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东

（巢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系，安徽 巢湖 238000）

论清代皖志的历史地位
——以清代与前后时期的方志比较为例

张安东

（巢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系，安徽 巢湖 238000）

方志比较研究是认识方志地位、价值的重要方法。本文以清代皖志与其前后时期的方志比较为例，分析了清代皖志的地位、特点。认为清代皖志是在前代方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沿袭前代方志内容、体例、体裁较多，但也有较大变化，内容更为丰富，体例上逐步完善，并对民国方志编纂影响较大，为民国方志的编修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清代；皖志；地位；比较

1 引言

比较研究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没有比较，就不能认识和区别事物，进行归纳，找到共性；没有比较，就不能确立认识的范畴，认识事物的特殊本质，找到个性。由于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的影响，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有相异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传承，不同的方志纂修者有各自的师承和学术研究方法，不同文献著述有不同的编纂体例、体裁和风格，所以将清代方志与不同时期方志进行比较，有利于分析、探寻清代方志的价值、地位，总结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皖省是中国文明发达最早的地区之一，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极其丰富灿烂的文化典籍。其中，方志以其独特的编纂体例，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真实可靠的史料记载，开发利用价值极高而屹立于中国文献之林。皖省修志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朱玚的《九江寿春记》。虽然此志已失，但仍可从清代王谟所辑的《汉唐地理书钞》中见其大略。自宋至1949年，皖省现存各类志书396种，其中清志267种，占三分之二以上，并且省、府、州、县、乡镇志均有留存。相对于其他时期来说，清代志书数量大，种类多，覆盖面广，史料价值高。不同时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方志记载的名目和内容详略也有不同。就皖省而言，宋以前的志书，名目主要是图经、郡书、地记，内容纪载较为单薄，涉及面不广，或仅记人物，或仅载地理，或单叙山川地理、神话传说。如郡书专载地方乡贤俊杰，地理书主记风土，地记专载疆域、山川、古迹、人物、风土。赵宋方志定型，以“志”为名的志书渐占优势，体例也逐渐完善，内容上于一地古今人事物无不载述。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方志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志体也越来越成熟。现以清代皖志与不同时代的志书比较为例，考察清代皖志的历史地位。

