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留见

(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河南洛阳471023)

河洛礼乐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影响

张留见

(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河南洛阳471023)

一

礼乐制度的确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就有了礼乐的雏形。夏商周三代，虽然出现了政权更替，但一脉相承的礼乐文化在河洛地区不但从未中断，而且“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礼乐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周公洛邑执政期间，在总结夏商礼乐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吕览·孟夏纪》说:“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内容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所有社会领域。其中，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是尊祖敬宗的祭祀礼和重视教育的乡射礼。

祭祀礼主要是指当时各级贵族经常举行的祀享、丧葬、婚姻诸方面的礼仪。周礼是周代宗法的基础，在宗法制度下，“尊尊”和“亲亲”是两条根本的原则。然而，周礼更重亲亲，而后才及于尊尊，先父慈、子孝，而后及于君仁、臣忠。由孝推论及忠、由人伦推及君臣，周礼的这种特质是由周公最后奠基而成的。蔡邕在《明堂月令章句》中说:“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则曰大庙，取其正室则曰大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时之学则曰大学，取其圆水则曰辟雍，虽名别而实同。”周人非常重视祭祀祖先，凡遇重大事情必先向祖先禀告。周朝大夫以上男子的新妇都要于亲迎之后三个月行“庙见”礼，也就是在女子嫁入夫家三个月后举行拜祭夫家祖庙的仪式，向祖先报告“来妇”的信息。《礼记·曾子问》:“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孔颖达疏曰:“大夫以上，无问舅姑在否，皆三月见祖庙后乃使成婚。”

西周时期的乡射礼，是每年春秋各州为教民礼让、敦化成俗而举行的射礼。周朝提倡的乡射礼，实际上是诱导射手学习礼乐、使人心志与形体都合于“德”的教化过程。据《周礼·地官·乡大夫》记载，行乡射礼时，乡大夫要向围观的人征询对射手表现的评价。评价的标准虽然也计算射中的成绩，但最重要的是考查射手的德行与修养。《论语·八佾》讲:“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这里的皮就是射箭的靶子。射手能否射中，主要取决于射手的体能，这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看射手的德行和修养。这里的射礼与军队的射击比赛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一种以德行和修养为主的、寓教于射的活动。由射礼的礼法可知，射手一步一式都必须体现礼乐之道。四肢发达、勇力无比而不知礼义者，在射礼中是不会得到好成绩的。

乐，是为配合上述典礼仪式而举行的乐舞。《礼记·乐记》曰:“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周公在执政实践中，深感“乐”之魅力，于是借助“乐”来实现“经国安邦、垂范后世、为万代开太平”的目的。

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使礼乐制度走向成熟和完备。周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先祖，他制定的礼乐制度成为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周”就是追随周公的礼乐文化。著名学者杨向奎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说:“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番精神状态。”礼乐制度是儒家之源，周公被后人称为“元圣”“儒宗”。洛邑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被称为儒教祖庭。

孔子是儒家学说创始人，礼是孔子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史记·乐书·索隐》引《大戴礼》云:“孔子适周，访礼于老聃。”《史记·老子传》曰:“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孔子向老子请教周礼的同时，通过对洛邑的参观，进一步加深了对周礼的理解。洛邑为周之王都，周室的图书典籍、庙堂文物，尽荟于此。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观先王之遗制，广泛地学习了周礼。孔子出生在鲁国，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鲁国保存了比较完整的西周文化史籍和典章制度，这些都深刻地影响到孔子的思想，为儒家学说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君从哪里来?来自黄河边。”客家人“根在河洛”，河洛礼乐文化系客家文化之源。河洛礼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核心，对客家文化、台湾文化等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给河洛大地造成极大灾难，广大人民难以生存，纷纷南迁，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浪潮，这便是今日各地客家人的第一批先民。安史之乱时，中原鼎沸，衣冠南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草荒废，曾无尺椽。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唐末大乱，又有不少中原人南迁。北宋末年，金军攻陷汴京，河洛地区成为宋金争夺的战场，河洛之人再次大规模南迁。章太炎先生在《客家方言序》中说:“客家人大抵来自河南。”南迁的大批汉人中，有些和当地土著居民通婚融合了，还有不少人没有和当地人通婚融合，仍保持着汉族原有的血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据统计，目前生活在我国南方及海外各地的客家人有近一亿之众，以致形成了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华人，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的局面。在这些客家人中不乏企业家，政坛揆要、文化泰斗!“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客家人公认“根在河洛”，他们对河洛有着极为浓厚的感情。

客家文化是在客家族群中一直保持下来并富有个性的文化。它既表现出早期河洛礼乐文化的内涵，又具有魏晋唐宋时期的中原世风。若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去认识，客家礼乐文化既表现出唐宋以前不同历史阶段河洛文化的兼容性，又表现出北宋灭亡前早期中原文化的原始韵味。客家族群是历史上自河洛地区南迁聚居的移民后裔群体。客家先民的主体，是在西晋八王之乱后成批南迁的，但他们不是在一定时期一次性迁到南方定居，而是经过多次迁徙而形成的。河洛先民南迁聚居并最终形成客家民系，不但经历了长期频繁的迁徒过程，也经历了无数磨难和艰辛开拓。空旷贫瘠、人烟稀少的山区，成为这些逃难移民被迫选择的乐土。早期客家先民迁徒的主流，大致是首先集聚在江北豫、皖、鄂、鲁交界地带，而后渡江，顺赣南、闽西、粤东的山岭地区迁徙。明清及近现代，大量客家人又迁居海外，遍布世界五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要问客家哪里来?客家来自黄河边。”客家族群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民系，是因为这一族群南下后一直到今天，虽经历千年沧桑，却仍能始终顽强保持其移民群体的传统和文化个性，而不被其他族群同化。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中说:“中原有旧族，迁徒名客家，过江入八闽，辗转来海滨，……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说明客家与河洛在血脉、地缘上有着根系的连接。

