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婷婷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身体认知体系下的洁净观
——回族“逊奈”仪式的象征人类学研究

杨婷婷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逊奈”仪式又称割礼，是回族的成人仪式。其产生于回民族形成、发展的时期，并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积累作用。仪式中的核心是对包皮的切割，笔者认为这体现了回族认知中的洁净观，而由此行为带给当事者以成人、通过的象征意义。笔者运用身体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具体分析了仪式象征意义的来源和过程。

洁净观;象征;割礼;身体人类学

前言

关于身体之象征意义的研究离不开人类学的身体研究。身体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西方哲学中的身体观念，随后的发展表明，在人类社会中，身体并不简单是一个“臭皮囊”式的肉体，而是在很多维度上带有文化和社会的属性和层次。因此很多学者把身体的概念同诸多因素相关联，展开了关于“身体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现象，其意义随民族与性别的不同而不同，随历史与文化的变化而变化”［1］的身体人类学研究。透过人类学的身体研究，我们不仅能拓展身体作为生理概念的局限，同时能利用身体的话语来分析人类社会中与之相关的文化事项，特别是仪式中的身体观以及其象征意义，本文正是基于此的一种尝试。

在中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十个，他们分别是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和塔塔尔族。他们形成了以操汉语/蒙古语的回族和以操突厥语/印欧语的维吾尔族为代表的两大群体。在新疆，虽然回族和维吾尔族这两大族群都信仰伊斯兰教，但在不同的地域社会和历史发展中又形成了具有各自鲜明特点的伊斯兰文化。本文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地区一个乡村社区中的回族割礼仪式为考察对象，旨在运用身体人类学及仪式研究的相关理论对回族穆斯林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割礼仪式展开研究，研究的重点在于割礼仪式蕴含的关于身体洁净观的象征意义。

现有研究表明，割礼仪式具有三重意义，第一这是宗教规定的圣行;第二割礼意味着清洁，意味着今后在大小净中获得洁净身体和心灵的关卡;第三割礼意味着成人与通过。而当我们回顾以往关于回族穆斯林割礼仪式的研究，往往从仪式切割的卫生角度出发，阐释割去包皮后对男子生殖器的益处即洁净感的来源，或者以通过仪式的角度出发，着重分析割去包皮带来的成人生命意义，但是笔者试图另辟蹊径，从洁净感和秩序的角度出发，运用身体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对割礼仪式的象征意义展开分析和研究。

一、人类学中关于“身体”的知识体系

在分析割礼仪式通过切割身体的一个部分带给穆斯林洁净感和秩序感的象征意义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人类学中具体的关于身体的知识体系。

一般来说，我们关于“身体”的知识其最早来源可以追溯至西方哲学有关身体的概念。例如柏拉图就认为，我们的身体与灵魂是二元对立的概念，而且他认为身体永远都是我们获得智慧与真理的障碍，所以柏拉图的哲学宣扬的是贬低“身体”的哲学。另外，基督教思想中也存在着身体是我们接近上帝的阻碍这样的概念，只不过在后来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西方一些学者才突破这一传统观点，例如笛卡尔将“我”定义为“我思”，不强调个体“身体”的成分，此时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身体”这一概念不再被视为是一种障碍，但此时身体和意识还是处在一种二元对立的位置。给予“身体”充分关注的哲学家是尼采，他的那句“以身体为准绳”成为了身体研究的一句名言。在尼采看来，我们关于一切事实的评价基础是我们的身体，所以万事万物都要凭借“身体”来衡量。在尼采影响下，另一位学者福柯则尝试扩展尼采关于“身体”的理论，他在《规训与惩罚》中研究了人类社会对身体实施惩罚的历史进程，提出了正是我们的社会历史在不断地改造我们自己的身体一说。后来布迪厄提出了身体是中介的看法，布迪厄认为身体的一个特征在于他是个体承载知识的场所，同时是我们获得思想的中介，是种种关系连接、集合的“场域”( field)。综上所述看来，我们口中笔下的社会完全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身体”的集合概念，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生物细胞与组织的集合，而是我们面临的所有同生存相关问题的结果或者形态。

