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水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吕祖谦笔下的周瑜形象
——兼论《十七史详节》的史学笔法

杨松水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十七史详节·周瑜传》中描绘了周瑜五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性形象，与《三国志·周瑜传》相比较，作者吕祖谦基本保留了周瑜的具体形象的原貌，可见吕祖谦的史学功力，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史学家。《十七史详节》的编纂手法与史学笔法至今仍然可以借鉴。

《十七史详节》；周瑜；史学笔法

对于周瑜这个人物形象，历代学者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代表性的著作是陈寿的《三国志》以及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近代以来的各种戏曲和影视剧也将他搬上舞台，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风流人物。经过人们的演绎、虚拟与想象，这个人物在人们的大脑中日益丰满，那么，如何从丰富的材料中简洁地勾勒出他的形象，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工作。本文就是从吕祖谦的《十七史详节》所勾画出的周瑜形象来看吕祖谦史学功力。

1 《十七史详节》的编纂过程

吕祖谦，字伯恭。南宋著名理学家之一，他与朱熹、张栻被人们誉为“东南三贤”。尚书右丞吕好问之孙也。自其祖始居婺州，初荫补入官，后举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调南外宗学教授，丁内艰，居明招山。四方之士争趋之，除太学博士，时中都官待次者例补外添差，又教授严州，寻复召为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后召试馆职，父忧免丧，主管台州崇道观。越三年，除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以修撰李焘荐，重修《徽宗实录》，书成进秩，迁著作郎，以末疾请祠归。先是，书肆有书曰《圣宋文海》，孝宗命临安府校正刋行，学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谬恐难传后，盖委馆职铨择，以成一代之书。”孝宗以命祖谦，遂断自中兴以前，崇雅黜浮，类为百五十卷，上之，赐名《皇朝文鉴》，诏除直秘阁。时方重职名，非有功不除中书舍人。陈揆驳之，孝宗批旨云：“馆阁之职，文史为先，祖谦所进，采取精详，有益治道，故以宠之可。”即命词，揆不得已草制。寻主管冲佑观。明年，除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卒年四十五。谥曰：成。吕祖谦在为官阶段，除去六年丁忧，四年多的宫观，实际从政只有十年左右，其间主要从事文事，所以潘富恩认为他“既没有飞黄腾达，手握重权，也没有饱受磨难，屡遭挫折，基本上是平坦而无起伏。”[1]P39在学术上，吕祖谦总结家学，吸纳他学，兼收并蓄，练就硕儒，正如《宋史》本传所言：“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2]同时，吕祖谦又以关洛为宗，以丽泽书院为基地，倡导儒学，编纂辑录载籍，“修《读诗记》、《大事记》，皆未成书，考定《古周易》、《书说》、《阃范》、《官箴》、《辨志录》、《欧阳公本末》，皆行于世。”平生著述达五六十部之多，其中包括《十七史详节》，真正是吕氏家族文献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精神影响了同时代学者，以至于“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就连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都赞叹：“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其所讲画，将以开物成务。既卧病而任重道远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2]吕氏家族学术至此已经达到整个社会的前沿与顶点。

