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璐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郑州 450012）

领导还是合作：尼克松政府对欧政策的调整

赵 璐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郑州 450012）

资本主义力量的分化和东西方缓和是对冷战压力的一种释放。尼克松执政之时，美国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弱化，欧洲实力的增强和联盟观念的淡薄使大西洋联盟处于变化与动荡之中，东西方缓和成为大势所趋。尼克松把加强美欧“伙伴关系”当作推行“尼克松主义”的基础，欲在“领导”与“合作”中求得平衡。

尼克松政府；欧洲；缓和；伙伴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体系完成了从欧洲体系向两极体系的转换，欧洲在退出全球政治中心的同时，以分裂的状态成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前沿。美苏两极在从强硬对抗到“缓和”初现的过程中，欧洲一直是矛盾与斗争的焦点。尼克松执政之时，美国相对衰弱，美苏关系有所缓和，欧洲实力的增强和联盟观念的淡薄使西方联盟处于变化与动荡之中。作为一个“大西洋主义者”，尼克松把加强美欧“伙伴关系”当作推行“尼克松主义”的基础，对美国的西欧政策进行了调整。

一、变化中的美欧关系

1.联盟关系的演变

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曾警告国人，要“远离永久性的联盟”，他还说，“我们独处一隅，所以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1]。二战之前，美国充分利用自身“东西为大洋，南北皆弱旅”的地理优势获得了长久的本土安全。1947年美国参议院对《里约公约》进行的一场辩论清楚地说明，美国人民已经远离乔治·华盛顿的教诲。这是美国第一次加入一个纠缠不清的区域性联盟。两年后，参议院审议《北大西洋公约》并以82票对13票的多数获得通过。北约成为美国在共产党世界边缘上确立的一系列区域安全联盟中最重要的一个。大西洋联盟奠定了美欧关系的基调。

欧洲是美国天然的盟友。欧洲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大体相同的宗教传统，实行一样的民主政治，并且还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祖籍地。不过，“欧洲首先是美国在欧亚大陆必不可少的地缘政治桥头堡”[2]。美国在欧洲有着巨大的地缘战略利益。大西洋联盟在欧亚大陆上直接确立了美国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

二战后的二十年中，西欧和北美各国设计了一套体系，为大西洋两边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进行安排。战后欧洲各种合作组织建立者的目的不仅是经济性的更是政治性的。他们试图在与美国保持联盟关系的同时恢复和发挥欧洲国家在大西洋联盟内部甚至外部的政策决定能力和影响力。这一目标符合了美国希望欧洲复兴以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的对外政策目标[3]。

欧洲共同体扩大为九国后，其实力大不相同了。面对这种局面，尼克松政府强调，在外交方面，欧美需要在“目的方面取得基本协调”。尼克松认为，新的美欧关系应在奉行独立政策的基础上取得一致，美国必须和欧洲盟国建立起新的伙伴关系，采用协商对话的方式，尊重并听取盟国的意见来达成一致。尼克松政府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采取一种“低姿态”的政策，一方面赞成欧洲统一，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另一方面又不卷入欧洲内部争论。“我们关心的是美国对欧洲的关系，而不是欧洲的内部安排。”[4]

2.贸易摩擦与美元危机

在美国同西欧的关系中，贸易问题成为刺激性越来越大的因素。欧洲共同体保护性的农业政策，大大削弱了美国对欧洲市场的出口潜力。欧洲共同体同欧洲的非共同体成员和非洲国家谈判的贸易优惠协定也使美国感到愤慨。另一方面，美国限制钢的进口，规定奶制品的限额，更加严厉地对商品倾销和出口补贴征收抵消关税，这些做法也引起欧洲的不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以美元危机为诱发点的西方金融货币危机，把欧美经济矛盾推上了一个新水平。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向全国发表广播电视演说，宣布将实行“新经济政策”，其国际部分的主要内容是：(1)对外国进口商品暂征10%的附加税；(2)暂停美元兑换黄金；(3)将对外经济援助削减10%。“新经济”政策在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西欧国家对尼克松政府这种事先不加通知和协商，采取突然袭击的策略大为不满，迫使尼克松不得不花费很长时间才将这场纠纷平息下去。“美元的非稳定性和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实质上反映了其他工业化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断地与美国缩短生产力差距的不可避免的倾向，随着美国产业优势地位的下降，也导致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可避免地下滑。”[5]随着以美元与黄金脱钩为标志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西欧的经济政策也终于与美国分道扬镳了。

