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婷立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75001)

河洛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何婷立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75001)

河洛文化，即是河洛地区先民们在生产和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所谓的“河洛”指的是黄河和洛河，这里特指黄河和洛河之间的特定区域，即河洛地区。关于河洛文化的地域范围，朱绍侯先生的观点是非常全面而合理的。他认为:河洛文化的地域应当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开封，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而河洛文化圈涵盖目前河南省的全部地区，东与齐鲁文化圈相接，西与秦晋文化圈相接，南与楚文化圈相接，北与燕赵文化圈相接［1］。实质上就是狭义的中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河洛文化在地域上是以河南为主体，以洛阳为中心的。夏商周时期河洛地区始终处于都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司马迁有言:“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2］(《封禅书》)河洛地区长期作为王都所在地，也使得河洛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儒家文化有两个发祥地:一个是河洛地区，代表人物是周公;一个是齐鲁地区，代表人物是孔子。中国幅员辽阔，形成过很多地域文化，河洛文化与齐鲁文化是其中影响较大的文化。细加考察会发现，儒家文化终究是吸取了河洛文化的精髓发展而来，也就是说，河洛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母体文化，而河洛地区则当之无愧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河洛地区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华夏文明的诞生地

中华民族的先祖，受到崇拜和称颂的首推炎帝和黄帝，中华民族自称为“炎黄子孙”，河洛地区孕育了伟大的华夏文明，是炎黄二帝的主要活动地区。《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炎帝两个氏族都是少典氏族的后裔，而少典是有熊(今河南新郑市)的国君，所以《帝王世纪》有“黄帝受国于有熊”之说。现在有大量的历史遗迹:河南新郑自然山上有少典祠，是后人祭祀少典而修建的;有与黄帝传说有关的风后岭、大隗山、力牧台、黄帝宫、云崖宫等遗迹;洛阳孟津的“负图寺”，是黄帝祭祀河洛“河出图、洛出书”的纪念地;豫北有黄帝祭天的天坛;豫西的灵宝有黄帝陵。相当于炎黄二帝以来的新石器文化如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均在河洛地区形成。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宫殿遗址，正是距今5 000年以前政权中心的所在地，而此时正好是炎黄活动的时代。黄帝部落发明文字、衣冠、社会制度，炎帝部落发展原始农业、发明陶器，标志着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因此炎帝、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二帝成为华夏子孙的共同祖先。《史记·三代世表》记载: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契等族的后代，占据152个属地，组成152个方国，包括875个氏。现在社会上存在的姓，90%以上包括在这800多个氏以内。因此，可以说，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人也都是炎黄子孙，都植根于河洛大地。

二、河图洛书的产生地

《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指的是: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大禹时，洛阳境内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凝结着中国人民超凡的智能，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是儒家经典《周易》的来源，也是儒家气学理论的根本依据。

司马迁写《史记》时，其《帝纪》从黄帝开始写起。众所周知，文化是由长期积淀而成的。黄帝时代已经能够造字、演数、推律生历，因八卦以序五行定方位。如此高水平的文化，自有其渊源处。在造字之前，人们的交往靠口述耳闻，记事靠结绳，推理靠卦画。若按此推论，中国文化之要最晚植于伏羲时，迄今少说也有一万年。《易传·系辞下》载:“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就是说，伏羲氏在总结先民生产斗争和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进行了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考工夫，开始认识一阴一阳之道，并以两种符号(—，－－)表示之，从而创制了四象八卦，形成了以对立统一思想去认识宇宙变化发展的哲学雏形。他的易象哲学为当时有头脑的人所接受，并在利用中做了发展。到了黄帝时代，利用《易》道治理民事，设官分职，领导生产，统辖政事。这样，易文化有了很大发展，五行七政、天干地支、六律六吕等测识天象人事的手段，相继形成。可见，距今至少已有一万年的易哲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总根、总源。

既然《易》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根、总源，因此，以“告诸往而知来者”［3］(《学而》)为己任的孔子，必然十分重视这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并加以发扬光大。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辞》、《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2］(《孔子世家》)又说:“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谅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2］(《仲尼弟子列传》)照这两处记载，孔子不但学过《易》，而且还作过《易传》;不但向弟子传授过《易》，而且弟子以后的师承关系也历历可数。可见，孔子与《易》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了。这些记载成为影响西汉一代的权威性论断。直到隋唐，“人更三圣，世历三古”［4］(《艺文志》)之说，仍为人们普遍接受。直到北宋欧阳修开始怀疑此说。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部《周易》，卷后附有佚书《要》等两篇，记录着孔子与其弟子研讨《易》的问答。应该说，司马迁说的“孔子晚而喜《易》”“孔子传《易》于瞿”等语，还是比较可信的。