2 明清皖志的比较

皖省宋以前旧志无存，宋元也仅存罗愿《新安志》。兹以合肥地区部分明清志书为例进行比较，以说明清代皖志的发展变化。

（万历）《庐州府志》，十四卷，吴道明修，杜璁纂。隆庆六年始修，万历三年（1575）纂成。郡守吴道明，字行甫，号豫斋，元城县（今河北大名）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曾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此志石星序曰：“吴君守庐阳期年，又期年而志成。”“其书体例，分图、考、表、志、传五纲，为目二十有三”，“夫志也，图郡邑，考沿革，表疆域、分野，表封统，表官师，表人物，志地理、建置、食货、祀典、事纪，传名宦、乡贤、武勋、贞烈、侨寓、方外、杂志、山川。凡四阅月，三易稿，汇萃成编”[1]。但此志归并失当，亦乖志体。如合公署、祀典、恤政、蠲赋为一卷，殊属不当。人物卷名宦、乡贤、武勋、贞烈、侨寓、方外、杂志把并列在一起，体例亦未确当。该志使用纲目体，反映了明代志书体例的进步，但分类归属不当，说明了志书体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嘉庆）《庐州府志》五十四卷图一卷，张祥云修，孙星衍纂。此志仍以图、表、志、传为纲，下分列沿革、山川、古迹、城署、封爵、职官、选举、学校、坛庙、寺观、田赋、水利、名宦、人物、大事、佚事、杂文、文籍、叙录等，归类得当，基本没有错乱。此志参照明志制定体例，大体皆沿袭前志。但前志沿革分建置沿革、星野、疆域、风俗（土产）四志，此志单立一志；前志人物分人物、孝义、列女、隐逸、侨寓、方伎、仙释等，亦合为一志；前志艺文仅为一志，此志则析为杂文、文籍两志；前志祥异附属星野，此志则改列大事记。此志在沿革志、山川志、古迹志、城署志、人物志中，对明以来诸志多有匡补；在学校志、田赋志、水利志、大事志、佚事志中，增订大量明以后发生的事项；在人物志中，记述了一批以往诸志未记的人物；在杂文志中，载录了多篇未见于以往诸志的诗文；在文籍志中，增录了多种明人书目。此志采集的资料更加广泛，“庙寺、家墓、金石，搜罗疑佚碑碣，遍览说部”，这些方面的增补内容较旧志几乎多出了一半[2]。总之，较前志而言，全志体例完备合理，内容丰富翔实，考证认真精当，达到庐州旧志较高水平。（光绪）《续修庐州府志》，一百卷首一卷末一卷，是对张祥云的嘉庆志的续修和进一步完善。是志由李鹤章倡修其事，李瀚章、李鸿章任总裁，黄云总其事，以嘉庆志为蓝本，“聚米绘图，筹薪设局，访忠孝、节烈之事”[3]，广搜讨，严考证，洋洋百卷。卷首设皇言纪，以表、志、传、略为编例，分卷叙述疆域、沿革、山川、形势、风土、城署、津梁、古迹、冢墓、水利、田赋、恤政、食贷、学校、祠祀、军制、兵事、职官、名宦、封爵、人物、艺文、金石、祥异，卷末补遗，内容全面系统，是为善志。全志分四十五个大类，有的大类下分若干个小目，各目之首均有无题小序，言简意赅，有的是阐述其源，有的是介绍义例，有的是说明著述，篇目设置灵活，门类比较齐全。是志新增内容有凡例、皇言纪、风土志、津梁志、祠祀志、恤政志、食贷志、军制志、封爵表、武功传、耆寿传、宦绩传、金石略、补遗等，尤其是卷九十六至一百的《淮军战事编·平寇纪略》、《淮军战事编·平捻纪略》、《淮军战事编·援台纪略》，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太平军、捻军的史实，也反映了淮军活动和近代外国列强入侵台湾的情况，是研究近代中国史的重要资料。

（万历）《合肥县志》，二卷，胡时化修，魏豫之纂。此志首邑纪，次四表（星野、疆域、秩官、人物），八志（山川、风俗、创设、食货、学校、祀典、祥异、艺文），十二传（名宦、卓行、宦达、名勋、贞烈、儒林、文苑、隐逸、侨寓、释道、方伎、外传），最后杂考列之卷末。此志不仅卷少，而且以沿革而标“邑纪”，徒务新奇，有乖志体；“创设”而侈言古迹，与体例不符。相比较而言，（嘉庆）《合肥县志》体例完善，内容丰富。该志为左辅纂修，“经始于嘉庆七年之春，阅期有四月，书成编三十六卷”[4]。有以下特色：一、以图、表、志、传为纲，下统子目。卷一为图说；卷二至卷十五设志，分次叙述沿革、疆域、山水、营建、田赋、风土、学校、兵防、祠祀、祥异、古迹、艺文；卷十六至卷十九设表，分别为职宫表、选举表、世袭表；卷二十至卷三十列传，分设名宦传、人物传、方技传、耆寿传、列女传、流寓传、方外传；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附以集文、志余。二、征引编撰，态度严谨。“凡旧志编列征引，于鄙见有未安者不敢规袭。”“志尚征引，所以传信，兹各类编列，务求据依，偶有事涉不经，地尚留其名迹，则亦附按于后以俟考，不敢从删。若荒诞渺茫，及现不隶邑境者，虽见古书，概不滥引”[5]。该志的“图说”以有一定比例的实用的地图为“图”，后加文字说明为“说”。列县境总图，给人一个完整的印象，又以山图、水图为两个全境的地形图附之；首以五乡区里图为总的行政区划，以东、南、西、北、梁乡五分图详之；图后的说明也是详略得体的。这些都是明代县志无法比拟的。“志”十四卷，是该志的主要部分，内容极为丰富。不唯以营建志、田赋志、学校志、兵防志、祠祀志网罗了一代掌故，而且以沿革志把作为合肥这个行政单位的名称、属辖的流变作了详细的记录和精确的考证，并附有汉以来的大事记；以疆域志、山水志对合肥县境的地理面貌作了详细记录；以古迹志对县境内的各处古迹作了记载和考证；以祥异志记载了汉以来县内发生的疫、旱、涝、风灾、地震及一些奇异的征兆，以艺文志记录了合肥人所著书目。该志“表”体中的职官表分三表：汉以来的行政官员表，明以来的学官表，武官职表。“传”是该志的一个比重很大的部分，计十卷。在人物传中，凡是有一可供后人取法之处者，上自官师，下至善弈者，皆为之立传。《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对该志评价较高，认为“其得失亦多可论，如删星野以免附会，艺文惟志邑人著述，职官、选举两表，皆本年经事纬之法，井然有序，舆图用开方之法，皆能刊除俗体，悉归雅正。”

