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喆

（长春理工大学图书馆，吉林 长春 130022）

福泽谕吉的疑古思想

朱 喆

（长春理工大学图书馆，吉林 长春 130022）

疑古思想是福泽谕吉（1834-1901）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福泽的疑古思想源于他自身与生俱来的怀疑精神，因此充满了十分浓厚的感情色彩。福泽认为疑古思想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创造历史的人必须具有充分的怀疑精神。由于福泽深受西方批判的历史哲学影响，所以他的疑古思想中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局限。

福泽谕吉；疑古思想；怀疑精神；疑古过头

力倡怀疑精神，是福泽谕吉治史的一大特色。他认为“文明进步的原因，在于人类不断研究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运作本质，而挖掘出其真理。西洋各国为什么会达到今日文明的境界呢！追本溯源，应归功于‘怀疑’两字。 ”[1]（p166）可见，在福泽眼里怀疑已经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

1 与生俱来的怀疑精神

福泽的疑古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其幼年就已初见端倪，福泽晚年回忆的一则童年逸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福泽）十二、三岁的时候，曾经因为无意间踩到哥哥收集的写有‘奥平大膳大夫’①奥平大膳大夫指中津藩主，福泽家隶属的封建领主。名字的废纸，结果被哥哥以‘有违臣子之道’的罪名狠狠地教训了一番。”[2]（p18）原本对一个孩子来说，受到来自长辈们莫名其妙的教训是再习以为常不过的事了，可是在少年福泽这里却得到了异样的升华。“我虽表面认错，但是心中却很不服气，‘这算什么事嘛！我又没踩大人的脑袋，踩了一下写着大人名字的纸又能怎么样呢？’。从此以后，在我儿时的心中独自思考，踩了写着大人名字的纸就是有罪的话，那么踩了写着神佛名字的御札又会怎么样呢？我便在背人之处把御札拿出来踩了踩，结果也没怎么样。‘什么也没有嘛！太有意思了，我再把它拿到厕所去踩踩看，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点害怕，可是后来就好了，到底也没有什么报应’。于是，我暗自得意：‘还是我做得对，哥哥就是多事，根本用不着说那些多余的话。 ’”[2]（p18）这种源于逆反心理的怀疑精神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和逻辑性，说明少年时期的福泽就已经能够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世界了。

福泽的怀疑精神除了反对封建门阀制度以外，还具有很强的反愚昧的科学精神。福泽曾得意地回忆过自己 “偷换村里人祭祀狐仙用的道具”②福泽曾偷换叔父家和村邻家供奉狐仙的神祠中用的御石及神牌，并以此来检验是否会为自己招来报应。的趣事用来证明自己不信神罚、冥罚一类的迷信，并强调自己“从幼年那时起，便不怕神灵、不敬神佛，一切卜筮算卦全不相信，至于狐狸附体之类的事更是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当时我虽然还是一个孩子，但是精神却开明的很。 ”[2]（p18-19）可见，科学的怀疑精神在少年的福泽身上就已开始生根发芽了。

有学者认为“福泽从小就具有不信迷信的精神，对所学汉学并不盲从，而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3]（p102）福泽在少年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怀疑精神，此后一直贯穿其以后的整个学术生涯，并逐渐成为其史学理论的主要立足点之一。“福泽以及其他明治启蒙思想家始终把批判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作为自己的重要战斗任务，在批判中传播和吸取西欧近代文明。 ”[4]（p48）从怀疑到批判，随着年龄、学识、阅历的不断增长和提高，福泽的怀疑精神完成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的质的飞跃。

正如罗素所讲，“知识中没有丝毫能够超越经验，然而有一部分仍旧是先天的，不是从经验按归纳方式推断出来的。”[5]（p249）从本能认识而产生的怀疑精神，是福泽疑古思想的第一阶段，可称之为对客观世界自发的反应。这时期的福泽从本能出发，“把自己完全置于当时‘美德’对立面的位置上，这使他对近代文明有可能获得比较明确的印象，对于周围的现状能有清醒的认识。清醒的认识是和怀疑的精神直接结合的，从这一意义出发，福泽力图把怀疑的精神伦理化。”[6]（p97-98）

2 建立科学的疑古思想

福泽的疑古思想其实就是用怀疑精神来看待发生、发展中的历史问题，他认为“在相信的世界里有很多伪诈；在怀疑的世界里反而有很多真理。”[7]（p123）反映到历史哲学上，就是对历史和历史学的双重怀疑。