宋代所谓的 “十七史”指的是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这十七部史书，对于初学者而言，由于文字浩瀚，要想把握史籍要义，并非易事。于是，自南宋以来，许多学者将他进行浓缩，编出节录本（诸如郑樵《通志》就节录十七史的纪传作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初学者读物。吕祖谦在丽泽书院教学之时，为便于弟子学习，从而详节了这十七部史籍。此书形成却是一个集体合作的结果。根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新唐书略》三十五卷。吕祖谦授徒，患新史难阅，摘要抹出，而门人钞之，盖节本之有伦理者也。”[3]这就是说，《唐书详节》之初本名为《新唐书略》，是由吕祖谦点抹，然后弟子们抄录而成的。由此可见其他各书也就是按照这种方法纂集而成的。不过，吕祖谦《十七史详节》的子目不完全就是按照前文十七史点抹的，他们分别是：《东莱先生增入正义音注史记详节》二十卷、《参附汉书三刘互注西汉详节》三十卷、《诸儒校正东汉详节》三十卷、《东莱先生标注三国志详节》二十卷、《东莱先生校正晋书详节》三十卷、《东莱先生校正南史详节》二十五卷、《东莱先生校正北史详节》二十八卷、《东莱先生校正隋书详节》二十卷、《诸儒校正唐书详节》六十卷、《东莱校正五代史详节》十卷，共计十本，凡二百七十三卷。从子目来看，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十书中，除了六书标明东莱之名外，其他有两书标明为诸儒校正，一书未明谁所校正。可见吕祖谦并不贪功，也标明诸弟子之名，弟子参与编纂显而易见；第二，注明“校正”二字，说明在节录之时对原作也进行了一番文字检阅工作，同时，吸纳了各家注释成果；第三，对于南北朝时代的正史，未采纳七书，而用南北史为据，可以看出吕祖谦的会通思想与会通之才，这既便于通读，也可反映历史大势。这十书中何时所编？谁先谁后？对此时间目前难以考证清楚，但大体可以知道，他是在乾淳年间，吕祖谦主持丽泽书院之时。可能最早点抹的是《史记》。史载“吕成公《史记详节》成于早年，故芟辑阔疏。”[4]明人杨士奇也指出：“东莱《年谱》不见校正此书（即本书）。世谓东莱早年所成，后悔之。刘元城云：‘古人著述，多在暮年。’正为此耳。”[5]此书在版本上颇有价值，因为吕祖谦所用底本就是当时所见的宋本。现在流传的版本主要有宋椠残本、明刊本等，最近，由浙江师大组织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将此书全部出版，共计八册。

2 《三国志详节》中的周瑜形象

中华书局版本的《三国志·周瑜传》总共四千余字，《三国志详节·周瑜传》一千八百字左右，两相比较，详节删去一半还要多。像周瑜传保留如此多的字数在整个十本详节中是不多见的，绝大多数只有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或更少。那么，删节这么多的字，是否会损害人物的形象描述呢？下面我们通过《三国志详节·周瑜传》来看看。通读全篇，周瑜大体上具有以下几个形象特征：

2.1 温文儒雅的文生

苏东坡在《赤壁怀古》中就有“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冠巾”之句，一幅活脱脱的文雅形象跃然纸上。那么，在此传中也有这样的描述：

（1）授瑜建威中郎将，与兵三千人，骑五十匹。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周郎。以恩信著于庐江，出备牛渚。

（2）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缺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6]

上两条资料初步勾画出周瑜文儒形象，其一，被人叫做周郎，以恩信在庐江出名。其二，精于音律，知书达理。为何有周郎之称，史籍有几种说法：一是“其名起自秦汉郎官。《江表传》孙策年少，虽有位号而士民皆呼为孙郎。自唐以后，僮仆称主人通谓之郎。”[7]二是“士流会音乐谓之周郎。《吴志》周瑜字公瑾，妙于音律，每有筵宴，所奏音乐小有误失，瑜必举目瞪视，时人曰：‘曲有误，周郎顾。 ’”[8]其三，“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仕吴大将军，南郡太守，美姿貌，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不过，这三点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周郎是一种尊称，指的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而周瑜精通音律，能够纠正音律中的缺误，更是在普通士人水平之上，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且在庐江施以恩信，也反映他他有崇高的威信和学术涵养。这种内圣修养正是文儒的基本特性。

2.2 坚毅勇敢的武将

周瑜自少带兵征战，经历无数次攻城略地，每次都表现出勇武之气。特别是赤壁之战，大败曹操，稳定孙吴政权。《详节》中也有此笔。

（赤壁战后），曹公败走。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瑜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瑜亲跨马擽阵，会流矢中胁，疮甚。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阵。瑜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退。

