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彦，尹志慧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外语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1949年，威廉·福克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证明并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实力和地位，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创作丰富，一生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和近百篇短篇小说。其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以巧妙的构思，独特的叙事角度，以及极富个性的人物形象塑造，奠定了它在福克纳小说的重要地位。自发表以来，该篇小说就引起了评论界的极大关注，它就像一座宝藏，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探究，总能发现让人惊喜的财富。有人认为该小说是南方主题的典型代表；有人认为女性主义在该小说中有深刻的体现；有人认为存在与虚无在这里得到了统一；还有人认为该小说是以爱情为主线展开故事。多元主题意义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了福克纳小说的特点：内容广，寓意深；另一方面又让人们产生了疑问：面对同一篇小说，为何有如此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呢？

本文试图从认知诗学的角度看待以上的问题，并通过图形—背景理论来说明《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多元主题意义构建的深层机制，探究该篇小说独特魅力的源泉，从而为福克纳小说的研究和理解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一、认知诗学与文学研究

20世纪末，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开始兴起，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对于“认知诗学”的界定还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基本都认同认知诗学是把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以期弥补传统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为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跨科学的研究方法，常用到的认知科学理论有：图形—背景理论，概念隐喻，原型理论，范畴，指示语，脚本图式，话语世界，心理空间等。随着认知科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到认知诗学的研究中，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Stockwell于2002年出版的《认知诗学导论》（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他认为：“认知诗学从根本上说是对文学的一种思考方法，而不是关于它自身的一个理论框架。”［1］目前的认知诗学研究是借用认知科学的成果，运用相关的认知理论解读文学文本，探讨心智活动在阅读过程中的作用，是一种以文本为导向的阅读模式。［2］23较之于以往单纯地从语言学或是文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认知诗学更加注重读者在理解文学语篇过程中所涉及的认知机制，“关注文本解读，强调意义和概念的生成，并认为文学心智活动就是日常心智活动，文学能力就是日常认知能力”。［2］26文学也是人类思维的结果，是对客观现实体验后的认知加工的结果，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的反映客观现实和内心情感的一门学科。从认知的角度，语言并不是自治的，而是与人类对外界的体验和感知有着密切的关系，意义建构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化过程，不同的认知途径，识解方式就会建构不同的意义，而人类本身就具有对同一现实经验进行不同识解的能力。“认知诗学认为语言与现实世界没有直接的映射关系，每一种情景都可以根据不同的视角，前景，认知和文化模型而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建立在认知科学之上的认知诗学必将会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揭示出文本更加丰富的意义”。［3］

二、图形—背景与多元主题意义的建构

图形—背景是由丹麦心理学家鲁宾（Rubin）提出来的，后来由完形心理学家用来研究知觉和空间组织的方式，他们认为人们的知觉认识往往包括图形和背景两部分信息，人们总是倾向于在背景中感知图形，这也是人类体验的结果。［4］92—93一般来说，图形和背景不能同时被感知，由鲁宾设计的人面/花瓶图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认知过程中，突显度高的部分容易引起注意，成为图形，而作为突显度较低的部分则作为背景，成为认知的参照点，衬托凸显图形。通常情况下，我们在观察某个事物时，会倾向于把该事物作为图形而事物所处的环境作为背景。根据完形心理学家的观点，图形—背景的确定应根据“普雷格郎茨原则”（Principle of Pragnanz），即通常具有完形特征的物体（不可分割的整体）、小的物体、容易移动或运动的物体用作图形，而面积或体积较大的位置较固定，不易移动的则作背景。所以生活中常会有这样的表达：船在水上。/人在桥上。/书在桌上。这些表达都很好地体现了图形—背景理论在空间组织方面的解释力。这引起了认知语言学家Talmy的注意，率先把图形—背景理论运用到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中，从句子的层面说明了图形—背景等同于主语与非主语的区分，也有力地解释了描述同一个客观现象，因为认知主体的识解方式不同，突显了不同的关系，因而就有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研究者不断地探究扩展所掌握的认知理论，原则或模型，新兴的认知诗学的代表就把图形—背景理论运用到文学作品的研究，图形—背景的这种独特的突显与被突显，衬托与被衬托的关系为文学作品的解读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阅读文学作品是一种积极的认知经历，它是读者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注意焦点以创造并在图形与背景之间做出选择并紧跟图形的过程”。［5］所以读者的阅读过程即是一个图形背景不断转换的过程，随着“认知者的认知视角、注意焦点、识解方式、兴趣爱好、知识经验、认知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就如“人面/花瓶图”一样，人们虽不能同时看到花瓶和人面，但随着注意焦点的变换，人们的视觉就会不停地在花瓶和人面之间转换，而转换的结果就构建出不同主题意义，多元主题意义共存于同一个作品的现象也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它们的存在并不是随机的臆想，而是有着合理的认知理据。同样，语言作为意义的载体，与意义并非是一对一的关系，常常形成一言多意或一意多言的局面，一千人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一）爱米丽：南方传统的卫道士和牺牲品的共存体

