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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列那狐的处世哲学看中西文化差异

2012-08-15刘庭华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2年8期
关键词:狮王中西文化中庸

刘庭华

从列那狐的处世哲学看中西文化差异

刘庭华

《列那狐》是一部具有现实象征意义的民间文学作品。文本旨在立足于列那狐的处事哲学,分析其传递出的中西文化差异,并浅析形成差异的原因,从而对列那狐文本进行现代解读,实现中西文化的交流。

列那狐;智性文化;德性文化;崇力尚争;中庸和平

《列那狐》是一部在中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的动物组诗,它影响深远,在法国、德国等国家几乎家喻户晓,甚至在现代法语中“列那(renard)”一词已成为狐狸的专有名词。

作品通过对动物的人格化,象征中世纪社会各阶级的人物。其中最高统治者是狮子诺勃尔,它愚蠢而刚愎自用,是现实中国王的象征;伊桑格兰狼和布伦熊骄傲跋扈,体现了现实中贵族廷臣的状态;而那些弱小的动物如鸡、兔便是下层人民的代表;聪明的列那狐是市民阶级的典型。

在这部充满象征韵味的作品中,列那狐残害鸡、兔等弱小动物,具有凶狠残暴的一面,但另一面,他又戏弄狮王,伤害狼、熊等“贵族”,嘲笑教会,不失为一个反封建的人物。狐狸的胜利标志着市民的智慧战胜了封建暴虐,作者更多地把狐狸的机敏甚至狡狯当做优点加以肯定。列那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善用智慧、敢于斗争,实为良谋和勇将的兼体。它的处世哲学象征着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下人民的普遍生存状态,和中国追求和谐的处事之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示出西方以尚争重智为主要特点的对抗文化与中国以中庸重德为主的和谐文化的显著差异。

一、重智与重德

列那狐是一个利用智慧和机智作为主要生存手段的形象,它的巧言令色、左右逢源,使它能够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填饱肚子、维持生计,也无数次地帮它脱离险境、保全性命。它的智慧通常运用在智斗强权和欺凌弱小两个方面。

故事开始于狮王召开的盛大御会,动物群臣悉数到场,唯有列那狐躲避朝廷、不肯出席,因为“大家都要控告他,谁都受过他的欺侮”。伊桑格兰狼、瓦克洛斯狗等“贵族”对列那进行了严厉的控告后,公鸡亨宁家族的不幸又为列那的“罪行”提供了血的证据,狮王愤怒至极,先后派出三位贵族使者通知列那入朝。在两位使者都被列那戏弄之后,第三个使者列那的亲戚——猪獾,终于将列那带进了皇宫。面对无数理由充分的指责,国王宣判了列那的死刑,然而列那毫无畏惧之感,它为自己争取到辩解的机会,运用自己的智慧,抓住狮王贪财的弱点,不惜损害自己已故父亲的名誉,在最后关头编织了一个关于谋反和财宝的故事,重获自由。

面对贵族强权,列那“对症下药”,用智慧与其作斗争,每次身陷危机都能轻而易举地将事情的进展推向对自己有利的一方。而对待比自己弱小的动物,列那更有一手。它躺在荒野里装死,翻着白眼,舌头伸出嘴外,吸引乌鸦围观,时机一到,它便张开了它的大嘴,狠狠地咬下了一只乌鸦的脑袋。就这样,列那狐总是不断地靠自己的智慧,躲过危险,吃饱肚子。在整部作品中,作者几乎完全肯定和赞美列那的才智(智慧乃至狡猾)。正如作者借列那之口所说,“你不能以力气称雄,就得凭计谋取胜,反正得强过人家”、“只有凭本事赢来,才能算是属于自己的”。这种不择手段利用智慧追求个人利益的生存方式,正体现了西方海洋文明下的智性文化。

西方文化之舟诞生于蓝色的波涛之中。特殊的地中海气候和分散的并不肥沃的土地无法使西方人选择农业作为生存之本,大面积的海洋成为了他们征服的对象。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西方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这一方面引起他们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畏惧与膜拜,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野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

中华文明之树是植根于一片为江河所滋润的大陆。农业文明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特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人所处的较优越的生存环境使其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就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中国人期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要做到明辨是非,道德约束便成了必不可少的手段。中国传统的“修文德”、“行王道”、“贵义贱利”、“舍生取义”、“德本财末”、“谋道不谋食”等价值观都显示出了中国文化的道德中心主义。中国文化中绝对不会出现对不择手段、利己主义智慧的推崇。在中国文化中,列那狐对已故父亲的诽谤即为不孝,对狮王的嘲弄即为不忠,用卑鄙的手段杀死比自己小的动物即为不义,这些损人利己的行为都是中国文化所谴责的,而这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对德行的看重。