虽然清代的志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体例上都比前志翔实、完善。但清代志书与前志相似的多而差异的少。在指导思想上，清志与前志都是在封建思想指导下编纂的，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通过记人记事，宣扬封建道德，为封建统治服务；在内容上，很少记载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忽视社会经济状况。总体来说，清代志书对前代沿袭的多，变革的少，虽在记载内容上和编纂体例上发生一些变化，但根本性的变化不多。

3 与民国时期志书的比较

清代皖志的高度发展，对民国时期的方志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在体例上民国前期的志书因袭清代的较多。兹以清代方志和民国方志作比较来考察此种情况。

（同治）《霍邱县志》以舆地志、营建志、食货志、学校志、礼仪志、勋爵志、秩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志为纲，（民国）《重修蒙城县志》设舆地志、建置志、河渠志、食货志、学校志、武备志、秩官志、选举志、人物志、列女志、艺文志、杂类志作为大类，两志的纲目几乎相同，下分的细目差异也很小。这说明民国前期的志书体例受清代志书的影响很大，因时变革的情况较少。因袭清代志书体例的民国志书还有很多，如民国九年（1920）张其濬修、江克让纂的《全椒县志》，设舆地志、山川志、风土志、食货志、学校志、武备志、职官志、人物志、列女志、宗教志、艺文志、杂志，“略仿光绪志定为十二纲，……惟宗教一志新增，取旧杂志中仙释改为释、道，补辑回、耶，分为四类，而以寺观等附载各教之后，余悉仍旧。”“其应变易名称者，如坊乡今改坊区，钱法改钱币，盐法改盐运，兵制改营防是也。有应迁移次第者，如沿革旧在坊乡后今改置疆域前，经纬度旧附星野今改附疆域是也。有应补加门类者，如舆地志增铁路、邮政，食货志增实业，附加税、公债，学校志增学校、教育会、劝学所，武备志增警察、警备队、器械是也”[6]。从这可以看出，（民国）《全椒县志》以（光绪）《全椒县志》为依据，基本上仿照光绪志体例而编纂，只是改变了一些门类的名称和位置次序，在旧纲下增加一些门类，整体结构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民国十三年（1924）黄佩兰修、王佩箴等纂的《涡阳风土纪》为卷十八，其编次，卷首题名、序、目录、纂修姓氏，卷一图（全境总图、四县分拨分图、县城全图），卷二疆域（沿革、晷度、境界、村堡表、圩寨表、交通、道路、形胜），卷三山川，卷四古迹，卷五建置，卷六藩封，卷七名宦（职官表），卷八食货（物产），卷九学校（选举表），卷十宪典，卷十一礼俗，卷十二人物上，卷十三人物中，卷十四人物下（列女、忠烈表），卷十五兵事（兵防），卷十六艺文，卷十七后叙，卷十八乐输题名。此志体例一仍前清，未有变化。借此可以看出民国前期志书体例受清代志书影响较大，新的体例、体裁尚未出现。那么，民国中后期方志体例有没有大的变化呢？现再举例予以比较分析。民国二十五年（1936）石国柱、楼文钊修，许承尧纂的《歙县志》，共十六卷，卷一舆地志，包括晷度、疆域、沿革、山川、都鄙、风土、古迹、丘墓八门，卷二上卷为营建志，包括城池、公署、学校、秩祀、寺观、水利、津梁七门，下卷为官师志，包括职官、名宦二门，卷三武备志、食货志、恤政志，武备志包括兵防、兵事二门，食货志包括物产、赋役、贡品、盐法、茶纲五门，恤政志包括仓储、院局、蠲赋、赈济、优老五门，卷四至五为选举志，包括荐辟、科目、武科目、仕宦、勋爵、特恩、封荫七门，卷六至十四为人物志，包括勋绩、宦绩、忠节、儒林、文苑、材武、孝友、义行、士林（诗林赋）、遗佚、方技、列女十二门，卷十五至十六上卷为艺文志，包括书目、奏疏、序、记、书、文、碑碣、考辨、议、颂、说、纪事、墓志、行状、诗赋十五门，十六卷下卷为杂记，包括祥异（人瑞附）、拾遗、志源、人物志姓氏备查表四门。此志编目次第几同（乾隆）《歙县志》（厘为舆地志、建置志、官师志、食货志、恤政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志等九志），体例结构没有任何变化，子目内容也大致相同，没有体现出时代特色。