福泽不仅使用疑古思想来研究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还将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其缔造者具有疑古思想。他相信“社会的进步也有赖于怀疑精神，由于怀疑贩卖奴隶的不合理，托马斯·克拉雷克森（ト一マス·クラレクソン）终于从根源上灭绝了这个天下最大的毒害。由于怀疑罗马教会的教义妄诞，马丁·路德随即发起了宗教改革。法国人民因为怀疑贵族的跋扈，掀起了大革命。美国人民因为怀疑英国成法的合理性，独立成功。 ”[7]（p124）

对于发展中的历史，同样是其疑古思想所涉的领域。“即使到了今天，西洋的各大学者仍然不断地提出新的学说，启发世人，把人民带往更文明的境地。这些学者驳斥了看似亘古不变的古老学说，他们怀疑世俗的人们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古老习惯。在大家都把男主外，女主内当作天经地义的时候，斯奇亚鲁特·米尔（スチュアルト·ミル）著《妇人论》，想要推翻这个万古不变的习惯。英国的经济学家大都主张自由贸易，他们把自由贸易当成是世界共通的真理。可是，美国却有学者提出各国应该有适合各自的经济政策。（在西方）某个学说一经提出，立刻就会有一个持相反观点的声音出来反驳，异说争论层出不穷，从来也没有停止过。”[7]（p124）福泽认为当时积极推动历史前进的自由贸易、妇女解放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生、发展统统都是拜疑古思想所赐。可见，福泽已经开始把疑古思想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

福泽疑古思想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以往既定价值观的大胆挑战，这主要集中在对社会制度和历史人物的研究上。他认为古代在刑法上极其残忍的原因并非只在于君主的残暴，而取决于国民的智愚。他认为“对待这种国民（愚民），一般的法律根本难以有效的实施。因此，这并非法律本身的过错，实在是国民的风气太差，其刑法亦只能残酷。”[8]（p346-347）以此为基础，他又为在历史上一直以暴君形象盖棺定论的织田信长翻了案。“当今的日本法律极其宽松，但三百年前的织田信长时代却完全与之相反，甚至有因为一文钱而斩首的法令。信长未必不仁，当今的立法者也不见得仁义。只是由于三百年前的国民普遍胡作非为，故而才有了这只盗一文钱便斩首的酷刑。”[8]（p347）福泽从对古法的残酷性产生怀疑着手分析，不仅解释了古法残酷的本质，又适时地为一些被后人误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平反，为还原历史真相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对待历史哲学时，福泽依然使用疑古思想进行判断、研究。在本体论上，他提倡历史进化论，反对静止的历史观，他认为“尚古论者一味迷恋古风，竟不知前进之道，这实在太奇怪了。他们岂止不图发展，有时甚至竟是发展的障碍。 ”[9]（p347-348）在认识论上，他主张从整体上看问题，反对片面地以史学的道德功用作为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其思想之愚似乎难以测定，实际上他们的思想极其简单，甚至不知道数字统计为何物，不知通读和汉的历史，他们对历史其实往往只记其所感之处，并以此判断此善彼恶。这些人鼠目寸光，只盯住局部的善恶而无视全局的利害，在不知不觉之间自己已经跌入迷途的深渊。这些只留心于所谓和汉历史者，多为当年的儒生，唯古而信。”[9]（p347-348）在方法论上，他认为历史记叙应该以现实社会为出发点，为社会进步而服务。为此，他严厉批判了过去日本史家“唯古是从”的记录风格。他指出“无论是记叙历史，还是论说时政；无论是谏君，还是喻世，均将古人作为嘉言善行的标准而丝毫不言及当代之事。”[9]（p348）他还指出造成日本历史编撰学片面追求形而上学，缺乏进取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史家过度地“唯古是从”。“孔子所谓达而不做、信而好古，这八个字被作为千古之训，使后人自以为不效法古人者，即为学者社会的罪人。因此，史书中从头到尾所记者，几乎全部是景慕称扬古人、古事、古物的内容。汉代的史家仰慕三皇五帝，晋唐的学者效法汉朝，宋代以后的学者又羡慕唐代的盛世。”[9]（p348）在他看来造成日本史学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史家缺乏大胆的疑古思想。“古书尚如此记载，古今学者养成尚古思想亦绝非偶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若称之为以腐儒之目而读腐儒之书，亦未尝过份。 ”[9]（p348）

