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慧广 董全亮

(大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大理671003)

我国政府做出了把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大战略，提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约束性目标。从现实角度看，制定、实施可行有效的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政策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必由之路。然而，总体上看，中国的低碳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没有系统的低碳经济政策，也没有专门以低碳为目标的政策工具。［1］因此，在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亟待开展对碳减排政策的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目前我国碳减排政策研究集中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碳税制度及通过调整产业政策控制碳排放等方面。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碳减排政策的可行性研究、国外经验的借鉴研究及如何构建适合我国的碳减排政策等方面。

一、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研究

“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约翰·戴尔斯于1968年在《污染、财富和价格》一书中提出的，1976年首先被美国国家环保局(EPA)用于大气污染源及河流污染源的管理。排放权交易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经济政策和经济刺激手段，排放权的卖方由于超量减排而剩余排放权，出售剩余排放权所获得的经济回报实质上是市场对有利于环境的外部经济性的补偿;另一方面，无法按照政府规定进行减排的企业购买其必须减排的排放权，其支出费用实质上是为其外部不经济性而付出的代价。我国在大气污染控制方面也开展过可交易排污许可证的试点工作，且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主要还处于理论探讨阶段。

(一)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可行性研究

王宪明(2009)［2］、白洋(2010)［3］等认为，当前我国已经具备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政策和市场基础，可以考虑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从管理机构设置、具体运行机制等法律层面来构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曲如晓、吴洁(2009)［4］借鉴了 Copeland＆.Taylor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标准的2×2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排放权交易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刘娜等人(2010)［5］从法律保障、技术支持和监督管理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实施排污许可证交易拍卖制度的可行性。然而，李怒云等人(2008)［6］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他们根据森林碳汇特点以及实施碳汇项目的国际规则和支撑碳汇交易的市场条件等，认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建立森林碳汇交易市场的条件，应提倡和鼓励企业和个人自愿参与以积累碳汇为目的的植树造林活动。

(二)构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研究

宏观层面上，陈文颖、吴宗鑫(1998)［7］提出两种综合考虑公平和效率的碳权混合分配机制，并在确定碳权交易价格的基础上，对全球碳权交易情况进行模拟。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应能符合市场经济和我国的现状的前提下，付玉、金银亮(2008)［8］为建立我国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设计出了分阶段的框架结构。此外，张晓涛、李雪(2010)［9］指出我国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中存在项目分布不合理、推动技术转让效果欠佳、缺乏规范指导、信息不对称延误注册时机、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建议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组建应当先建立碳排放权现货交易市场后建立期货交易市场，同时加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制度建设。

微观层面上，周璐、吴鸿杰(2010)［10］在分析国际市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从加强金融创新、服务碳市场、设立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和碳交易所、创新森林参与碳排放权市场的交易机制等四个方面重点建设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王璟珉等(2009)［11］则提出了一种从企业内部探寻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途径，即通过将国际碳交易机制移植到企业内部，建立企业内部碳交易机制，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权在企业内部的市场化运作，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此外，邹武平(2010)［12］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面临的会计问题后，指出我国亟待研究和出台碳排放会计准则，以规范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问题。

二、碳税政策的相关研究

在众多的气候保护政策工具中，碳税是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削减碳排放的有效经济手段之一。碳税是指对CO2的排放行为征收的环境税种，在实际征收中，碳税常表现为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照其碳含量的比例进行征税。

(一)对国外碳税制度的对比研究

毛显强、杨岚(2006)［13］从环境效益、财政效益、能源结构调整效应等方面分析了瑞典能源-环境税的效果，并指出了瑞典环境税制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周艳(2010)［14］也详细分析了芬兰、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在碳税征收方面的经验，并对我国碳税征收提出了建议。崔军(2010)［15］、杨杨(2010)［16］等人通过对欧盟国家的碳税制度作比较分析后认为，我国未来碳税政策应把握时机逐步推进，灵活选择征税对象，设置税率体现差异，合理选择征收环节，逐步减少税收优惠并统筹考虑相关配套方案，并对我国碳税税制各要素的设计以及其他应采取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了全面探讨。

(二)实施碳税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部分学者认为碳税政策的实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2002)［17］基于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碳税的可能影响作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征收碳税能够减少CO2的排放量，但需要以牺牲部分经济利益为代价。沈可挺(2002)［18］利用CGE模型模拟分析了碳税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影响，认为碳税对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冲击，比之总量影响潜在含义更加值得重视。高鹏飞、陈文颖(2002)［19］应用MARKAL-MACRO建模工具研究了碳税对中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征收碳税也会导致较大GDP的损失。王灿等人(2005)［20］以2010年实施碳税政策为模拟情景，描述了减排政策下GDP、能源价格、资本价格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结果显示，在中国实施碳税政策将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负面影响。

也有研究者认为碳税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贺菊煌等(2002)［21］通过对CGE模型的计算得出:碳税对GDP影响很小，能够使各部门的能源消耗都下降，并造成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王金南(2009)［22］模拟了碳税征收对中国宏观经济、节约能源和抑制CO2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征收低税率的国家碳税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低税率的碳税方案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极为有限，但对减缓CO2排放增长具有明显的刺激效果。朱永彬等(2010)［23］基于CGE模型，将碳税分高、中、低三种税率以及生产性碳税、消费性碳税两种形式，共分六种情景对碳税政策的减排效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和各产业部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三)关于我国碳税政策内容的研究