福克纳的《纪念爱米丽的玫瑰花》，从题目就突显了两个意象：爱米丽和玫瑰花。而从图像—背景的确定原则来看，这两个意象都是很具体的完形体，便于识解，也就很容易成为读者理解文章的焦点，即成为认知过程中的图形。接下来就以图形—背景为依托，探讨围绕这两个意象所能建构出的不同主题。首先是作为小说主要人物的爱米丽始终位于文章的核心位置，整篇小说中所描述的事件都围绕她而展开。故事以爱米丽的葬礼开篇，又以爱米丽的葬礼结束，前后呼应的结构布局让整篇小说浑然一体的同时，也使爱米丽这个意象“前景化”，强烈的突显度，很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爱米丽也就成为读者认知过程中的一个图形。“人们有比较事体之间异同和进行类推的能力，如一个事体为参照点来认识另一个事体，确定事体突显度并建构出“图形—背景”机制，通过比较和评价形成建立事件之间的关系。因为事体不是独立的，分离的，而是相互关联的”。［4］9但爱米丽作为福克纳小说中非现实的心理存在，并不仅仅是一个符号或者名字，而是在背景的映射下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和现实意义。以当时的南方存在为参照点来认识文中突显的图形— —爱米丽，“认知主体从不同的识解角度出发来观察统一情景或事件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过程和结果，出现不同的语言表达，它们也就突显了同一情景的不同侧面”，［4］30—31而不同的识解角度也让爱米丽从二维的平面图形变为更加丰富立体的三维甚至多维图形，而随着故事的展开，图形爱米丽的内涵和现实意义也一步一步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照存于读者的心理认知过程。死了，爱米丽是杰弗镇镇民眼中“一个纪念碑倒下了”［6］41；活着，爱米丽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6］41由此可见她在杰弗镇的地位是举足轻重，在镇民眼中爱米丽并非仅仅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而是代表着一个群体或一个时代的存在，要更好地理解该层面上的爱米丽，那就离不开她所存在的背景，从二维的视觉维度来看，图形—背景可以暂时的分离，但从人的心理认知过程来看，图形—背景应是一种相互依托的关系，图形之所以存在还要依赖于背景的衬托，使其突显、前景化，没有背景的存在也就无所谓图形，而图形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背景的信息，图形和背景并不能严格意义上的分离，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者，他笔下的人物大多生活在受贵族统治的南方小镇，而身为贵族的爱米丽，她的生存状态其实就代表着当时的南方贵族，她的言行所承载的内涵就是所处背景的映射，南北战争的爆发导致南方贵族的地位特权日渐消减，北方文明对南方传统的冲击也日趋明显，但孤傲的爱米丽小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南方作风，依然如故地过着所谓的“贵族”生活。故事开篇部分就描述了爱米丽所居住的庄园“坐落在当年最考究的街道上……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的一干二净。只有爱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然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逊，装模作样……”［6］41同时，爱米丽小姐依然使用黑人奴仆，另外，她还享有免税的特权，虽然新一代的镇长废除了她的这个特权，可她依然我行我素，拒绝缴税，这些都说明了爱米丽作为南方没落贵族的代表对北方现代文明的挑战和否定，对南方传统的捍卫和坚持，一个南方势力的卫道士形象跃然纸上。爱米丽的个人存在状态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南方的社会状态，图形和背景的相互衬托使得小说的主题从个人的层面上升到社会的层面，这也更加充分地说明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福克纳有着更广阔的胸怀和视野。

抛开爱米丽的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才是爱米丽最根本的存在，即作为女人的现实存在。这个角度下的爱米丽，南方社会的背景赋予她的不再是特权，地位和荣耀，更多的是压制，束缚和附属。南方具有清教主义的文化传统，该传统束缚下的女性根本没有话语权和自由权，她们的存在附属于男性，男权思想的根深蒂固预设了作为女性个体存在的爱米丽的命运是悲惨的，这一点在小说中也被展现的淋漓尽致。首先，在对爱米丽家庭的描述中，从没提及她的母亲，母亲形象的缺失昭示着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无足轻重，而父亲形象的出现更好地阐释了父权制度对南方女性无形的摧残。“长久以来，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作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6］45父亲的强势完全压制住了爱米丽的存在的自由，一高一矮，一强一弱的鲜明对比，展示了父女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非爱与被爱的关系。所以到了该恋爱的年龄，爱米丽的追求者全被父亲用马鞭赶走，恋爱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而爱米丽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保持沉默，即使父亲死去了，爱米丽依然不能接受现实，还把父亲的肖像放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种种对图形爱米丽的描述再次说明她受南方父权制度的压迫和毒害至深，而她个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受制于父权，背景的存在预示并造就了她南方传统的牺牲品形象。