总之，通过清代皖志与各个时期方志的纵向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清代皖志是在前代方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沿袭前代方志内容、体例、体裁较多，但也有较大变化，内容更为丰富，体例上逐步完善，纲目体志书渐成主流，体裁上序跋、凡例、图、表、志、传、纪运用比较普遍。二是志书编纂的目的突出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入志的内容与资政、教化的迫切需要相关，人文、经济内容的记载虽有增加的趋势，但取舍的标准是服务于封建统治。三是清代皖志对民国方志编纂影响较大。清代时期方志体例基本定型，资料和内容取舍标准基本确定，因而民国时期方志对清代方志的体例因多创少，尽管随着社会的变化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但在志书中所占比重较小。民国时期方志遵从清志旧辙的现象较为严重，《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评之曰：“自光绪中叶以后，新政已渐推行，若自治、邮政、毕业、议员、公债、劝学所，与夫其他各种杂税，志中皆未言及。”石国柱的序言也说：“入民国后国体既更，非旧例所可包举，自应更定别为记载，今未遑及”[7]。总体上说民国方志没有突破清代方志的藩篱，基本格局未变，因时厘革的情况很少。

4 清代皖志的地位与特点

清代皖志发展有着辉煌的历史。顺治时期社会环境虽然动荡不安，但各级政府和地方官绅关注修志事业，修出了数十部志书，开启了有清一代修志的先例。入康熙朝以后，由于中央政府编修《大清一统志》的需要，迭令各地修志以备采摭，皖省开始出现第一次的修志高潮，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修志不断，志书不断出现，特别是道光年间撰修建省以来的第一部省志，使全省修志更加普及，蔚然成风。在兵慌马乱的咸丰朝作短暂停顿后，同、光时期又迎来了第二次修志的高潮。上至省府，下至府、州、县、乡镇，旁及卫所，莫不有志。综观皖省的修志历史，可谓纵不断线，基本上各个时期都在修志，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均为空前。

辉煌的修志历史，使清代方志在皖志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也使它的价值和地位日渐突出。首先，清代方志不仅保存了大量已失传的珍贵资料，而且是皖省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据前文统计，清代以前，皖省仅存宋志1种，明志74种，而清代却存有数百种志书。由于志书连续性的特点，大量的有关明代以前皖省地情资料得以保存，正如仓修良所说：“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在一般情况下，每次修志总是在前人所修志书的基础上进行续修，这中间既有补充遗漏，又有纠正错误，然后再续写新的内容，……真正一刀切式的续修，其数量真是微乎其微”[8]。也就是说，后期修志既承继前志内容，也续编新的内容。这样，清代皖省数量众多的方志，就是我们了解清代以前和清代皖省地方各方面情况的重要资料，可以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区域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而且“方志犹今之历史与人文地理，一隅之地理沿革，政治经济，学术文献，社会风物，靡不悉载。其为用也，不惟征文献于既往，实所以资考镜于来兹。吾国旧史，多备缙绅先生之浏览，或供文人学士之传诵。文饬雕作，意义复沓。方志之书，虽难尽免此失，而其所记事实，则多较史书为可取”[9]。故清代皖志又是我们研究地方历史的最珍贵可靠的资料。方志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宝贵积累，在传承文明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清代皖志以其丰富而系统的记载，使社会文化资源及其精神财富得以世代相传。从清代方志中，我们可以全面了解皖省地方的历史和现状及其演变过程，纵观皖省的社会变迁，了解皖省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清代皖志既是皖省古代文化传承的基础，也是未来皖省文化创新的源泉。建设皖省文化，既要从文化的过去、现在、未来进行思考，又要在文化传承、文化融合、文化创新等方面进行探索，从而创造出富有地域特色、时代特色的文化精神。方志记述了皖省各时期创造的时代精神和辉煌业绩，体现折射出皖省文化的总体发展方向，在今后的文化建设实践中，仍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清代方志在皖志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清代皖志上承前代的端绪，下启民国时期皖志的编修，为民国方志的编修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尤其是晚清是一个变化激剧的时期，经历了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新的思潮纷至沓来，这些无不给方志纂修者产生重大影响，使他们的修志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均发生了较多转变，因而清代皖志编修的指导思想、原则、体例、方法对民国皖志的发展均产生较大影响。民国皖志所体现的反映各地工农业生产面貌，反映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反映人民群众疾苦的理念，不能说与清代方志的影响没有关联。

