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扬

（东莞市社会科学院，广东 东莞 523083）

马克思恩格斯把处于社会关系中（具体的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把对现代工业制度的考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人的解放诉求于现实的社会进程之中，并力图从抽象的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透视现实中经济活动的迷象。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20世纪初，一大批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陆续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他们的一些思想片段，包括《共产党宣言》译文的一些片段传入中国。在五四运动期间，一批留法的学生接触学习到马克思主义，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在十月革命的轰鸣炮响中，马克思主义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一大批进步青年和有识之士开始研读、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百年历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紧扣时代脉搏，演绎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乐章。“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从党的一大到十八大，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契合，既源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力量，也源于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总结十年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一、实践、批判、变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与内在张力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思想的精华，“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建构在实践唯物主义之上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太空飞翔”的经院式哲学，它根植于现实的、丰富的人类生活实践，没有远离和回避现实的社会问题，它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因此，只有根据中国现代化进程实践的变化，不断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拓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和发展向度，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新鲜经验，形成符合时代特征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旨趣。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哲学，现实的、科学的、自我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马克思主义具有超越时代的解释力和穿透力，它既能够诠释现实、分析现实、指导现实，从庞杂纷乱的社会现象中把握本质，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到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对待现实，并在批判思维中提出未来社会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发展不能沉湎于纯粹的文本解读，而要结合现实，理解和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11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但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每个共产党员要善于学习并与时俱进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场景之中；反之，离开中国场景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只会是空洞无物的理论教条，对于实践毫无裨益。

在探索（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经过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主体层面推进的变革程式，中国（近）现代化模式选择历经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阶段、效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阶段、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阶段等实践探索过程，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得到正确的运用，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华民族的特征、时代的特色和实践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凸显，也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诉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根到底是一个历史事实和鲜活的生成过程，是中国实践进程中融合了中国人特有的理念层次的精神脉络，是民族性、地域性与马克思主义普适性的有机创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把握不能脱离科学的方法论立场，“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中国化的进程本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体现时代性，富有民族性，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在实践中与时俱进、永葆生命活力，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经典作家们没有给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答案，我们必须拒斥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态度，正如德里达指出，“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4］

二、主体、驱动、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因机制与价值诉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及方法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过程，实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追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因机制，要从活动主体、内因、外因等几个方面去理解。从1921年以来的九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道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既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只有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过程不断积累总结经验，不断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解各种矛盾；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的力量，才能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保持党的先进性，才能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了那种脱离生活和实践的独断论和“主客二元分立”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是自我批判、自我发展的，这种哲学“不再是少数独断的权威哲学家关于绝对真理的 ‘独白’”，“而是回归到本真的哲学形态，即反思的、批判性的理性活动和文化精神。”［5］它自身要求建立一种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关系，实现对现实生活的历史的批判，实现了历史与逻辑、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等逻辑互动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正是由于存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俄国革命道路的冲突，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对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紧张，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矛盾等等，才不断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其共产主义理想和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价值诉求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的适应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人本观、朴素唯物主义、社会理想观、实践观等方面有诸多契合点，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因。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6］所以说，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实现形式上结合的文化驱动力，“马克思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决定了其对精神动力的内在需要。中华民族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经过改造提升，内在的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实践提供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其作用在内涵上表现为，理性宽容、务实变革、革故创新中华精神分别推动了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接纳、融会运用、丰富发展、而动力作用的发挥又以民族精神的民族自觉、价值导向、精神激励、成员凝聚、教育塑造等功能为可靠保障。”［7］中国文化宽容、理性的风格自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文本视域与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之间的“视域融合”在某种程度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驱动力量［8］。

三、结合、进步、命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时代弘扬

20世纪初，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时就曾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而德国又不同于俄国。”［9］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毛泽东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0］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遵义会议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灵魂。正是由于遵义会议恢复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即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我们党才不断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做到“有的放矢”。“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1］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道路、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形成完整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并运用它指导实践，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引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必然走向修正主义。如果离开了本国的具体实践，必然走向教条主义。”邓小平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2］191-292。马克思去世后一百二十多年来，世界形势飞速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2］29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13］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离或背离马克思主义真实意义的思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反“左”、反右的目的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时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4］，才能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四、开放、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趋向与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不是绝对的和僵化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而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与现实实践活动紧密联系的理论体系。我们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热衷于构建最终的体系和普遍使用的教条，而是要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即批判反思的实践理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既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特点的民族形式，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世界历史意义。“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己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1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新时期新阶段，我们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我们不仅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要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哲学、伦理学、美学等中国化，从中国特有的传统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文化观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更新和时代转换；不仅要推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大力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不是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学术性辩护，而是发扬马克思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所肩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统治下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3］275马克思主义不是庸俗的唯物主义，它高度重视人的价值和自由全面发展，面对市场经济物质丰富背后“单向度的人”的信仰失落、理想失位以及生活理念平庸化的真实写照，我们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维度，克服现实中人的自我异化。我国现代化文明成果多表现在高楼大厦、商品百货等器物层面上，而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和逻辑，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把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同样，只有立足、着眼于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良性互动中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个别词句的抽象演绎，而是要深入到中国具体发展进程中，在反思中国现代化经验教训中不断形成理论，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第一手文献”的“发掘”和解读，在具体的时代语境中审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内容，厘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和科学实质。其次，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在于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野，以及解释学、现象学等广阔视野，冲破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传统路径依赖，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思考，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维度。再次，实现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互动，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并使中国现代化在器物、制度、观念以及主体自身层面上得到充分体现；正确把握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进而在实践中自觉推进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结合。

党的十八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作出了深刻总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党的理论创新也作出了深刻总结。“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15］只有坚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理论创新的逻辑主线，树立宽广理论视野，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丰厚营养，以博大的胸怀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才能顺应时代潮流，不断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更加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断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创造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6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

［5］衣俊卿.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双重解读［J］.学术研究，2001(12).

［6］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86.

［7］刘力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精神动力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8］王浩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机制及精神实质 ［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3).

［9］ 列宁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6-659.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4］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12-19.

［1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