周瑜亲自“跨马擽阵”，简短的四个字，就将周瑜勇武风采刻画得栩栩如生，生动活泼。透过这四个字，我们又会想象出经历无数次征战的周瑜，每一次都是这样一种冲锋在前，垂范在先。更加可贵的是即使身负重伤，卧床不起，仍然“案行军营，激扬吏士”。这又是具有多么大的忍耐力和多么坚强的毅力。正因为这种超常的勇毅与无畏的战斗力，连敌方也胆怯退让。

2.3 足智多谋的谋士

对于周瑜的智谋，各家著述中都有大量的描述，在《详节》中，吕祖谦不惜笔墨，大量地铺陈，甚至连《三国志》中的裴松之注解都没有放过。当曹操执政北方要求孙吴送质子，此传引用裴注描写周瑜智谋道：

（1）建安七年，曹公下书责权质任子，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将瑜诣母前议，瑜曰：“昔楚封于荆山，不满百里，既辟广土开境，立基于郢，遂据荆扬，传业延祚，九百余年。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部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汛舟举帆，朝发夕到，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入，与曹氏相首尾，便见制于人，不如勿遣，余观其变。”权母曰：“公瑾议是。”遂不送质。

当曹操亲率数十万大军直抵江南之时，东吴群臣举足无措，甚至有人鼓动投降迎接曹操，孙权也犹豫，周瑜却又谋划：

（2）瑜曰：“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曹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争衡，本非中国所长，而曹冒行之。瑜请得精兵三万，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尔。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言迎操者，与此案同。”

当刘备领荆州牧，见孙权时，周瑜又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

（3）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至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

对于四川之地，当时张鲁攻打益州的刘璋，企图据有川地。周瑜特意到京城上书：

（4） 曰：“今曹操新折衄（nv），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并相事。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北方可图也。”权许之。

上述四条智谋，有三条为孙权所采纳，一条未被采纳。这些智谋很显然强烈地反映了周瑜对于当时三国鼎立局面的全面认识，并且是站在全局的高度来出谋划策的。对于稳定江南，巩固孙吴政权具有积极的意义。从这些智谋自身来看，周瑜大体上分三步论证，首先是审时度势，认清形势，分辨轻重缓急；其次，用充足的证据来分析自己的优势与对方的不足，用己所长攻敌所短；第三，具体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与策略，供帝王采纳。这也反映出周瑜聪颖的智慧与对敌斗争的勇气。

2.4 忠贞不渝的贤臣

周瑜的忠贞有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是对于孙吴的孙策、孙权兄弟崇敬友爱，共同的志趣与利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这就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其次，对孙氏政权极力辅助，不改初衷。前者是后者的基本原因所在。《详节》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描述：

（1）（周瑜）徙家于舒，与孙策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会策将东渡，瑜将兵迎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

（2）（当决战赤壁之计确立后，孙权）因抚瑜背曰：“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独卿、子敬与孤同，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遂遣瑜及程普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

（3）初，瑜见友于策，太妃又使权以兄奉之。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

此三条资料可以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周瑜与孙氏之间的兄弟亲情关系，“大喜”、“抚背”与“尽敬”三个词汇，更是运用得传神到位，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明确了双方的关系，这就是兄弟以外的君臣关系。这也是他们共同志趣与利害关系所在。周瑜有文武韬略，万人之英，曹操也想争取他辅助，并派人策反。

（4）初，曹公闻瑜有美才，遣蒋干往说瑜。瑜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讬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假使苏、张更生，犹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干还，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

这里进一步揭示了周瑜与孙氏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说明了辅助孙吴的坚定信念，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忠臣贤良。

2.5 胸襟宽阔的雅士

对于周瑜的度量，《三国演义》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大量的渲染了周瑜的狭隘、嫉妒，甚至嫉贤妒能。然而《三国志》本身并没有这样的记述，《详节》为此也尊重原作，加以校正。这表现在举荐鲁肃、与程普化敌为友。

（1）周瑜病困，上疏曰：“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即拜鲁肃武校尉，代瑜，领兵四千余人，后从权破皖城。

（2）（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普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敬服，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lao）,不觉自醉。 ”其谦服人如此。

