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惠英

(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意识形态转型的战略研究

郑惠英

(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社会意识形态亦将发生深刻变化，党的领导也随之由传统向现代方式转变。这一转变首先以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为突破口，为打破固化了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提供思想基础;二是以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引领、推动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的变化和体系重构;三是科学校正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及地位，正确发挥其作用，四是以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执政关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步入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轨道。

改革开放;意识形态;转型;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意识伴随着劫后的反思、理性的复归，在领导改革开放史诗般伟大征程中，承载着几千年传统文化和50多年以革命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经历30年的秣马厉兵，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在经历了国内大变革和柏林墙倒塌、苏东巨变之后，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看到了汉城奥运会李宁失误后向观众微笑遭到指责、冷落和北京奥运会刘翔退赛后“鸟巢”上空响起的《海阔天空》的历史对比场景，中国“意识形态的终结”并未出现，而是突破了“政绩困局”，在调节社会转型的高度变化的认识方面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同时，意识形态本身也随之调整、转型、归位、创新、重构。

一、选择正确的突破口和引领力量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共产党在自我反省、自觉纠错、自我完善的基础上领导、推动、展开的，它的开启是以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发展为突破和先导，带动指导思想的发展和创新来实现的。

(一)以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为意识形态转变的突破口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百废待兴。但是由于几千年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20多年左倾教条主义绳索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多年紧张的政治空气压抑着人们的勇气、习惯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阻碍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现代化的进行，突破需要非凡的胆略和动力。凭借着有57年奋斗历史、历经磨难而始终被人民不离不弃的中国共产党，凭着对党和人民智慧的信心，邓小平、胡耀邦等一大批有胆识、有牺牲精神的共产党人，领导了一场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拉开了中国思想解放大潮的帷幕。“禁区”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死寂的大地吹进了一缕春风。此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着重于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突破“左”的束缚提供合法性支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破除“唯书”、“唯上”、“唯权威”、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束缚，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坚持实践标准，使党的主张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时代的要求。这既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修正，也为构建新意识形态奠定了深厚而至关重要的哲学基础和心理支持。

在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政治路线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革命意识形态向建设意识形态转变的最重要标志;利于民生的安徽农民“分田”得到中央的支持，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开端;也预示着传统“姓资”、“姓社”、“姓私”、“姓公”的“制度敏感”脱敏的开始;“革命”、“阶级”、“主义”、“斗争”价值倾向向着“三个有利于”转变;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成为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窗口，昭示着一切以意识形态划线、处理国际关系的冷战思维将被打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然对立、片面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封闭式发展思路的突破，预示着一个在开放、包容、吸纳、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

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关键时刻，又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促进理论、观念的进一步突破，使过去那些僵硬的、虚假的思想观念逐渐被逐出各个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先富光荣代替了穷光荣和平均主义;新生社会阶层定位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允许其先进分子入党;人权入宪、颁布物权法，等等。这一系列顺应时代潮流、本国国情、人民意愿的判断和决策，带动着党的意识形态成功地由革命话语向建设话语、由教条式理解、照搬马列主义，空想式设计社会主义向着实事求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变。

(二)科学处理指导思想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实现意识形态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带动了意识形态稳步发展

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对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与时俱进。“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形成和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1］如何做到“既不丢老祖宗，又敢于讲老祖宗没讲过的新话”是检验党理论上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针对以往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错误以及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一方面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致力于搞清楚“什么是”的问题。提出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2］1981年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在正确理解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党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并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总结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的演进使党的意识形态从在突破“左”的错误之后，又从政绩困境中逐渐突围，从精英的“三个代表”到重点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从“三个代表”到“三个为民”直到“以人为本”;从重点关注效率、鼓励个人致富到愈加重视社会公平、正义、和谐、共同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理论创新成为意识形态转变和重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科学校正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及地位

意识形态一词经过历史的变迁，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和价值。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性的表象(意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既定的社会历史中历史地存在并起作用。”［3］他肯定了意识形态存在和功能发挥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在阐述意识形态含义的同时对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坐标给予确立: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观点所构成，并成为一定的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

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为:其一，具有使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合法化，为当政者提供合法性理论依据和心理支持。其二，具有维护政治统治与政治秩序的特殊功能。其三，具有政治教化和聚合的功能。使特定社会集团的长远目标对团体成员来说更具有吸引力、说服力，以获得所有成员的支持，作出短期利益的牺牲。其四，具有批判的功能。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是伴随着社会内部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意识形态，就往往具有对旧的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对政党而言，“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有政党”［4］不仅“主义政党”如此，“选举政党”也如此。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自己的一整套思想、理论、主张和政策，或者说它的这一套东西与别的政党毫无两样，它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和理由。意识形态的这一功能使得任何政党都非常重视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

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超然性，但它最终还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其功能及功能发挥更受那个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的国家体制属于列宁主义政党体制，是以意识形态原则为使命与纲纪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与社会整合方面的功用，远比西方多党制国家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要得多。［5］受几千年传统文化、长期的革命惯性、左的错误长期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期，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被置于社会结构的中心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功能被无限夸大、泛化、绝对化而呈现全能式特征，发挥功能的方式和手段也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围。改革开放后党通过一系列战略、措施重新确立其地位、功能。

(一)以工作重心的转移促使意识形态归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就是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党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心是领导经济建设。这就从实践上将意识形态置于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地位，从而否定了一切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意识形态至上的思想观念。后来，党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更加明确了党执政的目的。自此，意识形态趋向务实，即更加注重从本国实际和人民意愿出发，顺应世界潮流，为实现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航、保驾，为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