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之根，最晚植于伏羲氏，迄今至少已有一万年，其理论根据就是《易经》和《易传》。其中，孔子是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他既继承了《周易》的思想，又作了发扬光大的工作。后儒又在孔子的基础上，几千年如一日地弘扬这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

三、礼乐制度的发源地

在孔子之前，周公是华夏文明的集大成者，孔子的许多思想都来源于周公，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不远千里来到洛阳，考察、学习周公制定的礼乐，把“克己复礼”作为终生奋斗目标。周公庙位于今洛阳市老城西关外定鼎南路东侧。“孔子入周问礼碑”立于洛阳市老城东大街北侧的古文庙前，刻着“孔子入周问礼至此”几个大字。后世将“周孔”并称，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承，周公为“元圣”，孔子为“文圣”，孟子为“亚圣”。

周公姬旦，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协助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周王朝建立后，周公在洛阳依据华夏文明的成果，制礼作乐。礼的主要内容有宗法制、封诸侯、五服制、爵位、谥法、官制、刑法及吉、凶、军、宾、嘉五礼等，并且，为配合上述典礼仪式，周公制定了相应的乐舞。周公礼乐的价值是:“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孔子正是依据周公制定的礼乐，适应时代的变化，有所损宜，建立了规范中国人行为、建立社会道德秩序的礼教。

四、二程洛学的原生地

在北宋时代，身居洛阳的程颢、程颐兄弟创立了洛学，也是河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洛学以儒学为核心，吸取了佛家与道家的部分思想，论证“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关系，规范人的行为，维护封建秩序，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础，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洛学有以下几个重要理论:一是其入世精神与社会的关怀。儒家的重要特点是积极入世，努力治世，以天下为己任。二程不论从政或未从政，都关心社会“视民为伤”，多次提出解救社会矛盾的方案。二是主张对百姓施仁与教化。二程本着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希望帝王作尧舜之君，当政者对百姓施行仁政德治，保证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然后对人民进行教育，提高素质，达到一个高层次。三是二程强调每个人的学习与修养。孔子尊敬人，希望人人做个“君子”，孟子要人发扬善性，荀子要人克服恶性，二程更主张“为己之学”，学习不仅为增长知识，也为提高自己的素质。

五、儒家文化的中心地

洛阳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高度的战略价值，是最早建立国都的地方，也是历代政权在此建都时间最长的地方，总计有1 100年以上，曾为13个王朝的国都。夏王朝有太康、孔甲、帝皋和夏桀四位帝王在洛阳建都;商汤灭夏后，又在洛阳建都;西周初年，周公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洛邑并让周成王迁都洛阳。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诸朝定都洛阳。洛阳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儒教是中国的国教，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形态，因此，长期以来，洛阳一带也就成为儒家文化中心。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的诗句，表达了洛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河洛成为经学的中心。气势宏伟的熹平石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的象征。熹平石经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对校对版本、规范文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经皇帝批准，蔡邕、张训等选定《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经典正本，订正文字，刻于46座石碑之上，全部碑文约20万字，立于当时都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这是我国第一部官定石刻经本。

洛阳是儒家文化教育的中心。洛阳的东汉太学，拥有太学生3万人，东汉明帝亲到太学讲经。东观殿为我国古代最大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达七千余车。王充游学于洛阳，博览群书，完成了《论衡》;阮籍、嵇康、向秀等人云集洛阳，创立魏晋玄学;唐代河洛人韩愈倡古文运动，提出“道统之说;北宋邵雍，居洛30载，推演卦象数义理，创“先天象数”之学;北宋洛阳程颢、程颐援佛、道入儒，形成洛学一派。

河洛文化对于维护中国的统一具有特殊的意义。占台湾人口2%的原住民是大陆百越先民的后裔。占台湾人口98%以上的汉族人都是从闽粤移民台湾的闽南人和客家人。而闽南人和客家人是指秦汉以后历经唐宋元明清，因不堪战乱灾疫从北方中原河洛地区移往闽粤的人民。台湾的姓氏大多源于中原河洛地区;台湾人的衣食住行、语言文字、家族制度、节庆活动均与大陆一脉相承。台湾供奉的神明如妈祖、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福德正神等都来自中原的儒释道三教。

综上所述，河洛文化对于儒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作用是重大的，河洛文化的主体精华已经深深融入儒家文化之中，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升华，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1］朱绍侯.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J］.文史知识，1994，(3).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2.

(责任编辑: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