3.缓和压力下西方阵营的分化

二战后构建的西方体系虽然在其成员国之间较有成效地创造了稳定局面和发展的条件，但也有某些不足之处。华盛顿在七十年代也许不得不作出抉择：是用自己追求其他目标的那股劲头去克服这些不足，还是更加优先考虑联盟政治的需要以稳定现状。

二战的打击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发展使欧洲的影响力严重收缩，这也使欧洲国家认为它们的安全与欧洲之外的地区并无直接联系。欧洲外交领域自1961年东西势力范围确定以来已相当固化，“缓和”为它带来新的流动性和不定性。六十年代在欧洲出现了缓和的进程，并对当时的东西方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西德经济上的复兴和政治力量的局限使其被称为“跛足巨人”,“当巴黎高调宣扬与东方缓和、谅解与合作的同时，波恩在悄悄地扩展同莫斯科及其卫星国首都的贸易关系”[6]。

尼克松一直以“大西洋主义者”自居，把加强美欧伙伴关系当作推行“尼克松主义”的基础。但是，中东问题、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东西方三角政治显得比西欧问题重要。美国面临欧洲缓和的大环境的压力，为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尼克松政府“只有顺应潮流，扛起缓和的旗帜，才能继续领导其盟友，并将欧洲的缓和控制在美国的战略轨道内”[7]。

二、苏联与东欧因素的考量

1.苏联国内经济困境使其寻求与西欧合作

随着西欧各国经济的迅速复苏和增长，西欧和美国贸易竞争升温，西欧各国开始开辟东欧和苏联市场。东西方缓和气氛中，欧共体成员国开始同苏联和东欧国家逐步建立或恢复政治和经济关系。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欧共体委员会也开始同东欧国家建立非正式接触，处理其农产品出口问题。1965年波兰第一个同欧共体签订了这样的条约，随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苏联经济面临严重困难。苏联在集中全力维护现行政治体制的同时通过引进和掌握最新的技术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就是把列宁——斯大林式的政治控制制度与经济管理上采用最新技术结合起来。

1970年初，苏联与西德和意大利签署协定，在对方负责铺设大直径管道的条件下为其提供一定量的天然气。《纽约时报》评论：“这一新的协定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西欧的大部分天然气将有赖于苏联供应。”[8]苏联有大量尚待开发的能源，但需要西欧的资金和开发技术。它不仅能够提供欧洲需要的能源，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工业。西欧和日本当然愿意为安全埋单。1969年，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愿意以技术、设备换能源。这是苏联走出“大炮还是黄油”的两难选择的一个绝好机会。

尼克松缓和战略的内容之一是通过与苏联达成各种正式的协定，以促进相互合作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其基本设想是，苏联人将由于这些协定而在维持同西方的建设性交往方面形成巨大的利害关系，这些协定，连同达成更多协定的前景，将造成一种“激励网络”，由此促使苏联领导人行为克制，缓和他们靠损害美国利益在第三世界“试探薄弱点”和谋取利益的倾向。美国希望，在经济和商业领域对苏联的让步有“溢出”效应，导致改善美苏政治关系。

2.中苏关系紧张和东欧的离心倾向使苏急于同西欧缓和

苏联的大陆性及欧亚性对它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同时在西方和远东两条战线上作战。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它对巴尔干半岛的兴趣就不如向东方扩张的兴趣那么大了。1905年日俄战争战败后，它重又转向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成功地做到只在一条战线上作战，避免了与日本发生冲突。从长远看，苏中之间民族矛盾和意识形态上的分离，加上中国核力量的逐渐强大，势必增加苏联的焦虑。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中东和埃及问题的复杂化使苏联在军事上的压力增加，这就迫使苏联谋求欧洲大陆的军事缓和，避免多面受敌[9]。

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压力面前，苏联要在欧洲战线上采取灵活的政策，用缓和代替对峙。美国会顾虑苏联离间大西洋联盟的关系，苏联则担心美中联合起来包围它。值得指出的是，中苏关系的破裂对西方阵营来说既有机会又有危险，它意味着从此以后，西方面临的将不是敌对与和解交替的时期，而是同时面临二者。

东欧国家许多人认为，他们在文化和哲学上更接近西欧，而不是俄国。莫斯科希望通过与西方更多的接触，尤其是经济、技术上的交流推进其工业技术现代化。苏联同时也想借助东西方交流消除它同东欧关系中受到的某些压力。