正是因为受到哲学分析中关于“身体”知识的影响，在20世纪后期，社会科学界也开始尝试从“身体”出发来看待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和文化。由此出现了以身体为学术思考维度、探讨身体和社会、身体同文化关系的相关研究，如身体社会学，身体人类学等等。人类学界开始关注“身体”这一概念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1987年美国两位医学人类学家撰写的《关心的身体:身体人类学导论》，为人类学身体研究的序曲。这之后很多人类学家都饶有兴趣的在民族志中从不同侧面讨论了身体的知识和文化体系，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族志是埃文斯·普里查德对努尔人的研究，在其《努尔人》一书中，普理查德通过对其生活时间的深描向我们展示了当地人是怎样感受、经历其时间的，普里查德民族志中反映的正是努尔人一个“时间的身体”的概念［2］。

由此看来，身体不简单是一个“臭皮囊”式的肉体，而是在很多维度上带有文化和社会的属性和层次。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身体不再是单纯的肉体，相反身体的概念同很多因素相关联。随着人们对身体研究兴趣的增强，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关于身体研究的相关理论和观点，这其中，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区分出了五种身体的层次或者概念，即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而我们民族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身体研究除了体质人类学中讨论的体质特点、起源以及人种问题外，主要是从符号学、现象学等学科的角度来探讨现象的身体以及符号化的身体概念同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政治、文化等情境的关系。

二、“割除包皮”的象征意义——从“身体的洁净”到“洁净的身体”

1．“身体的洁净”

在以往关于割礼的研究中，学者特别注重观察和分析割礼的核心意义，第一是包皮切割的功能性分析，如生理的卫生，病理的预防和心理的洁净。第二是割礼仪式切割包皮这一行为带来的对于被实施者身份和社会地位转变，如通过仪式或者成人礼仪所包含的文化意义。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从人类学的身体研究出发，割除包皮所带来的洁净感的获得是一个更为深层面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一种概念的文化认知过程，正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仪式中的清洁是象征性的”［3］，以下笔者将重点讨论穆斯林如何通过仪式行为来获得其头脑认知中象征性的清洁观念。

在使用身体的知识来分析割礼仪式时，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核心行为——对男子包皮的切割。在村落中，当笔者询问为什么举行割礼仪式，村民和阿訇的回答是其所带来的影响，即“干净”、“卫生”的洁净感。为什么切除包皮会带来身体的洁净感呢?以往传统的卫生观研究认为，割礼割去的是男子的包皮。包皮是指围绕阴茎头的皮肤。一个男性个体正常情况是包皮不能细小，否则排尿受到阻碍。而包皮过长，会使得男性的阴茎发育迟缓，影响性交时勃起，进而影响性行为和生殖。此外如果男子包皮过长，会使得包皮下特别容易积垢。已经有医学研究证明，这种由积留的尿液、脱落的上皮等组成的“包皮垢”较易转性、腐化，会引起许多器质性的疾病，如包皮炎，湿疣和包皮结石等。医学界经动物实验和长期临床观察，已经可以肯定这些物质是引起男性阴茎癌的一个主要原因［4］。从穆斯林所做清洁仪式来说，包皮会使得包皮垢的清理产生一定的阻碍，当割除了包皮后，龟头完全暴露出来，这使得穆斯林在清洁方面具有了一种便利，他们可以在清洁仪式中顺利地、仔细地完成伊斯兰教对于清洁的规定。这种清洁的规定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大净和小净是穆斯林功修和礼拜是否有效的一个基本条件，而且是必须的条件。

2．“洁净的身体”

当我们使用现代意义上的卫生概念联系到割去包皮的功能所指时，这当然不失为一种获得清洁的证明。但这并非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象征人类学的代表玛丽·道格拉斯曾经在其专著《洁净与危险》中强调了医学唯物主义中对宗教学中的卫生学观念的困扰，她指出了这类研究“未能直面我们自己关于卫生与污秽的观念”［5］。并进一步说明我们的研究应该着重于“仪式中的清洁是象征性的”这一内容。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从文化认知的角度出发，理解穆斯林文化中仪式所带来的心理上的洁净感，因为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割除包皮在穆斯林的头脑中同样意味着一种洁净的过程。

从整个割礼的仪式过程来看，首先，领受割礼的男童均要做大净，并从头到脚换上崭新的衣帽、鞋袜。这首先就意味着一种洁净的状态，这种状态既是参加仪式所做的准备，也是仪式即将带来的功能所指。因为割礼仪式之前的大净和新装都是伊斯兰文化在回族穆斯林场域中惯习的反映。另外，洁净的状态也是彰显仪式不同于社会生活中的一般状态而言，正如涂尔干所强调的神圣与世俗的分离。割礼仪式作为穆斯林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仪式，其具有仪式的一般共性，即清洁的过程和意义，这是区分仪式与一般社会行为的一个分水岭。