(二)在正确处理社会结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中正确确立意识形态坐标，辩证看待意识形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强调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一起上，十四届五中全会又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由理论认识走向操作层面，十七大提出四位一体布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党改变了以往意识形态至上的做法，同时也认为意识形态绝没有走向终结，而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阵地，所以不能丢，必须高度重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各项执政活动是以先进的意识形态建设为先导，以意识形态创新推动国家的制度创新，进而带动实践创新，以先进意识形态带动产生极大的社会生产力，这一执政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最显著的政治技术和艺术。在党内外掀起了对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的学习高潮等等，充分显示出了党对于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

三、以党的领导和执政的转变促进意识形态转变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因历史的惯性、建国后长期处于冷战局势、中国政治发展层次较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艰巨而且基础薄弱、“左”的思想长期束缚等原因，党未能及时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表现为“全能政党型”，这是革命式意识形态长期存在、处于绝对化、至尊至上地位的根本原因，它也直接决定了党领导意识形态的直接、具体、强制、封闭、习惯于采用政治动员等方式和手段。因此，意识形态运行方式转型的直接动力和组织保障在于党自身领导和执政方式的转变。

(一)科学定位党的历史坐标，突出执政党意识是转型的开端和根本保障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毛泽东同志说过，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分水岭。但这一特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在革命战争年代，主要表现为一切为革命战争。党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成功地扮演了革命党角色。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作为完整的剥削阶级在中国已被消灭，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的工作重心是领导经济建设，“党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而且多数党员都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中担负一定的工作。”［6］八大做出的关于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的正确判断和鲜明的执政党意识预示着:党将迎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但遗憾的是这一转变未能成功实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问题再次凸显。1980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7］并提出要研究“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历史性课题。1989年12月，江泽民强调: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历史方位作出了科学判断，回答了执政党应该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使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更丰富的内涵。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8］之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进一步阐发了党的建设目标，“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9］这一论述，使“执政党”的理念首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目标中。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方位转变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定位标志着党从思想观念和工作原则上彻底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二)通过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执政关系、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党对意识形态领导的转变

政党的领导是依赖主张的正确、科学、合理和组织成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而吸引被领导者，从而使其自觉自愿服从的引领、导向活动，主要是一种权威的吸引而非强制的推行。主要借助宣传、组织和动员手段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加快这种认可和服从。革命党没有执掌国家政权(或者说没有掌握国家主要的政权)，所以主要依靠领导权的实现达到革命目的。而且因为不能借助合法途径实施领导，只能更多地采取秘密的、直接的、行政的、全面的、封闭的领导方式，在思维习惯方面崇尚蔑视秩序、法统，重斗争、对立、分化瓦解、打破，以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为最主要方式。

政党的执政，主要是一种法定的带有强制性的权力执行，靠的是国家强制力做后盾。领导与执政的关系是:领导是执政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只有保持党的先进性，党员先进性，为人民认可、拥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才能雄厚、稳固;领导通过执政来实现。因为只有通过党的执政地位才有条件将党的主张通过合法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具有法定权威，也只有依靠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将党的精英输送至国家各级政权机关担任公职，由他们来模范地执行党的主张，并影响群众一同将党的主张变成群众的实践和实惠。执政党崇尚秩序稳定、依法行事、强调统筹兼顾、和谐、协调，重视建设，领导方式以间接、有限、依法、开放、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的方式。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因未能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所以仍然以党的领导为主、执政为辅。改革开放后这一模式逐渐打破。

首先，科学界定党领导的内容和界限。执政党的使命是支持和帮助人民当家作主而非代替。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指出:“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10］1981年在庆祝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进一步作了精辟的阐述:“在革命胜利以后，人民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11］。党的十三大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虽然十三大的规定因忽视党对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而导致了一些失误，但至少它意识到党的领导不是无限、全能的，因而从这一层次上说这种规范是有意义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又恢复了确定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的认识，并进而明确各自的内涵。

其次，规范党的领导，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与执政方式。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加强党的建设、正确发挥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所必须遵守的极为重要的原则。十六大以来确定党的领导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主，要求各级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做到总揽不包揽、协调不代替，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方向、议大事、管大局上，解决好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善于通过各种组织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来贯彻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实施党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即突出党的领导通过执政来实现。1996年党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报告提出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这既反映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治国执政思路以一贯之的理论探索，更反映了我们党执政方式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特别是关于保持党的和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开展，更显现出党关于党的领导和执政关系的清晰。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人民的认可、保持党员先进性才能使党的领导通过执政来实现。

通过上述努力，党逐渐学会使自己的主张更符合国情、时代特征、尤其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保持先进性的方式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党的执政地位善于使自己的主张合法地变为国家意志，使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相统一，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带头执行党的主张，使党的主张变为人民群众的行动，进而变成人民群众的实惠。

正是基于理顺了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关系，转变了领导和执政的方式，意识形态地位的科学归位、功能的合理发挥才有了坚实的组织保障，转型的实现才得以逐步展开并不断推进和巩固。

［1］郑永廷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35．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0．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86．

［4］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35．

［5］萧功秦．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J］．天津社会科学，2006，(4)．

［6］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4．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2，235．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人民出版社，2002:11．

［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人民出版社，2007:34．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4．

［1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65．

(责任编辑:陆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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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469(2012)02－0012－05

2012－03－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10YJA710094)

郑惠英(1961－)，女，山东潍坊人，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共与当代中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