨卜辞中的风、云、雨、雪、雹、雾、雷、虹等均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紧密相关［2］（P4）。这些资料显示，此时的先民已认识到农业离不开自然，注意到了两者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强调“时宜”。

《诗经·七月》记述了周的先祖一年中各月的物候、农作，显示了两者的关系。斯螽、莎鸡、蟋蟀等昆虫随气温变化出现在不同时期；农事中，九月整理谷场，十月黍稷等作物成熟、收获（《豳风·七月》）③，足见豳地当时的农业已达到相当水平。

《吕氏春秋》明确了不同时期人类应有的活动，不顾时令随意安排人事必将引起害虫等灾害，致使农业歉收。气候等客观条件决定着各月农事活动的差异，体现了先秦“时宜”观念的具体内容。并根据阴阳变化认为，随着春天阳气逐渐增加，草木开始萌芽，复苏，生长。但若背逆时令行事，就会引起灾害，造成社会不安。

《审时》篇有：“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④稼，指的是农作物；天、地指光、热、水、土等环境因素，它们有一定的时间韵律，人类应该认识它们，并有意识地去控制和调节农作物与它们的关系，使两者处于最适状态，以便获得丰收。天、地、人3者中，人是其中唯一的能动者，直接关乎农业生产的成败。

如果农业活动背逆农时，就会产生害虫，发生虫灾。《吕氏春秋》之《仲春纪》《仲秋纪》《仲冬纪》等篇多次阐述违背时令将导致虫灾发生：仲春“行夏令”，则“暖气早来，虫螟为害”（《仲春纪》）④。原本仲春较低的气温不利于害虫的发育生长，但人类却违逆自然节律做了本该在夏季做的事，引起气温升高、天气变暖，出现害虫生长发育所需的温湿条件。仲秋“行夏令”，则“蛰虫不藏”（《仲秋纪》）④；孟冬“行夏令”，则“蛰虫复出”（《孟冬纪》）④；仲冬“行春令”，则“虫螟为败”（《仲冬纪》）④……都会产生同样后果。可见，人事背离时令，就会导致虫灾发生。从社会学角度把害虫产生原因与人类不合时令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三）他物“化生”害虫的观念

先秦之人认为，昆虫等自然万物都产生于他物的化生，“化生”包括同类物种间及不同物种间互化两种方式。

《诗经·小雅》说：“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毂似之。”③螟蛉、蜾蠃均为昆虫，通过祷祝使螟蛉子变为蜾蠃。这是较早昆虫化生的记载，但并不是两者间自动转化。《庄子·逍遥游》中有“鲲”化为“鹏”的描述⑤，鲲、鹏分属鱼类和鸟类，属于异种间的互化。《至乐》篇则阐述了一系列连续化生现象：“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蝴蝶”；“蝴蝶化而为虫……名为鸲掇”；“鸲掇”则“千日为鸟……”乌足属植物类，其根化为地下害虫蛴螬，其叶化为蝴蝶，随后蝴蝶化生为虫，虫则再变为鸟。还说“万物皆化”，认为事物都由化生而来⑤。

《左传·昭公元年》释“蛊”为：“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虫。”蛊是虫类名称，邹树文先生认为，这里的“蛊”指的是仓库中啃食储粮的害虫。杜预注曰：“谷久积则变为飞虫，名曰蛊”⑥。即“谷”化生为虫。谷物储存于库中，一旦温湿度适宜，就会产生害虫。人们不了解仓库中害虫由虫卵转化为成虫的过程，仅注意到害虫的出现，因此便直观地认为这些虫直接由谷物变化而成。

先秦时期的“化生”说有较大影响，人们认为自然万物都由其他事物化生而成。通过化生，事物间可以彼此转化，某一事物的消失，便意味着另一事物的诞生。“谷”从仓库中消失了，“蛊”便开始出现，产生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蝗、螟等昆虫也都是化生的结果。“化生”说突出了虫产生于自然的观点，是后来朴素唯物主义的害虫观念之思想渊源，启发人们在探究人虫关系时，要从万物平等的角度思考。