以上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周瑜还是具有宽阔的胸襟的，那种强加在他头上的嫉贤妒能的说法是敌对双方的离间之辞，这可以在本传中得到佐证。本传记载“刘备自京还也，权追送之，大宴会叙别。权与备留语，叹瑜曰：‘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尔。’……瑜威声远著，故曹、刘欲疑谮(zen)之。”[6]这一点在当时斗争的环境中，无非是离间、诽谤、拉拢，也是属于正常现象。

综合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对《详节》中周瑜形象的剥离，我们不得不对吕祖谦及其《三国志》原著发出惊叹，如果说，《三国志》及其裴注是一幅工笔画的话，那么，《三国志详节》就是一幅精致的素描画。它简洁明快，又活泼生动，给人质朴流畅的美感。吕祖谦作为一代理学大师、历史学家，他的笔法又是具有多么深厚的功力。我们从中得到诸多的启发也是不言而喻的。

3 《十七史详节》的史学笔法初探

吕祖谦作为理学大师，与朱熹、张栻齐名，然而，他在史学上也成果丰硕，成就非凡。大体看来，吕祖谦的史学著述可以分为三类：史注类、史抄类、史评类，《十七史详节》属于史抄类，这种著述还有 《西汉精华》、《东汉精华》、《通鉴节要》、《宋通鉴节要》等，都是对原书进行节录抄写锓版的。那么，这些史抄类著述，特别是《十七史详节》在史学上运用了哪些笔法呢？下面就此方面作简要的探讨，以求诸方家。

3.1 重视历史的会通之道，反映历史的因循变革

历史的本质意义就在于通过历史去认识现在，预备未来。《十七史详节》十本书一气呵成，前后连贯，他反映了吕祖谦本人具有通史观念。

首先，吕祖谦用纪传体的素材来连通编年史的通史，以期达到寻求历史大势，探索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吕祖谦认为纪传、编年互有长短。

大抵史有二体。编年之体始于左氏，纪传之体始于司马迁。其后班范陈寿之徒纪传之体常不绝，至于编年之体则未有续之者。温公作通鉴，正欲续左氏。……然编年与纪传互有得失。论一时之事，纪传不如编年；论一人之得失，编年不如纪传。要之，二者皆不可废。[9]

可见，无论是纪传也好，编年也好，两者都有自己的长处。同时，这里作者以《史记》与《通鉴》作为标尺，很显然这两部史书是纪传与编年的通史，吕氏的本意就是能够将历史写作成通史，才有可取之处。才可以发现历史发展的趋势。

史当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读则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于观其他书亦须自首至尾无失其序为善，若杂然并列于前，今日读某书，明日读某传，习其前而忘其后，举其中而遗其上下，未见其有成也。[10]

其次，在《十七史详节》中，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在底本的选择上，尽量突出会通，特别是南北朝阶段的史书，不用断代的七书，而用李延寿的南北史，这就减少了剪裁上的繁冗，将南北朝看作是一个前后连贯的整体，而不是断代成史。其二是每一本书之前都特意作了世系图与地理图，这就如同《西汉精华》和《东汉精华》两书之前的纲领一样，立体地展示每一段历史的前后变化与空间位移，便于读者了解每一段历史的发展脉络与变化趋势。比如《三国志详节》卷首就有“三国疆理之图”与“三国世系之图”。在疆理图之下还加入了地理名称的注释：

谯国，魏帝所居。官渡，魏太祖败袁绍处。邺，魏太祖建国处。洛阳，文帝所都。涿郡，蜀先主所居。先主依刘表于荆州，得诸葛亮于南阳，皆荆湖路。先主袭刘璋而去益州，即成都府。先主与曹操争汉中，斩夏侯渊，自立为汉中王，及钟会来伐，皆在川口。吴郡，吴主权所都。吴都金陵，即建康也。

可见此图以宋代地理区划为基础标注三国历史上的地理名称，既醒目又便于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及其变化。