不可否认，客家特性中不同程度地汲取了迁居地文化的因素，但从整体特征看，客家族群的形成，的确与河洛移民南迁直接相关。客家文化的个性，的确与河洛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客家人根于河洛，客家文化源自河洛。客家文化在中国、在海外的广泛影响，透视出河洛文化、民族根文化源远流长的生机和活力。

三

儒家礼乐文化是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礼乐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强势文化。汉族的各个民系深受儒家礼乐文化的影响，而在客家文化中，儒家礼乐文化的因子似乎比其它民系保留得更多、更浓厚也更为持久。儒家礼乐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祟祖先、重教育、重谱牒等方面。

第一，崇祖先。儒家思想中有浓厚的崇祖色彩，周礼就非常重视对祖先的崇拜祭祀。儒家与祖先崇拜的密切关系，在孔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从小就对周礼，特别是祭祀祖先之礼，产生了浓厚兴趣。《论语·八佾》载“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来到太庙，对祭祀祖先的祭器、祭礼等有关事宜表现出极大兴趣。在参加祭祀祖先的活动时，孔子总是毕恭毕敬，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其中。在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有许多关于祭祖的内容。后世儒家学者继承了孔子的崇祖思想。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宣扬祖先崇拜的意义，另一方面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各王朝宗庙和祭祖制度的制订。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中国历代王朝的宗庙制度和祭祖制度，得以不断延续发展。在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一个祭祖新方案，要求每个宗族必须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初立祠堂时，按宗族内部所占土地数量取二十分之一作为祭田，以供祭用。朱熹的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从此，民间祠堂、义田大量涌现，家族的祭祖活动更为频繁。祖先崇拜在儒家的倡导下蔚然成风，崇祖成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客家民系形成时期正是理学盛行之时，客家文化深受理学崇祖思想的影响，忠实继承了儒家崇祖文化。其中，客家祠堂集中体现出客家人的崇祖意识。在传统的客家社会，宗族无论大小都建有自己本族的祠堂，祠堂放置祖先牌位，置于祠堂上厅的神案上。在传统的客家祠堂，盛行在春节挂祖宗像的做法，表示对祖先的崇敬与思念。男婚女嫁时，要在祠堂或祖厅的祖像前表示虔敬之意。新婚拜堂时，要在祖像前拜天地、祖宗与父母。客家人除建祠堂外，还重祖坟及其“风水”，这都反映出其浓厚的崇祖观念。

第二，重教育。儒家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周礼中的乡射礼就是以教育为主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推广私人办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但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而且广招学生，先后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可谓桃李满天下。后世儒生继承了孔子的教育思想，高度重视教育。客家文化中突出地体现了儒家重视教育的精神。客家重视教育，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办祠堂学校和助学奖学等方面。客家人主要生活在山区，经济相对落后，在兴学办教方面存在着物质条件的制约。然而，客家人利用祠堂众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办起了一所所学校。法国神父赖里查斯在《客法词典》中写道:在嘉应州，“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二万人的城市，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校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也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因为客家人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都有祠堂，也就是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骇人听闻的事实。”赖里查斯所说的虽然是嘉应州祠堂办学的情况，事实上，其它客家地区这方面的情形也大致相同。客家人除办祠堂学校外，还出资帮助族内一些有培养前途而经济困难的子弟继续深造，并奖励族内学有所成的子弟。过去，客家祠堂都有祠产，有一定数量的田地，叫作“公堂田”，公堂田的收获除用祭祖之外，相当一部分用来助学奖学，称为“学谷”，根据子弟考取功名的不同层次给予相应的奖励。客家人之所以人文兴盛、人才辈山，与其弘扬儒家的重教精神，积极办学、助学与奖学是分不开的。

第三，重谱牒。儒家素有重视谱牒的传统，所谓“崇本报先，启裕后昆”，皆以谱牒为依据。客家先人虽迭遭兵燹，文籍荡然，但其后人能靠口头的传述，子孙相传继。宋明以来，修谱风气日盛，其所追记事迹，虽有遗漏错误之处，但其先人迁移的源流与背景，则大致可信。广东梅州客家姓氏，据初步调查约有一百八十多姓，各姓大都编有族谱和家谱，无论繁衍国内各省，或播迁海外，历代子孙都继续编撰。此项延绵不断的姓氏族谱，不仅是各族姓氏源流、人物的重要史籍，也是海外赤子寻根问祖最有价值的依据。

总之，产生于河洛地区由周公奠基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根文化。孔子继承发展了周公的礼乐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对客家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南迁客家人，把先进的河洛礼乐文化带到了他们的新居住地，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客家人崇祖先、重教育、重谱牒的传统正是他们继承河洛礼乐文化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