福泽的疑古思想是从历史研究中原本客体的延伸体出发，从大众的普遍精神入手，开始研究“那些能够激发人们对过去事实产生兴趣的现在生活”[10]（p2）的这种方式，使其具备了科学的研究对象；系统运用疑古思想研究专门的历史和历史学为社会服务，又使其具备了实践主义史学的特质，成为了一种科学的史学理论。

3 疑古思想中的局限

福泽曾广泛地应用疑古思想来研究历史，达到以史为鉴的效果，为其启蒙思想寻找理论依据。因此，这其中难免也产生了许多牵强附会、匪夷所思的疑古过头的教训。

3.1 脱离历史背景，孤立地看问题。

福泽曾针对孟子的伦理学做出过如下批判，他认为“有人说，纳妾是为了有后，孟子不是教导人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对于提倡违背自然法则，倒行逆施的人，即使是孔孟这样的人，也不必有所顾忌，应当视为罪人。娶妻而不生子，怎么就是大不孝呢？这真是故甚其词，只要是稍具备人心的人，就不会相信孟子的妄言。所谓不孝，其实是子女做出了背理的事而使的父母身心不悦。毋庸置疑，在老人的心中当然是希望抱上孙子的，但是不能因为孙子诞生的晚了，就认为是儿子不孝。试问天下做父母的，哪有在儿子喜结良缘，获配佳偶以后，因为恨他们没有生孙子，而叱骂其媳，鞭笞其子，或者干脆以此为由不让其继承家产的？世界之大，却也没有听到过这样奇怪的人。这些实在全是谬论，更勿需辩解，大家各自扪心自问，其答案自知。 ”[7]（p82-83）福泽从西方的人文主义出发否定以往历史上的一些弊病，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脱离历史背景全盘否定古人论点的这一做法又未免有失偏颇。理论若脱离了实际，则再好的理论也难免苍白无力，这正是福泽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余以为：

第一、孔孟生存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几个时期之一，连年征战使得士兵的数量锐减，一时间对男性的需求量倍增。

第二、“铁器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男性在体能上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得女性逐渐失去了作为食物采集者时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11]（p7-9）关于这一点，福泽也曾用自己的话给与过肯定。“天下不可一日无男，也不可一日无女，他们在功能上是平等的。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男强女弱，如果一个健壮的男子和一个女人争斗起来，获胜的肯定是男人。”[7]（p81）显然，在处理婚后生育这一问题上，福泽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第三、早在远古就遗留下来的悠久传统。“就两性关系而论，中国文明如同其它所有文明，也存在着不平等。性别歧视从婴儿一出生就开始，因为女婴比男婴更有可能遭到杀害。……中国的两性不平等也反映在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中；中国人认为世界是阴和阳这两种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元素的产物。阴代表女性、黑暗、弱小、被动；阳代表男性、光明、强大和主动。尽管男性和女性相互补充、缺一不可，但女性天生就是被动的、顺从的。几千年来，男性道德家们从这一哲学命题出发，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妇女应如何行事才算完全做到顺从和被动。”[11]（p71-72）重男轻女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孟子的观点在当时来讲是具有其合理性的，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的。

让以家庭伦理学见长的孔孟，摆脱早在商代就以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去提倡几千年后才出现的男女平等，这简直是强人所难。因此，福泽对孔孟伦理学方面的刁难，实属疑古过头所致。