因此，就笔法上而言，《十七史详节》在总体设计上，无不透露出作者的通史意识与会通思想。

3.2 尊重原著，紧扣事物发展的重点与特点

首先，在文字处理上，基本上不改原文，只是将原文的字词连缀成篇，减少一些繁冗的铺陈与描述，选择其紧要关键词汇作简明的表述，可见作者的文字编辑功夫。

其次，对传主的确立与材料的选择也颇为精当。以《三国志》为例，原著六十五卷，372人次，而《详节》只有二十卷，290人次。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290人次的传主都是对三国历史产生较大影响的人或事。对于一些重要人物或事件，作者不惜剪裁一些注释资料来作解释说明，以更加突显传主的个性与特点。上文我们所举的《周瑜传》就有多处选择裴松之的注解来表现周瑜的个性特征与角色形象。

第三，陈述主线，抓住特征。对于每一位传主，作者都将其一生的行踪进行系统勾勒，删去一些细枝末节的铺陈。在勾勒传主中，又是深思熟虑地抓住传主的特征进行剪裁，有的放矢，简洁明快。

3.3 陈述史事，侧重史评

整个《十七史详节》除了对传主的叙述之外，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史论的节录。所引内容分量之多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三国志详节》而言，全篇就引用了12人次，97条史论，据笔者估计整个史评约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有的传主内容与史论几乎相当。这些史论大都放置于传主之后，间或也有少量的放置在中间。这些史论大体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原著自身就有的史评，另一个是摘抄自其他史评类著作的。我们举《三国志详节》为例来说明。

在卷一 “魏帝纪·太祖武皇帝”中间就有一则，“九年，攻邺。尚还救邺，夜遣兵犯围，公击破之。尚走中山。邺定，公临祀绍墓，哭之流涕。”史评为：

孙盛曰：绍因世之艰危，遂逆谋，上议神器，下干国纪，荐社污宅，古之制也，乃尽哀于逆臣之冢，为政之道，于斯替矣。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税骖旧馆，义无虚涕，苟道乖好绝，何哭之有？汉高失之于项氏，魏武遵谬于此举，百虑之一失也。

该传后又有一篇史评：

（陈寿）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览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亦。可见，位于中间的史评一般都是就某事件展开评论，而位于文后的史评大都是就某人或某事作全面评论。

上面是在原著中本书就有的评论，也有不是原著的评论，是作者另外加入的，（或者是作者依据的版本不同，笔者未能考察，存疑。）前文我们提到的《三国志详节》中就有傅子、曹冏、司马温公等人的评论。比如“荀攸传”下的“傅子曰”不见原著，经查傅子为晋傅玄，著有《傅子》一书，此评不见原著而见于《傅子》的附录之中；“陈思王植传”下的“曹冏曰”不见于原著而见于《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刘劭传”下的“司马温公曰”不见原著而见于《资治通鉴》卷七十三的“臣光曰”。凡此等等，举不胜举。以上这些史评应当说不仅代表了原作者的某些看法与对这些史事的态度，也代表了吕祖谦的基本的史学态度，那就是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开创了浙东史学的功利学派，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文字冗长，本文不再展开。

综上所说，我们就《十七史详节》中周瑜形象的来看吕祖谦的史学写作方法，这些方法无论是大的框架设计，还是细小的文字剪裁，都是一种匠心独运，他以自己独特的手法、独到的眼光抒发自己对史学人物事件的独立见解。从著述的角度来看，《十七史详节》不仅是一部编纂著作，它应当还是一部独立的创作著作。在创作中富于很多全新的创意，给我们写作者提供了许多有益启迪。

[1]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宋）吕祖谦.东莱集（卷四）[M].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

[5]（宋）吕祖谦.东莱集（卷十）[M].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

[6]（宋）吕祖谦.十七史详节（第四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M].四库全书本,1985.

[8]（元）陶宗仪.说郛（卷十二下）[M].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

[9]（宋）吕祖谦.东莱文集（卷十九）[M].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

[10]（宋）吕祖谦.东莱文集（卷二十）[M].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

K203

A

1672－2868（2012）02－0006－06

2012-02-16

杨松水（1964-），男，安徽巢湖人。巢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系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地方文化史。

责任编辑：澍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