鉴于苏联的政策目标和东欧局势，美国希望既不让苏联破坏西方制度和大西洋联盟团结的行为得逞，又避免对东欧国家采取可能引起动荡从而招致苏联镇压的做法。西方如能在稳定的政治关系、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靠的集体安全等方面作出榜样，就是对东欧最好的影响和吸引。

3.缓和是目的还是手段——苏联的政策分析

苏共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4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以“缓和”为核心的六点“和平纲领”，宣称要在七十年代把“缓和”放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苏联人的现实主义使他们意识到反对西方的经济联合无济于事。既然欧洲一体化已成为现实，克里姆林宫就宁可同纯欧洲组织直接交往，而不同组织上或政治上从属于美国的任何组织对话；苏联西欧之间的谈判，必然会削弱美国与其盟友的联系。

在两德关系上，虽然苏德协定和柏林协定中做出了放松两德间交流的规定，但苏联担心西德的影响力过大，两德之间人员和观念的交流如果开放过快将威胁到东德政权的稳定，这是苏联所不允许的。西方评论家认识到，东西方的全面缓和将迅速削弱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力并可能有损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因此这是不可能的[9]。

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多方需求使苏联对以西德和美国相继提出的缓和政策表示了谨慎的接受，但在与西方缓和的过程中，苏联始终没有放松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和对东欧国家的霸权。美苏的缓和政策存在本质上的共同点——缓和只是维护自身利益和确保霸权的手段，而并非实质目的。

三、构建美欧关系新蓝图

1.“平等的伙伴关系”

“结盟的是一些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而并非在所有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的国家。”[10]欧洲盟国的安全离不开美国，美国自身的霸权地位也离不开欧洲盟国的支持，二者相互依存。尼克松总统就职仅一个月后，第一次出国访问就到西欧，第一站是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

欧美关系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摩擦不断，尼克松政府对西欧实力的变化及其对欧美关系所产生的影响非常重视。随着缓和形势的明朗化，有必要把联盟从目前的防御性概念转向具有某些积极目标的政治性安排。尼克松政府把1973年称作“欧洲年”，希望以此增强与欧洲盟友的互信与合作，维护美国在北约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国内政治压力也使“欧洲年”的提出成为适时之需。1973年5月3日，尼克松总统向全国提交了题为《七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缔造持久和平》的长篇报告。报告提出，国际形势的变化要求重新确定大西洋两岸间的关系。尼克松政府的态度得到了部分欧洲国家的肯定，时任英国首相的爱德华·希思指出，“最近十年中，美国政策的显著转变之一，正是更为现实地分析外交政策的问题和部分地放弃追求主宰一切的原则。”[11]

1974年6月，美国与欧共体拟订了新的《大西洋宪章》，6月26日包括美国和欧共体8国在内的北约15国首脑签署了《大西洋关系宣言》。宣言的出台，意味着美国针对苏联分化西方联盟的攻势，在协调美欧战略和巩固美国在西欧的地位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2.支持欧洲一体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共体六个成员国政府将《罗马条约》框架转化成一个协调它们各自贸易政策的精密体系。1973年欧共体达成欧洲汇率协定或“蛇形浮动”，打开了通向货币一体化的道路。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不同的是，尼克松政府并不想过分涉入欧洲一体化事务。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尼克松政府鼓励一个“加强了的欧洲”的政策得到了一致支持。

基辛格对欧洲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他提出，与欧洲保持大西洋伙伴关系是保证北约成功的关键。欧洲统一是世界和平的先决条件之一，美国应该接受并支持超国家主义的欧洲[12]。考虑到美国自身和大西洋联盟的利益，美国支持的是某种形式的欧洲统一，而不是一些国家组成的互相冲突的不和谐的合唱。

西欧自主的潮流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日趋强盛。西欧与美国之间的关键问题是谁将在世界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美国想维持其在二战期间获得的优势地位，西欧想走自己的路，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中重现其传统自主权。美国试图通过与西欧建立“伙伴关系”，一方面联合西欧国家遏制苏联，要求西欧更多地承担经济和军事责任，以减轻美国不胜负荷的重担；另一方面又借抗苏为名发展美欧关系，保持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

3.共同防御

欧洲是冷战的发源地和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欧洲各国的发展受制于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争锋的两极体制，安全问题的主导性制约着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作为一个正式组织，北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明显地表现为一个“非多边”组织，它由美国统揽大部分的决策力量及责任。同时，北约又以一种明显的多边原则向它的成员提供安全保障。