二、消除害虫的措施

在与害虫斗争的过程中，先民们累积了丰富经验，总结出很多害虫防治的方法，从中可以洞见独特的害虫防治技术。

（一）祈神消除蝗灾

蝗虫为害农作物日甚，人们探索着应对措施。蝗虫既然受控于某些神灵，最佳的方法便是祷请神灵赐福消灾，护佑禾稼不受虫害。殷商祈神弭蝗包括：

1.祈求河、山、祖先等各类神灵

A：1）甲申卜，宾，贞告螽于河，二。

3）贞今般葬（或释为死）。二（？）

B：1）庚［ ］，告螽于河。

2）［ ］午，［于］岳告螽。

A组中“告螽于河”，B组中“告螽”“于河”、“于岳”，C组“告螽于高祖”。河、岳及高祖等神灵均是祭祀的对象，常见于甲骨卜辞。把蝗灾信息祷告于神灵，神灵便会满足人们驱蝗保稼的祈求，使农业丰收。

2.祭祀时辰

几乎每片甲骨卜辞上都刻有时辰。古人认为人类活动必须与时辰相应，只有在对应的时辰做相应的事，才会吉利，否则即有厄运。作为商人最重要的活动，每次祭祀无疑都会谨慎挑选时辰。因此可推论，甲骨卜辞上残存的时辰都应是占卜者慎重挑选后而确定的良辰吉时。

A：1）庚辰，贞其宁螽，二。

2）庚辰，贞其……二。

3）癸巳，贞……二。

B：1）癸酉卜，其……

第1天，将召开一个首次会议，受检方的主要人员参加。主检查员会给受检方一封认证通知函，告之检查的依据和检查员名单。之后，会要求受检方出具一个书面函件，确认本次认证的范围。同时，检查员出具另一个通知，要求受检方准备好所列目录中的资料，以便开展检查。

2）弜亡雨。

3）螽其出于田。

4）弜。②

A组“庚辰”和“癸巳”就是本次占卜之时辰。范毓周在其“殷代的蝗灾”文中引用了B组材料，认为“螽”乃蝗虫之象形，并进一步通过描述蝗虫形象以证明⑦。彭邦炯则认为，B组之1）中有“癸酉”，故后面省略了。B组3）有“螽其出于田”，即虫蝗在田里，由此他判断该字是表示虫害的字②。

3.祭祀等级与祭品

古代祭祀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无论祭祀者还是被祭祀者，都有明确的等级限制。

1）于商宁水，三，三。

2）贞其宁螽于帝五工臣于日告。

3）甲申螽夕至，宁，用三大牢。

5）其雨。②

片中之“宁螽”即使蝗灾停止，“宁水”也具有此意。用“三大牢”，祭祀级别最高。占卜者祭告于帝，祈请阻止蝗灾。

1）其告螽上甲二牛？二、二、大吉。

2）三牛？吉。一。

3）四牛？②

本片卜问，告螽于上甲应该用哪种祭品，即二牛、三牛，还是四牛，结果说明，用“二牛”为“大吉”，最佳；用“三牛”则为“吉”，次于“二牛”。

殷人确信帝、岳、河、祖先神等掌握着有无蝗灾的信息，通过卜问便可预测蝗灾。分析史料可以得知，祈请河、岳等神阻止蝗灾发生是时人对付蝗灾的主要措施。人们认为神灵有发动蝗灾和止息蝗灾的能力，只要及时向神灵祭祀、祈祷，就会实现人们消灾赐福的愿望。

但敬神并非殷人唯一应对蝗灾的办法。有学者通过分析甲骨文，把“秋”的象形字分解为上蝗下火，意即把蝗虫放在火上烧烤，以此主张殷商还有火烧蝗虫的方法［3］（P110）。此观点的由来与《诗经·大田》中的“秉界炎火”不无关联。朱熹注为“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赓，盖古之遗法如此。”⑦该看法很难信服于人。因为，彼时关于自然的知识极为有限，先民们既然通过占卜预测蝗灾的信息，又祈请诸神显灵消弭蝗灾，故在其认知范围内，神灵操控着蝗虫，决定其会不会产生危害，人类在其中不发生作用。如知道火能烧蝗，就不会浪费巨大的财力物力祭祀、祈求诸神了。

邹树文把“秉畀炎火”理解为冬季放火烧田，不是治蝗方法⑥。笔者认为此观点较与实际相符，烧田的目的在于清除田里杂草，在当时的知识水平下很难认识到此举有助于消灭越冬害虫。至于把“秋”字破解为上蝗下火，把三者相关联的方式则存在牵强。蝗虫并非独秋季最盛、最肥。故范先生之论相对可信，“商代的人们既然对于蝗虫和蝗灾已经有了这样的注意，治蝗的办法当也会有一些，只是由于书缺有间，无从微考罢了。”⑦没有切实的资料证明殷商已有用火烧蝗的技术。