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苏明(2009)［24］提出了在中国开征碳税的基本目标和原则，此外，他还从税制诸因素角度初步设计了碳税制度的基本内容，并给出了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包括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我国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等。

(四)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比不同减排方案及对经济的影响，王礼茂(2004)［25］认为植树造林、节能和农田管理在中国有较大的碳汇/减排潜力，碳税与上述几种途径相比减排效果相对较差，而且在中国实施碳税有一定的难度。张健等(2009)［26］应用CGE模型研究了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中国各行业的综合影响，结果表明，合理的碳交易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间接碳税对中国能源行业的影响，并且溯往原则作为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方式更符合中国的经济现状。刘小川、汪曾涛(2009)［27］分析了碳税、一般排放权交易体系、复合排放权交易体系、补贴、政府规制等五种CO2减排的政策工具各自的特点，然后对其作用的范围、借助市场力量的方式、减排成本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管理成本的大小、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政治上的可接受性作了对比分析，提出了近期应以排放权交易体系为主，逐步过渡到以碳税为主体的低碳化政策体系。

三、降低碳排放的产业政策研究

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而制定的优先发展重点产业、扶持幼稚产业、限制过剩产业等政策以及为纠正市场失效，弥补市场缺陷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通过制定相关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也是实现节能减排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产业发展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鲁峰(2009)［28］把我国和西方国家比较后认为，我国新能源总体上还处在产业初期阶段，存在产业链尚不健全、强制性的市场保障政策缺失、技术产业化转化能力较低、产业发展缺乏明确的激励政策、新能源企业生产规模小、成本高、创新能力弱等主要问题。刘再起、陈春(2010)［29］选择全球具有代表性的7个国家(美、日、德、法、英、俄、中)的面板数据，运用截面似不相关回归方法对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对CO2排放量影响的变系数不变截距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程度不一，而且几乎所有产业的发展均会增加CO2排放量，但第一、二、三产业的影响度逐次递减。史丹(2010)［30］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日本、欧盟等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等新兴产业的一系列政策，总结了国外利用法律法规和产业引导政策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策略。

(二)降低碳排放的我国产业发展战略选择

一是需要大力发展低碳产业。王文军(2009)［31］认为实现碳减排要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促进能源供应的多样化，改变能源的利用方式，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等。金乐琴(2010)［32］认为传统的产业政策在克服市场失灵、激励企业自主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能力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产业政策在理念、内容和操作方式等方面创新，并提出低碳发展的新式产业政策选择。陈文婕、颜克高(2010)［33］认为可以从创造和提升生产要素、构建低碳产业创新系统、扩大和提高低碳产品国内需求的规模和质量、推动低碳产业集群的形成、建立和维护市场竞争的秩序等方面培育低碳产业的发展及其竞争优势。

二是需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郎一环等(2004)［34］提出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改善能源结构，提高水电、核能、太阳能及生物能等清洁能源比例;引进和开发能源环保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张雷等(2010)［35］通过产业-能源关联和能源-碳排放关联两个基本评价模型，解析了中国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的原因，即产业结构的演进决定着一次能源消费的基本空间格局;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程度越是走向成熟，其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速也就越是减缓;缓慢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是难以降低地区碳排放增长的关键所在。通过对GDP与CO2排放量的分析，崔奕等人(2010)［36］发现要控制CO2的排放，必然要对GDP的构成做调整，降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此外，有研究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对碳减排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帅通、袁雯(2009)［37］分析了近年来上海的碳排放变化趋势、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变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结构的变动尤其是高排碳的煤类能源比重下降，热、电等能源比重上升，是上海万元GDP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我国碳减排政策研究的未来走向

在国际碳减排形势与国内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下，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实现节能减排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研究、制定有效的碳减排政策势在必行。虽然碳减排政策的研究进行的如火如荼，且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我们也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解释、解决碳减排及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时也存在一些缺陷，同时既有的研究也忽视了一些重要领域。未来我国碳减排的政策研究至少应加强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对碳减排的政策工具多元化研究

加拿大学者霍莱特和拉梅什(M.Howlett and M.Ramesh)在《公共政策研究》(1995)一书中根据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来分类，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非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三类。政策工具的强制性则从自愿性政策到混合型政策工具再到强制性政策工具依次增强。目前碳减排的政策工具多为强制性的，较少有自愿性和混合型政策工具。而按照梅因特的看法，将管制看作成功的政策工具的条件正在淡去。所以，应开展碳减排混合型政策工具和自愿性政策工具的研究。此外，有必要重视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及各自的特点，进行碳减排政策工具组合的研究，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单一政策工具研究的单向性偏差。

(二)重视碳减排的政策工具的环境研究

碳减排政策工具总是在一定的政策环境下才能有效实施。政策工具环境研究试图通过考察工具的特性以及来自工具应用于其中的环境变数来解释工具的运作，实际的实施活动和效果并不是仅仅由工具的特征所决定的，还由这些工具应用的环境所决定的。［38］实施减排承诺，同时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中国需要基于国情制定政策以保障碳减排行动的实施。政策工具环境研究应主要包括环境政治、社会、经济环境，政策子系统，目标群体等内容。

(三)关注碳减排的政策工具实施影响因素研究

政策工具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政策工具最终的实施效果，碳减排政策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应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政策工具实施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已确定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先前的政策工具选择，政策过程的非制度因素(伦理规范、传统习惯、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政策过程中的资源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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