一方面，尼克松主义提出要结束越南战争，并停止美国的精力和资源从欧洲地区的转移。尼克松政府批评约翰逊政府对北约的忽视，在尼克松看来，“美国的举措对欧洲伙伴的安全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是该对欧洲投入更多关注的时候了。如果将我们的大西洋相互独立的观点用于实践，即是应该开始少对盟友进行说教而多听取他们的意见。”[13]

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想与西欧构建的新关系是想淘汰（代替）冷战之初确立的高投入的承诺义务。美国对盟国防御能力做出的长期投资，可能导致安全供给效率的全面提高。美国长期出现逆差，防务开支引起的紧张情势越来越严重，对美国国内关于怎样安排安全问题才能符合国家利益的辩论，对美国同其西欧、日本诸盟国的政治关系，都起着不利的影响。但西方联盟对共同防御是有矛盾心理的，对于同东方的关系和同美欧的经济冲突常发生争论。

4.领导与合作

美国坚持领导地位的做法会引起紧张局面和某种抵制，但消极被动又会引起混乱和困惑，反而会使盟国更有可能采取不合理的做法。对有些问题西欧任何一国都无法单独处理，而美国也不能代替它们解决。

尼克松提出，要通过合作和“从危机管理到危机预防”的方式将东西方关系推进到一个“谈判”的时代[14]。1969年2月23日，就任一个月的尼克松携带300名随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外交之旅——比利时、英国、法国、西德和意大利，以修补西方团结阵线。

五极平衡的论点不曾平息欧洲人的不安，显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原则上反对多极结构和多决定中心，而是因为尼克松把盟国和对手混为一谈，把苏联或中国这一类实体同欧洲等量齐观，此种态度有使盟国的价值降低的危险。欧洲对尼克松政府保有审慎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尼克松主义提出的战略收缩，不仅用于亚洲，也同样作用于欧洲。为了建设新型的“和平结构”，美国或许会牺牲欧洲盟友的利益。如果美苏达成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美国对欧洲的核保护能力也会相应下降。尼克松主义的目的是，通过限制性的军事裁减来缓和美国国内对花费巨大的全球干预主义的反对，但同时还要保持美国在世界的政治承诺。欧洲对美国是否有能力维持这种微妙的平衡持怀疑态度。虽然美国推动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I），基辛格也打开了通往中国之门，但这些于欧洲来说，并不是缓和的象征，它导致了对北约安全信心的严重丧失。

[1]“George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M]∥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Thomas G.Paterson and Dennis Merrill,vol.2,To1920:Documents and Essays,Lexingtong,Mass.:D.C.Heath,1995:76-78.

[2][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团，2007.

[3]AnthonyHartley.The Politics ofEurope: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J].Foreign Affairs,January1971.

[4][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5][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二十世纪[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James Chace.The Concert ofEurope[J].Foreign Affairs,October 1973.

[7]牛军.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NewYork Times,June 15,1970.

[9]AndrewJ.Pierre.The Bonn-MoscowTreatyof1970:Milestone or Mirage?[J].Russian Review,1971,30(1):20.

[10][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11][英]乔治·哈钦森.爱德华·希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12]HenryA.Kissinger,The Troubled Partnership:Reappraisal ofthe Atlantic Alliance[M].NewYork:McGraw-Hill,1965:137.

[13]Lawrence S.Kaplan and Robert W.Clawson,NATOafter ThirtyYears[M].Wilmington:ScholarlyResources Inc.,1981:6.

[14]Remarks to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in Brussels,24 February1969,Public Papers ofthe Presidents,1969:106.

Leadership or Cooperation:Adjustment of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Europe

ZHAOLu
(PartySchool ofthe CPCHenan Provincial PartyCommittee,Zhengzhou 450012,China)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apitalist powers and the detente between the East-West were some kind of releasing to the Cold War’s pressure.When Richard Milhous Nixon being the president,American comparative advantage was changed infirmly further,and the European Union was stronger,which made the Atlantic Alliance Turbulent.Detente between the East-West became the general trend.Nixon wanted to strengthen the“partnership”of US-Europe as the basis of“the Nixon doctrine”,in order tokeep the balance between“ leadership”and“ cooperation”.

Nixon administration;Europe;Détente;Partnership

K712.54

A

1008-178X（2012） 05-0030-06

2012-01-10

赵 璐（1979-），女，河南郑州人，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讲师，博士，从事美国外交史和世界政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