周代对于祭祀也极为重视，祭祀之神分为天神、社神、祖先神等，分四时祭祀，各类祭祀都有详细礼仪。认为社稷、五岳、风师、雨师等神灵各负责掌控某一领域，祭祀具有明显的功利性。

周代的“天”至高无上，是人事效法的对象。以祭祀、占卜参透天意，以便按“天意”安排人事。根据周人的观念，天和其下不同等级与类别的神灵掌控着所有自然与社会事物，害虫和虫灾也一样受特定神灵所控制。人们意欲消除某种灾害，必须祈求对应的神灵。因此，能出云、能兴风雨的丘陵、川谷，成为享受祭祀之神（《礼记·祭法》）。通过向这些神灵祈求，实现风调雨顺。此外还有风师操纵风灾、电母掌控雷电等观念。各种灾害都控制于不同的神灵，祭祀是消除灾害、实现风调雨顺的唯一途径。

周代防治害虫的观念或技术，秉承了殷商时代祈神禳灾的传统，并把祭祀抬升为礼法制度体系的一部分，视其为教化人伦、安邦定国之必备之礼，甚至把这一礼仪提升为制约天地万物的共同法则。这对周人的害虫观念影响至深，人们视蝗虫为神物，通过祭祀、祈请等活动，以讨好其不为害农作物和人类，“八蜡”祭祀就是此类观念的典型代表。“八蜡”是与农业活动密切相关的八种“神灵”，昆虫作为其中之一成为祭祀对象。“八蜡不通”指没有保护好农事，所以要祭奉八蜡神，祈求他们确保农业丰收。

（二）“得时”预防害虫

“失时”既然会引发害虫，那“得时”便能消弭害虫。得时之稼水、肥等资源充足，长势旺，抗性强，自然可免除害虫等灾害的危害。《吕氏春秋·审时》在比较6种“得时”、“失时”作物的基础上，阐述了农作物“得时”的益处。认为农时是农事的根本，如果农事活动脱离自然界诸因素的时间韵律，庄稼缺乏必需的各种自然要素，长势不旺，抗御各种灾害的能力低下，一旦出现害虫等灾害，必致一无所获。由此得出结论：“得时”之稼长势好、产量高，味美香甜，益于健康；“失时”者则长势弱、产量低，多病多灾，出米率低（《审时》）④。其中还有：“得时之麻”，“不蝗”；“得时之菽”，“不虫”；“得时之麦”，“不蚼蛆”（《审时》）④，肯定了“得时”在农作物防治害虫过程中的显著作用。

周代对于人类违背时令的行为，通过设置不同官职加以限制，分别设置相应官职管理河、山等地渔猎行为。设置“山虞”、“川衡”等官职，表明周代对人与环境的整体关系有所认识，开始有意识地寻求两者的和谐发展，时令成为山、泽等地“禁”、“驰”的标准，违禁者根据律令给予惩治（《周礼·地官·川衡·山虞》）。这种自然、生态型的害虫防治技术，有利于利用农业生态系统固有的调节机制实现防治害虫的目的。

同时，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应取之以时，有所节制，成为“时禁”产生的基础。孔子认为，“竭泽涸渔”、“胎杀”、“覆巢毁卵”非君子所当为⑧，强调对世间万物应充满爱心，要善待生命。惠子则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⑤。强调物我不分，万物与我一体。把爱扩展至世间万物，实现人与万物一体的最高境界。庄子的观念则更为超越，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⑤。

人是自然大系统中的一分子，只有其活动契合自然的节奏，才能从自然获取世代生存繁衍所需的资源；背时而作，会使自然失衡，终将导致和谐状态的消失，进而引发虫灾等灾害。防治害虫应立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应根据时令的变化合理安排人事，实现两者间的和谐，从而消除虫灾发生的环境条件。

注 释：

① 转引自周尧.中国昆虫学史［M］.西安：昆虫学报社，1980.

② 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M］.长春：长春文史出版社，1979.

③ 古敏主编.中国古典文学荟萃·诗经［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④ 杨坚点校.吕氏春秋［M］.长沙：岳麓书社，2006.

⑤ （晋）郭象.庄子注［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⑥ 邹树文.中国昆虫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⑦ 参见范毓周.殷代的蝗灾［J］.农业考古，1983，（2）：314－317.

⑧ （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1］卜风贤.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江晓原，钮卫星.中国天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孟昭连.中国虫文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