3.2 忽视了史学以史为鉴的社会功用

“从古至今，在中国和日本就有许多劝人行孝的故事，这类著述数不胜数，其中尤以‘二十四孝’最为著名。可是，这些书中的十之八九，不是让人去做那些世间难以做到的事情，就是叙述一些愚昧可笑，背情背理的事情，以此作为世人行孝的典范。例如，在严冬中裸体俯卧在冰上，等待冰的溶解，这确是人们所做不到的。又如，在夏天里把酒灌在自己的身体上，以此来喂饱蚊虫，以使其不能接近叮咬自己的父母。为何不将买酒用的钱来置办蚊帐？这才是智者所为。再如不从事可做的劳动来奉养父母，到了无计可施时，却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挖地活埋，像这样的人和魔鬼、蛇蝎又有何分别？其伤天害理至极。前引‘不孝有三’的时候说明其不生子是为大不孝，现在却又将生下的儿子亲手活埋，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孝行呢？这难道不是前后矛盾的妄言吗？毕竟，这种关于孝行的说法，其真面目无外乎就是明上下之分，正父子之名，使儿子心甘情愿地任自己摆布。 ”[7]（p81）以上是福泽用疑古思想分析了《二十四孝》中部分历史故事的可信度之后，结合当时西方社会学的观点对其内容上一些看似不合理的做法给出的批判。如果单就其故事的内容本身而言，《二十四孝》确有很多逻辑上的错误值得商榷，可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一直没有听到过有人对其发难呢？原因就在于《二十四孝》的旨趣并非在于记录历史故事，而是在于劝人向善，发挥史学的道德垂范作用，导正社会风气。所以，作为一部劝人向善的历史教材，检验他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正如史蒂芬·霍金所指出的 “科学理论的检验是他预言实验结果的能力”。这就是说，只要最初的想法和最后的结果能够达成一致，那么这就是科学实践的成功。遭到福泽严厉批判的“卧冰求鲤”的主人翁王祥，不但为周围的乡民做出了表率，而且还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和普遍尊重，最后更被封至太尉，为后世树立了忠孝的楷模。王祥形象的成功，说明王祥这样的行为已经被当时的社会所普遍接受，为社会树立了良好的道德榜样，其作者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导正当时（元朝）社会风气的目的。这就实现了其最初的写作宗旨，因此是科学的。而作为其载体的历史故事则完成了其以史为鉴的社会价值，所以福泽对其进行的批判未免矫枉过正，违背了其一贯奉行的实用主义史学经世致用的原则。

另外，夸张，本就是一种常见的文学修辞手法，《二十四孝》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题材文学作品，能够达到净化人心的高尚目的，其内容有一些夸张又有何不妥。如果后世读者真的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一味对其信以为真、盲目效仿，那么这些人才是亵渎历史的真正罪人，而不应该把《二十四孝》当作替罪羔羊。

由此可见，福泽这种始终坚持应用当时西方的先进史学理论来盲目批判中日两国古代历史学的作法，并没有结合历史背景对历史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使理论脱离了实际，跌入了形而上的误区。福泽这种背离历史规律的历史观，完全是拜其自身过激的疑古思想所致。

[1]吕理州.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传[M].台北:逺流出版公司,1993.

[2]福澤諭吉.福翁自傳[A].慶應義塾编著,福澤諭吉全集（第 7 卷）[M].東京:岩波書店,1959.

[3]减世俊.福泽谕吉的中国观[J].日本学刊,1995，(1).

[4]卞崇道.福泽谕吉与中国现代化[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S1).

[5]罗素.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鹿野政直.卞崇道译.福泽谕吉[M].北京:三联书店,1987.

[7]福澤諭吉.學問のすすめ[A].慶應義塾编著.福澤諭吉全集(第3卷)[M].東京:岩波書店,1959.

[8]福澤諭吉.世は澆季ならず[A].慶應義塾编著.福澤諭吉全集(第6卷)[M].東京:岩波書店,1959.

[9]福澤諭吉.正直は田舍漢の特性に非ず[A].慶應義塾编著.福澤諭吉全集(第6卷)[M].東京:岩波書店,1959.

[10]贝奈戴托·克罗齐.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七版修订版)[M].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梁赤民,审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FUKUZAWA YUKICHI′S DOUBTING ANTIQUITY THOUGHT

ZHU Zhe
（Library,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chun Jilin 130022）

Doubting antiquity thought w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arts in Fukuzawa Yukichi′s thoughts of historiography.The origin of Fukuzawa′s doubting antiquity thought was the spirit of doubt,which gave birth to Fukuzawa′s childhood.As a result,it′s full of sentiment.Fukuzawa considered the doubting antiquity thought was the core force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The man who creating the history must be have enough doubting antiquity thought.That was anti-feudalism drastically.On account of Fukuzawa was influenced by the west criticism philosophy of history,so his doubting antiquity thought also had too much one-sidedness of excessive doubting antiquity thought and emotion.

Fukuzawa Yukichi;doubting antiquity thought;the spirit of doubt;doubting antiquity thought overshoot

K091

A

1672－2868（2012）02－0109－05

2012－01-24

朱喆（1983-），男，吉林长春人。长春理工大学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外国史学史。

责任编辑：陈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