（二）玫瑰花：爱与恨的交织

小说的题目很明确地为读者预设了一个图形— —玫瑰花，像文中的另一个图形爱米丽一样突显于小说中，成为读者注意的焦点，这是读者看到标题之后的心理预期，但当通读了整篇小说之后，读者就会发现除了在标题中，这朵玫瑰花并没如人所愿地出现在文章中，玫瑰花的缺失又如何成就其图形的地位？

从视觉的领域来看，图形是独立完整的物体，具有明确的边缘使其与背景相分离。而在语篇领域，图形和背景的关系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多维关系，图形是背景的一部分，是因其本身的特征而突显于背景，成为认知过程中注意的焦点。当焦点转移，先前的图形就渐渐消褪于背景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图形就完全在读者的认知过程中能够消失，而是依然存在于读者的记忆当中，这种现象被Peter Stockwell称为“felt absence”。［7］20这里把其翻译为“可感知的缺失”，这种能被感知到的缺失其实就是可触知的有形的存在，是另一种角度下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比如家中的钥匙，虽不必时时出现在视野中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它却始终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知道它该出现的位置和时间，这就是一种“可感知的缺失”，当钥匙没能在该出现的位置和时间出现时，这时的“可感知的缺失”就产生了特殊的意义，即钥匙丢了。这时的钥匙并没在现实场景中出现，但它的缺失却使其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小说中玫瑰花的缺失正是可感知的缺失，是心理预期的偏离，这就为玫瑰花成为注意的焦点创造了条件，成就了玫瑰花在本篇小说中图形的地位。

玫瑰花向来是美好爱情的象征，西方文学中也常常以玫瑰花为意象来赞美爱情，较为著名的有彭斯的诗句：My love is like a red，red rose...“LOVE IS ROSE”的心理图式已经深埋于心，看到标题A Rose for Emily，读者会很自然想到爱米丽的爱情，而当整篇文章读完之后才发现，正文中根本没有出现玫瑰花，这里的可感知的缺失就使读者重新审视爱米丽的爱情状况。玫瑰花的缺失就意味着爱情的缺失，上文中提到爱米丽的父亲在她恋爱的年纪，父亲却把追求她的人都赶走了，这中蛮横的行为其实就已经断绝了爱米丽获得爱情的权利和机会。父亲的存在就像一座山挡在了她与美好爱情之间。当父亲去世后，爱米丽有了追求爱情的自由，却受到了传统势力的阻碍— —镇上牧师的规劝，远方堂姐妹的阻止和镇上人们的不解。可这些都不能让爱米丽屈服，她毅然决然地追求自己爱的人，一个豪放粗野的北方男人。可惜她的真诚坚持和不懈努力换来的却是荷默的玩世不恭，不负责任。他无意于成家的想法使爱米丽的一切努力与牺牲都化为灰烬，瞬间深深的爱转为深深的恨，于是出现了文章最后那幕惊悚的场景。由爱到恨的转变也再次说明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爱米丽是得不到真正的爱情的，这与标题中的玫瑰花的缺失形成了相互呼应对照的关系，使整篇小说浑然一体，也让读者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文章在玫瑰花的意象上所衍生的主题意义。

从认知诗学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围绕爱米丽和玫瑰花两个意象，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识解会形成不同的主题意义。在南方社会背景的映射下，她不仅是南方传统的卫道士同时也是南方传统下的牺牲品，而玫瑰花在正文的缺失也说明了不论爱米丽有没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和自由，最终的结果都是悲惨的虚无的。通过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分析说明了《献给爱米丽的玫瑰花》是一个有生命的作品，其主题意义并不限于本文所探讨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是读者动态体验语篇的结果，这也正是该篇小说的魅力所在。

［1］ Peter Stockwell.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M］. New York：Routledge，2002：6.

［2］ 蒋勇军.试论认知诗学研究的演进、现状与前景［J］.外国语文，2009（4）.

［3］ 刘文.认知诗学：认知科学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J］.求索，2007（10）：189—191.

［4］ 王寅.认知语法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9）.

［5］ 米文卫.从认知诗学视角看海明威《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的主题［J］.外国语文，2010（10）：22—25.

［6］ 威廉·福克纳.福克纳短篇小说集［M］.陶洁编，杨岂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1—51.

［7］ Joanna Gavins and Gerard Steen，eds.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M］.New York：Routledge，20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