清代皖志虽然沿袭前代较多，但也有新的发展，在诸多方面体现出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特点。除在修志的组织管理上，形成了地方官主持，社会各界参与的模式和规范；方志编修频繁；体例结构完善，体裁多样兼用等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在志书的种类上，清代皖志基本定型，形成了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和以内容为基础的两大类型方志的格局。以行政区划为记载范围的志书为多，主要有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其中县志最多，记载内容最为系统完备。以内容为记载范围的专志也大量出现，有专记山水的，如程弘志辑的《黄山志》、闵麟嗣辑的《黄山志定本》、黄身先辑的《黄山志略》、汪士鈜辑的《黄山志续集》、张佩芳的《黄山志》、谢维喈等辑的《九华山志》、陈蔚辑的《齐山岩洞志》、程竑辑的《秀山志》、吴康弼辑的《重修浮山志》、李恩绶辑的《紫蓬山志》、《巢湖志》等；有专记河渠水利的，如贡震辑的《灵璧河渠原委》、夏尚忠辑的《芍陂纪事》等；有专记人物，如许楚的《新安外纪》、汪洪度的《新安女史征》、《新安节烈志》、程云鹏的《新安女行录》、董大鲲的《姓氏郡望考》、程功的《姓氏景行录》、程之康的《程氏人物志》；有专记文献的，如汪德渊的《汪氏艺文》、方椿的《歙艺文志》、吴荫培的《吴氏艺文略》、胡培系的《绩溪金紫胡氏所著书目》等。另外，还有专记地方风俗、学校、书院、寺庙、盐场等志。