其次，男童在参加仪式的时候，会身披一条大红的、崭新的被面，这一行为被村民称作“挂红”、“披红”。所谓的挂红和披红代表着一种喜悦，这种喜悦是来自于孩子即将通过割礼仪式获得社会的承认。喜悦的基础正是来自于通过仪式的意义——崭新身份的获得。我们知道，割礼仪式是一个典型的通过仪式，这个仪式的意义就是男童转变为男性穆斯林，这意味着当事者将会结束一种混沌的状态，从而进入一种崭新的生命周期。“挂红”或者“披红”行为显然具有了象征意义。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此行为获得基础来自于仪式的核心——割除包皮。正如我们前文所述的，割除包皮获得了一种清洁观念，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污秽的排除。这是一种定义之内的分类体系。“未割包皮、混沌身份、包皮带来的污秽”观念与“割除包皮、明确身份、割除包皮后的洁净”被分别归类至不同的体系之下。玛丽·道格拉斯认为:无论我们感知什么，这些东西都会被归入我们这些感知者所负责的模式之中。而我们感知的所有印象都示意性的在最初就已经被确定下来，作为感知者，我们的兴趣由创造模式的倾向统领，这被称之为图示(schema)。玛丽认为我们在不断变换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建造了一个稳定的世界，在那里事物都是可以分辨的，这个世界正是我们的认知世界，最重要的是在认知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构建，即接受某种提示的同时拒斥另外一些［6］。

最后，对于穆斯林来说，割除包皮意味着能够祛除污秽之物，通过切割包皮，使得龟头袒露，在举行大净时，可以完全清洗干净从而获得洁净的仪式状态。这种洁净观的获得，一方面是通过仪式本身的行为，另一方面则是伊斯兰文化赋予仪式的意义，这种切割了藏污纳垢的包皮后的身体是洁净的，同时穆斯林也获得了认知模式中的清洁观念，建立了“未割包皮、污秽、混沌”与“割除包皮、洁净、明确”的分类体系。切除了包皮使得穆斯林完成功修要求的清洁行为时，不能对生殖器的清洁行为造成潜在的危险了。而当宗教仪式使得参与者获得这样的集体经验之后，当切割了包皮的身体在完成清洁的过程时，它所带来的洁净观就更能深入人心，并作为惯习——割礼仪式的一个象征意义传递下去，在建构这个意义的同时又强化了仪式所带来洁净观在文化逻辑方面的认知。

三、结语

鲍伊认为:“通过仪式标志着从一个生命阶段、季节或事件，转向另一个阶段、季节或事件。参与通过仪式的每一个人以及整个社会，都以不同的方式标志(或注意到)这些转变。”［7］作为通过仪式的代表，割礼正是通过对包皮切割的行为，建立起穆斯林通过仪式中“成人”的意义。

通过对仪式的象征分析中，我们进一步发现，回族穆斯林通过举行割礼仪式，其功能所指时仪式标志性的文化意义的表达，这种仪式的叙事是通过割除包皮建立的关于洁净的分类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割除包皮行为给穆斯林首先带来的是“未割包皮、污秽、混沌”与“割除包皮、洁净、明确”的分类，其次是在此之上的洁净的象征性认知，最终达成了成人通过仪式的文化展演。

正如仪式大师特纳所说的:“仪式不仅是对社会需要的回应，更是人类创造意义的行为”［8］。在回族割礼仪式中，穆斯林通过割除包皮完成的是一种从“身体的洁净”到“洁净的身体”的象征之旅。通过仪式行为建立的文化认知中的两个关于污秽、混沌到洁净与明确的分类体系，这是割礼仪式所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所在。

［1］(美)安德鲁·斯特拉桑．身体思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1．

［2］(英)埃文斯·普里查德．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M］．华夏出版社，2002:33．

［3］［5］［6］(英)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黄剑波，卢忱，柳博贤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41，37，46．

［4］潘涓．点点滴滴话肿瘤－包皮垢与阴茎癌［J］．家庭医生，1988，(8):46．

［7］(英)菲奥纳·鲍伊．金泽译．宗教人类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89．

［8］(英)维克多·特纳．赵玉燕等译．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责任编辑:代琴)

C953

A

1671－6469(2012)02－0008－04

2012－02－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1年度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工作启动项目、新疆师范大学博士点立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项目课题“国家在场语境下民族社区宗教正功能的生成”(MKSCX005)、新疆师范大学博士博士后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杨婷婷(1982－)，女，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伊斯兰文化研究，新疆宗教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