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培顺

（滨州学院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3）

贾谊被疏斥原因探隐

邢培顺

（滨州学院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3）

长期以来，人们大都认为，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导致了贾谊的被疏斥，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和时代思想风貌，对贾谊的政治学说和治国理念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贾谊被疏斥的根本原因是他政治主张中的原始儒家精神与封建专制政治难以相容，儒家公天下的贤人政治理念不能为以天下为一家私有的封建专制君主所接受，汉文帝拒斥了他的政治学说，自然也就疏远了他本人。

贾谊；汉文帝；儒学精神；专制政体

1 关于贾谊被疏原因的两种说法

贾谊英年早逝，其高才远志不得施展，令后世众多才智之士深感痛心和惋惜。班固即在《汉书·贾谊传·赞》中借刘向的话说：“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 ”[1]（P2265）贾谊初时深得汉文帝的赏识，有拔任公卿之议，但后来却受到疏远和贬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此事说：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2]（P2492）

从这段记载来看，似乎贾谊所以遭文帝疏远、贬谪，是因为绛、灌之徒唯恐年轻的贾谊夺取了他们的权势和利益，便自恃为有功老臣，向文帝进谗说，致使文帝回心改意。事实上后世大多数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笔者认为，这仅仅是表层因素，历史上的汉文帝以宽厚、聪明、通达著称，在国家大事上，处事分明，不可能因几句话就疏远自己赏爱的大臣，所以其中必有深层的原因。

于是又有另外的说法。应劭在《风俗通义·正失篇》中说：“及太中大夫贾谊亦数陈止游猎，是时，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谊又恶通为人，数廷讥之，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太傅，既之官，内不自得，及渡湘水，投书吊曰：‘阘茸尊显，佞谀得意。’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亦因自伤为邓通等所愬也。”[3]（P78）后世颇有人信此说，如全祖望在《跋贾太傅＜新书＞》中即说：“太史公言：汉文帝雅器太傅，将任以公卿之位，大臣多不之喜，遂以年少初学诋之。世或以太傅不善用其才，深为惋惜。予窃以为绛、灌当时贤臣，不当如此。考应仲远《风俗通》，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有宠于帝，太傅与之同列，独不为礼，恨而挤之，因渐见疏。然则长沙之出，殆非尽大臣之过也。 ”[4]（P505）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在说到贾谊被疏斥时说：“《汉书》言贾谊为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之流所谗陷，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敌，即邓通。 ”[5]（P91）然后也引用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之说。笔者以为，此说更不可信。据《史记·佞幸传》载，邓通“无伎能”，只因其衣饰与文帝梦中所见之人相合，故而得幸。文帝以弄臣视之，私之以财，并不委以政事，而“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2]（P3192）又据《汉书·申屠嘉传》，申屠嘉入朝奏事，“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礼”，申屠嘉乃为檄召邓通至丞相府，责其不敬而欲斩之，邓通叩头流血而不得解，文帝派人解其急而向丞相致歉意，说：“此吾弄臣，君释之。 ”[1]（P2101）可见文帝对邓通的态度。 这样一个弄臣，很难说会影响汉文帝的用人政策。笔者认为，从汉文帝前后对贾谊的态度来看，贾谊不被重用，其原因并不那样简单，它是与贾谊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主张密切相关的。

2 汉初的政治形势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但它仅存在了十几年便灭亡了。汉朝是在声势浩大的反秦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刘邦统治集团具有浓重的平民色彩，上至皇帝，下至大臣，其文化水平大都不高，对于新建立的汉王朝，他们不仅对指导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没有明确的意识，就是对国家政权的运行机制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说；“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君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2]（P2722）叔孙通七拼八凑而建立起来的礼仪制度，竟然得到刘邦的高度赞赏。刘邦既没有自己的政治设想，而列国分立的局面不可能恢复，儒生所颂扬的三代制度也难以再现，于是，尽管汉初各个社会阶层普遍对秦朝充满反感，但汉朝还是不得不继承秦的制度，只不过去其泰、去其甚。这修正的内容主要有三大端。其一是修正法律，争取民心。高祖入关，为了得到秦人的支持，尽除秦法，只与百姓约法三章，这自然只是战时的权宜之计。“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1]（P1096）其二是分封诸侯王，为国藩辅。汉朝统治者接受秦朝危急之时孤立无辅的教训，“封王子弟，地犬牙机制”，以为“磐石之宗”。其三是放松文化控制，让人们有一个适当的话语空间。如惠帝时即废除挟书律，后又派儒生做诸侯王的太傅。尽管有这些修正，但从基本的治国策略上讲，汉初的政治还是一种在继承秦朝基本政治制度下的因循无为之治。《史记·吕太后本纪》说：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 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P412）