其次，方志内容更加丰富与充实。清代皖省行政建置变动频繁，社会生活日趋丰富，反映一方地情民情的记载也愈加丰富，几乎囊括了一地政治、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教育、天文、风俗、人情、名胜、古迹、人物、事件等各方面现状及其沿革，内容极其广泛，包罗万象，成为资料性极强的“一方之全书”。清代方志内容的丰富与充实主要表现在，一是记载范围的扩展。清代皖志在明代方志基础上沿着丰富化、详细化、具体化的轨迹扩展。如地理方面，清（同治）《祁门县志》在明（万历）《祁门志》原有地理、山川基础上增加了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形势等内容，而食货方面在原有赋税一门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口、田土、恤政、食局、优老、蠲复、赈饥、盐法、物产等更为具体的内容，人物则细化为儒林、忠义、宦绩、文苑、武功、隐逸、孝友、义行、列女、流寓、方技、仙释等，并新增了溪河、坝、塘、堨、水碓等水利方面，学宫、学额、学产等学校方面以及进士、举人、思赐、荐辟、封赠等选举方面的内容。就反映祁门一地各方面情况来说，（同治）《祁门县志》比（万历）《祁门志》丰富充实得多，为后人研究和了解祁门的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充足的资料。这种扩展可以看作是清代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发展与志书体例日臻完善，互相影响，彼此作用的结果。二是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内容大幅度增加。清代皖志中的田地、户口、赋役、税收、土产、水利、屯田等方面的内容几乎无志不有。（嘉庆）《建德县志·凡例》云：“旧志编户口未详，置徭役不载，以我朝丁不加赋，役随田征，故也。然民谷之数，奏之督抚，登诸史馆，而州县雇募乎民，与民之食力于官者，又为酌定，额数则未尝不在，朝廷筹划中矣，特补详之；”“丁田贡赋今古异，宜难拘旧例。兹以现行规则为主，而以大字详于前，其有随时裁改，名存而实异者，以小字附录于后，眉目似较前志为楚”[10]。王元庆在（光绪）《续修舒城县志》序中说：“夫志土田、水利，则原隰、陂泽、山地之广，物其土宜，勤其粪溉、利可十倍，则农学宜讲也；志物产则竹木、麻茶、桐漆、蚕桑、果蔬之属，不可屡数，精制造之功，竭人工机器之巧，利且百倍，则工学宜讲也；邑西南诸山绵亘六、桐、霍、潜之境，包孕宏深，矿产饶富，则矿学宜讲矣；邑前后河东注巢湖，道光以后沙淤水浅，舟楫不至，商业遂衰，若疏濬两河，申行土货，帆樯易集，商贾必多，则商学易讲也”[11]。可见，当时的志书编修已注意到经济类事项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记载。经济类内容在各志中表现不一，如（嘉庆）《宁国志》食货志内容三卷，占全志十二分之一；（康熙）《含山县志》列户口、田赋、物产三卷，占总篇幅十分之一；（康熙）《庐江县志》列土产、岁办、田赋、田塘、水利、蠲赈、役法七目，几占全志五分之一。（道光）《繁昌县志》专设食货志一卷，下领户口、田赋、蠲恤、恩赍、积贮、藉田、囚田、马田、社仓、盐法、物产十一目，是经济内容列目较细的一例。（道光）《怀宁县志》水利志下领挽运、灌溉、邑城水脉三目，食货志下领丁徭、田赋、起费、经费、支给、漕米、漕豆、解支、耗羡、杂榷、盐引、茶纲、前代赋税、物产十四目，经济内容分目更细。从总体情况看，清代安徽方志对经济内容的记载，后期比前期越益丰富。如（康熙）《望江县志》仅以一卷篇目记载经济内容，列目较少，只有户口、田赋、物产三目，为全志的十五分之一，而（乾隆）《望江县志》记载经济方面的内容占全书的八分之一，列目也细致得多。三是反映人文、社会及地方特色的内容更加丰富。清代大部分书都列有人物、学校、艺文，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对政务、人文的重视，特别是对学校教育的记载，内容更为详实。风俗、方技等内容的大量记载则为我们提供了掌握当时社会状况、民情民俗的路径。（康熙）《桐城县志》理学人物的记载和数百种艺文的著录，体现了桐城的地方人文特色，是研究清代桐城派人物行迹及著述成果的珍贵资料。（道光）《徽州府志》记载的当地丰富的物产品种，以及世家大族的源流和日后演变，也是研究经济

[1]（万历）庐州府志·石星序[M].万历三年刻本.

[2]（嘉庆）庐州府志·张祥云序[M].嘉庆八年刻本.

[3]（光绪）续修庐州府志·黄云序[M].光绪十一年刻本.

[4]（嘉庆）合肥县志·左辅序[M].嘉庆九年刻本.

[5]（嘉庆）合肥县志·凡例[M].嘉庆九年刻本.

[6]（民国）全椒县志·凡例[M].民国九年刻本.

[7]（民国）歙县志·石国柱序[M].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8]仓修良.方志学新论[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9]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

[10]（嘉庆）建德县志·凡例[M].嘉庆十三年刻本.

[11]（光绪）续修舒城县志·王元庆序[M].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ON QING DYNASTY ANHUI LOCAL RECORDS，HISTORICAL STATUS——take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around time local records comparison as an example

ZHANG An-d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Chaohu College,Chaohu Anhui 2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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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Dynasty；Anhui local records；status；comparison

book=7,ebook=76

K290

：A

：1672-2868（2012）04-0007-06

责任编辑：松 水

2012-03-20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09YJA770003）,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08jyxm435）.

张安东（1964-），男，安徽庐江人。巢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系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传世文献与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