当然,在《列那狐》中也有提到道德的问题,如在结尾,作者呼吁:“愿大家改信智慧,避免邪恶,尊重道德。”“幸福”、“合目的性”和“至善”是西方有关善的学说的三个阶梯。西方功利主义首倡者边沁认为,“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是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基于这一原则,西方文化倾向于把“有用”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前提。斯多亚派认为,至善就是“按照自然而生活,这就是按照德性而生活”,而人的自然(本性)就是普遍的理性,它是与主宰万物的神相同的,这样的生活就是“快乐的人的美德和人生的完满的快乐”。

由此可见,西方所谓“道德”的主要特点是实用性,它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智慧”文化。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对列那狐的处事之道有更合理的认识,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德性文化与西方智性文化的差异。

二、 尚争与中庸

在列那狐的处事哲学中,智慧和斗争是时刻连在一起的,如果说重智是其生存态度,那么尚争便是其生存手段。

在列那狐故事中,作者把整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森林王国,这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整个故事贯穿了列那与其敌人伊桑格兰的斗争。起初,二者联手偷鱼,列那装死骗过商人把它捡上车,它一个劲儿地向下面的同伙抛下新鲜的鱼肉,但是贪婪的狼却偷偷吃掉了列那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所有“成果”,留给它的,只有一堆鱼骨头。这使列那认识到,如果要在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动物世界求得生存,绝对的合作是不存在的,在这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个人利益争斗。从此,列那开始了与贪婪的贵族们的斗争。

列那和伊桑格兰决斗的故事可以更清晰地反映出西方文化对武力的推崇。当伊桑格兰与列那狐在狮王面前辩论无果,不能分辨谁是谁非之际,伊桑格兰下决心道:“这项争端的确不能用空话解决。我们为什么吵架?有理就是有理,谁有理,最后总会见分晓。列那,你认为你有理,就大胆站出来!我们来决斗,就能弄清是非。”善斗的列那最终在决斗场上利用独特的尿液和善变的口舌分散了狼的注意力,最终获得了胜利。

西方尚争文化的形成深受其宗教观和价值观的影响。维克多·雨果曾形象地说:“人有两只耳朵,一只听从上帝的声音一只听从魔鬼的声音。”上帝代表着人的灵魂和信仰,而魔鬼代表着人的肉体和情欲。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这种“原罪说”、“性恶论”构成了基督教教义的基础,并对西方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面对有限的财富,人和人之间就是狼与狼的关系。西方文化在鼓励人的创造性、大胆地向自然索取的同时,用宗教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用上帝的惩罚来制约人的恣意妄为。在某种意义上,一部西方文化史就是一部以发挥人的创造性和规范人的行为之间相互角逐和妥协的历史。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你的第一个责任便是使自己幸福。你自己幸福,你也就能使别人幸福;幸福的人,但愿在自己周围只能看到幸福的人。”在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文化就必然出现一种力争进取的特质。

在中国,天人合一的宗教观和群体主义的价值观影响了中庸文化的形成。中国信仰的“天”不仅是宇宙自然力量的体现,也是中国人的道德准则和处事原则。一切都要听命于天,契合于天,要去践行天的意志,成为天命的承担者,即所谓的“天人合德”。而要做到“替天行道”,靠的就是意志自足的君子人格:“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荀子·王制》)、“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君子人格的培养离不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成为中国宗教伦理中的重要观念,由此生出“中庸”、“和谐”的价值原则和人格标准。

宋代理学家朱熹在《中庸》中解释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核心便是思想行为的适度和守常。汉民族性好和平,不尚征伐,不喜欢穷兵黩武的扩张侵略。在处理民族关系中,通常优先采用的是“修文德以来之”、“和抚四夷”的怀柔政策,如“和亲”、“顺俗施化”等策略即是。解决民族间冲突时也多采用以防御为主的绥靖政策,或先礼后兵,攻心为上,所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只要对方不相侵扰,即可不动刀兵,故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大多是被迫抗击侵略的。宋王朝与辽、金、西夏的关系,便是最典型的例证。

因此,这种中庸文化也形成了中国人墨守陈规、不求新变的性格特点。一般民众常把老成持重、谦退忍让、随遇而安作为立身准则,故“明哲保身”、“知足常乐”、“安分守己”等成语成了中国人的处事格言。

可见,理解了列那狐处事哲学传递的中西文化差异对文化交流有着促进作用。文化交流是建立在尊重各国文化基础之上的。在世界文化交往中,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以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接受西方文化,而不是过激的“全盘西化”,这是我们进行文化交流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们尊重西方文化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这成为我们赞美列那狐智慧的因素之一,也成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西方人处事哲学的重要途径。

[1]歌德.列那狐的故事[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

[2]邓晓芒.中西文化视域中真善美的哲思[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3]赵林.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文化反思[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贺春健

I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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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2)08-0003-02

刘庭华/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河南焦作45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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