这种因循无为的治国策略适应了当时大乱之后民生凋蔽的社会现实及战乱之后社会各阶层人心思定的社会心理和要求，因而以曹参为代表的政治家们所奉行的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深得百姓的拥护，汉帝国也很快走向安定，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但这种政策，实在不过是一种适应汉初特定社会形势的因循苟且的治国之策，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便暴露出来了。如因诸侯国过于强大而产生的尾大不掉的问题、因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而产生的土地兼并问题等。而更重要的，是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更为根本的指导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问题没有解决。当时各家思想都想充当汉王朝政治的指导思想，他们相互争论，相互排斥，以至于让最高统治者时常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生活在汉文帝时代的贾谊，学识渊博，思想深刻，目光敏锐，他先于常人观察到了汉朝的政治在表面的平静下所潜藏的危机，他用文学家的笔触陈说了这种情况：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1]（P2230）

在贾谊看来，此时汉朝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施为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3 汉文帝的品格

汉文帝乃刘邦之中子，其母薄姬本为魏王豹之夫人，后来魏王豹背汉向楚，汉使曹参虏魏豹，而薄姬输织室。刘邦偶见之而召入宫中，后怜而幸之，得生文帝，生子后便极少再能见皇帝。因此，刘恒在刘邦诸子中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地位。因此，当陈平、周勃、刘章等人诛灭吕禄、吕产，派人迎刘恒入继大统的时候，刘恒不敢相信这样的好运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的大臣们也议论纷纷，认为这是一个阴谋，只有当自己的舅舅入京察看情况属实后，才怀着犹疑的态度入京，而当群臣请他即尊位时，他说：“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 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弗敢当。 ”[1]（P108）再三谦让之后，方继位为帝。汉文帝在其《赐南粤王赵佗书》中说到了这个情形：“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1]（P3849）大概刘恒认为自己入继大统并非完全合乎传统规则，也可能受到原始儒家贤人政治观念的影响，当然也可能出于他天性谦让的性格。当大臣们请早建太子的时候，他下诏说：“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飨也，天下人民未有惬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1]（P111）这些话虽不免有些矫情，但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能有如此的表白，自然是反映了汉文帝的某种心理。

汉文帝即位的时候，与高祖共打天下的功臣多有在者，如周勃、陈平、灌婴等，所以，他在发布政令、任免官吏的时候，往往多方咨询，谦虚纳下。但这些开国功臣，除陈平等有限几人外，大多是识字不多甚至根本不识字的草莽武夫，随着汉文帝对政事的熟悉，他对这些大臣的行政能力也逐渐感到不满，思虑有以改变之。十五年九月，汉文帝亲策贤良文学士以选拔官吏，就是想用有知识、有远见的新生力量取代这些愚钝、顽固的老臣。在这种情况下，贾谊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就不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以汉文帝当时渴求贤才的心情和他聪敏通达的性格，也是很有可能接受的。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说：“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贾谊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斯其时矣。”[6]（P26）那么，贾谊为什么没能成功呢？ 他说：

夫谊而诚欲兴也，当文帝之世，用文帝之贤，导之以中和之德，正之于非僻之萌，养之以学问之功，广之以仁义之化，使涵泳于义理之深。则天时之不可逆，而正朔必改；人事之不可简，服色官名之必定；至德之不可斁，而礼乐之必兴；怵惕而不安于其心，若倦于游而思返其故。抑且有大美之容，至和之音，方佛于耳目之间，而迫欲遇之。则以文从质，以事从心，审律吕于铢累之间，考登降于周旋之际，一出其性之所安，学之所裕，以革故而鼎新，不待历岁年而粲然明备矣。[6]（P26）

王夫之认为，以时机而论，适当其时；以文帝之明达而论，有必受之势，然贾谊所以失败，是贾谊行事之方法和步骤有问题。果真如此吗？王夫之其实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

从汉文帝的政治活动来看，他对治国理念的理解和对政治技术的掌握是有一个过程的。

4 贾谊的政治主张

秦王朝单纯地奉行以法治国的政策，利用严酷的法律治理天下，引起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广大百姓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便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中灭亡。汉朝虽然继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但它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其中之一便是实行了鼓励文化发展的政策。与大一统政治形势相适应，汉代的学术和思想具有明显的综合特色，汉代的儒家学说也是如此。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儒家学说，既是此前政治形态和社会观念的反应，也融注了儒家创始人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思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的这些政治原则和社会观念不再与已经发展了的社会形势相适应，所以，尽管儒家的创始人及其后学孔子、孟子等人栖栖遑遑，周游列国，极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在整个战国时期，其政治主张从没有在哪一个国家完全实践过。战国后期，政治上大一统的局面即将出现，而作为其先导的是思想上的整合和统一，战国时期曾经产生强烈对立和激烈争论的诸子百家思想此时走向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儒家思想也是如此，如战国晚期的儒学大师荀子便吸收了法、道、名、墨等家的思想，将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减少了原始儒家思想的理想成份，增强了儒家社会政治思想的技术性和可操作性，使之能够适应即将出现的大一统国家政治的需要。

汉代是儒学昌盛的时代，但汉代儒学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它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汉初的儒学，尚未成为大一统专制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它还只是汉初并存的众家学说中较为重要的一家，因而它仍然保存了原始儒家的许多精义，如它主张天下一统但反对集权，倡言君主至尊但不主张专制，倡导嫡长子继承制但不主张家天下等等。而这些主张，到汉武帝以后便成为人们讳言的话题，有些成为儒学密传之义，有些干脆消声匿迹了。贾谊是汉初对国家政治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者和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很多方面继承了荀子的学说，具有较典型的汉初儒家思想体系的特点。贾谊熟悉六艺经传及诸子百家之学，他以儒家为主，融合儒、道、法、墨、名等各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体系。他初时曾得到河南守吴公的赏识，并被召置门下。河南守吴公曾“学事”李斯，后因治平为天下第一，汉文帝任之为廷尉。可见法家思想对贾谊有相当的影响，而贾谊也十分看重法家思想在行政效率方面的优点。《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说到汉初的学术思想发展状况时也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2]（P3319）的确，贾谊在他的政治主张中，强调礼法，尊君卑臣，拥护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政治，这都与法家的政治主张相合或相似，但贾谊是强烈反秦的，因而，他不可能主张完全重复秦朝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如果我们对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结构进行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贾谊“尊君卑臣”的内容与法家的思想有本质的不同。徐复观在详细分析了贾谊的政治主张后便说：“贾生心目中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结构，却是为皇帝分担权力，并给皇帝以政治规范、政治制约的政治结构。在此种结构中，皇帝的地位虽很尊，但权力的行使，是出之于集体的意志与能力，而不是出于皇帝的孤独意志。”[7]（P82）由此看来，贾谊的政治思想，继承了原始儒学的思想精华，又吸收了法家及其他各家思想的积极因素，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历史形势，创造了既符合儒家仁政原则，又强调现实政治效率的理想的政治模式。徐复观在其《贾谊思想的再发现》中说：

贾生为了巩固天下的统一，而把皇帝推尊得至高无上，但在他的官制中，却从道德、政治原则、才能、法治等方面，把政权安集在集体的有机体中去运行，决不许人君以个人的意志随意加以干犯。……这样一来，贾谊虽视皇帝为至高无上，只是为了巩固天下的统一，与加强政治的秩序与效能。而以皇帝为代表的政治结构，确是集天下贤德之人的共同统治，皇帝反垂拱无为，实际是一种“虚君”的制度。这便把皇权专制，在实际上加以消解了。[7]（P83）

这样的政治主张，是否能为封建专制君主所接受呢？

5 结论

秦朝采用严酷的法律治理国家，其钳制文化的政策对于儒家的打击最大，因而儒生对于秦朝的痛恨也最为强烈。《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2]（P3116-3117）汉朝建立后，适应当时民生极度凋敝的社会现实，采用了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策略，但儒生们仍以积极的态度和满腔的热情，参与到国家制度和文化事业的建设中去，如叔孙通制礼仪，张苍定章程，陆贾上《新语》。而当汉王朝政治稳固，经济恢复和发展，社会逐渐走向安定以后，儒生们又在为使儒家学说成为大一统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努力、而斗争。“在此种背景下，承先秦诸子的学术遗风，以最大的热情，与广博的学识，欲为此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政治提出长治久安之策的，当首推贾谊。”[7]（P69）表面看来，贾谊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现实政治问题而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但若将这些政治主张作综合、深入的考察，可以发现，其中实包含着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一个精美的政治蓝图。贾谊在他的政治理论体系中，提出了一个君居虚位、各级官僚分职而治的政治格局，即由皇帝居于国家政治的最顶端，根据国家政治的需要广求贤才，依据个人的道德水准和实际才能，设官分职，各级官吏依据礼法奉职而治，不允许国君以个人的意志随意加以干涉，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高效率的运行机制。这样的政治模式，对于像汉文帝这样的比较开明的君主来说，应该是有接受的可能的，但文帝“谦让未遑”，表明他已经意识到施行这种制度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汉文帝以高帝孽子、偏远藩王入承大统，他对政治观念的认识和对政治技术的掌握是有一个过程的。 史称“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2]（P3117）然则汉文帝的政治思想观念有一个由黄老到刑名的转变。由黄老转入刑名虽然完全合乎逻辑，古人也常将二者连称，但二者毕竟有区别，而汉文帝信奉刑名之言对当时的国家政治实有重要意义，而对于他的疏远贾谊更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考察影响汉文帝刑名思想形成的因素，有两个人物需着重指出，一个是河南守吴公，一个是晁错。吴公本是李斯的门生，因为任河南守时治平为天下第一，汉文帝即位之初即征之为廷尉，其政治思想不可能不影响到皇帝。晁错出生于法家思想盛行的三晋故地颍川，后又师从轵县张恢学申商刑名，这使他成为一个纯粹的法家。他虽从伏生受《尚书》，竟能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也大谈五帝三王五霸，竟一语不及仁义，而纯任刑赏。我们试看他为博士时给文帝的上书：

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此四者，臣窃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议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臣之愚，诚以为不然。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闻书说也。[1]（P2277）

此上书得到文帝的欣赏，于是拜之为太子家令。将此书的观点与贾谊的政治观点及教育太子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比较，其分野之鲜明自不待言。晁错从伏生受《尚书》还朝后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又迁博士的时间史无明文，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定在汉文帝前元十年，并无确凿的史实依据，似嫌少晚。无论如何，晁错的政治思想观念影响了汉文帝，进而也影响了汉文帝对贾谊的态度，是可以推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看一看晁错在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对策中的一段话：“今陛下神明德厚，资财不下五帝，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今执事之臣，皆天下之选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犹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亲，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窃恐神明之遗也。”[1]（P2298）此时虽然贾谊已死，但此前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并得到文帝欣赏，他的这种君主极端专制、不任臣下的思想，恐怕早对汉文帝产生影响了。

由上论述可知，贾谊之被汉文帝疏斥，其根本原因不在功臣或弄臣因嫉妒而进谗言，也不因为朝臣的争权夺利，而在于贾谊学说中的一些原始儒家民主思想，与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格格不入。汉文帝认识到施行这些政治原则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故而拒绝了这种理论，也就不得不疏斥贾谊。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265,2101,1096,2230,108,3849,111,2227,2298．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92,3192,2722,412,3319,3116-3117,3117．

[3]赵泓．风俗通义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78．

[4]王洲明，徐超．贾谊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505．

[5]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91．

[6]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26,26．

[7]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2,83,69．

PURSUING OF THE RELEGATED CAUSE OF JIAYI

XING Pei-shun
（Chinese Department,Binzhou University,Binzhou Shandong 256603）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people believe that it i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right between government officials lead to relegated result of Jiayi.In fact,it is superficial phenomenon only.If we study the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idea thoroughly in the light of the soci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tendency of that day,we can realize that the basic reason lead to his relegated result is that the Confucian original spirits can not live in harmony with feudal autocratic politics,and the Confucian public-owned political idea can not be accepted by the feudal autocratic monarch who believe that the country is private-owned.Hanwen emperor refuse to accept his political theory and reject Jiayi himself likewise.

Jiayi;Hanwen emperor;political reform;Confucian spirit;autocracy

I206．2

A

1672－2868（2012）02－0012－05

2012－01－08

邢培顺（1964－），男，山东潍坊人。滨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两汉魏晋文学。

责任编辑：松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