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江

（贵州大学马列部，贵州贵阳，550025）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与其它时期比较，井冈山时期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开创性。2007年7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重温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创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1］这一讲话深刻阐述了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科学内涵，准确界定了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创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寻求有益启示，是继续前进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和优良传统。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对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经验启示，作如下探讨。

一、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经验

（一）实现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所谓统一，就是指理论与实践的协调、相容和结合，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的，理论是来自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的理论，实践是经受实践检验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脱离具体的实践谈用理论，或者脱离具体的理论去进行实践，不在理论与实践的协调、相容和结合性上下功夫，难免滑向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更难以实现创新。井冈山斗争过程中，毛泽东不是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革命学说，而是紧密地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实际和实践，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特性的多样性、政治集团的不统一性和人民群众所处的社会地位中去阐述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条件、根本原因，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去揭示、阐释、宣传、说明、释放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普遍真理蕴含的伟大力量。针对行军中出现的溃散现象，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针对“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2］98“土客籍问题”，“地方主义”、“机会主义”等问题，及时予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针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状况，［2］47中国买办豪绅阶级间发生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及敌强我弱的局势，采取到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2］59的正确政策。绘就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知与行、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统一并实现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光辉典范。

（二）实现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党转入武装斗争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率先“上山”，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一行动是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的。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都把“上山”看成是“落草为寇”，更何况毛泽东率部割据的正是“向来为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的井冈山。党的武装斗争要采取“落草为寇”的形式，当时党的主流意识相当程度上很难以接受，中央在1927年11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顽固分子就认为，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率部上罗霄山脉是“落草为寇”的行为，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之职。在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上，中央仍有同志认为，井冈山上的朱毛红军“带有土匪的性质”。革命力量发展得好一点，六大后中央又认为，井冈山的朱毛红军“处于最危难的关头，甚至有被反动势力消灭的可能”，“集中一处是错误的”，坚持在井冈山斗争“是没有出路的”，要求朱毛红军将队伍分散到农民群众之中以隐匿目标，甚至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四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边界党组织无私无畏地担戴着“上山为匪”的误解和不听话的骂名。坚持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2］57从袁文才、王佐是被封建军阀、地主土豪劣绅横征暴敛备受欺压而“逼上梁山”因而投身绿林、劫富济贫的实际出发，从边界“有很好的群众；有很好的党；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的实际出发，［2］57解放思想，大胆地与传统错误的思想观念决裂，果断地“上山”，并抛开现象和偏见，扎扎实实、实事求是地团结袁、王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奋力开拓中国革命新道路。井冈山斗争的历史事实表明：实现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三）实现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人类智慧的真正源泉。大革命失败后，党实现了把革命力量发展的高潮与退却结合起来，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确立了群众路线的革命思想：迈出城市，走上井冈山，游击于湘赣边界，深入广大的农村，依靠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党的农村根据地，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凝聚起来，把党的先进性力量与农村博大的社会力量有效地联系起来、结合起来，发挥了无产阶级人数少但力量强的政治优势。回顾90年来党所走的路，从攻打长沙到割据于井冈山，从上海的“地下”到瑞金苏维埃政府，可以说每一步党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战胜一次又一次困难和风险，赢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秘密所在，也是党实现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一大法宝。这一点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展现得精彩而又明显，如毛泽东“上山”割据思想的产生，据贺敏学回忆，“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井冈山，是在准备秋收暴动的安源张家湾会议。王新亚这次会上介绍了永新、宁冈农民自卫军攻下永新县城，退往井冈山的事。井冈山被毛泽东记住，不久成为文家市会议决定放弃打长沙向罗霄山脉中部进军的依据”［3］；此外，据陈正人对井冈山斗争的回忆，他说“红军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散开来，调查地方的情况，了解有多少人家，哪些人家是有钱的，是最坏的，确定哪几家是土豪，调查确实后，就上报，没收委员会批准，没收委员会说可以打，那就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土豪的东西，抓土豪罚款。同时，帮助组织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4］还有“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是对井冈绿林朱孔阳（朱聋子）“打圈子战术”的创造性概括和提炼；《井冈山土地法》是通过走群众路线开展土地革命总结创新的结晶；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的根本原则，是在部队行军实践创新的启发下提炼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第一枚“工”字银元，也是群众路线的创造发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言“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2］78由此可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它是我们党取得力量和智慧的根本路线。实现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汲取民智。

二、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启示

（一）改革一定要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的党面临重重困难。党和红军之内，存在地方主义、土客籍矛盾、机会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流寇思想”、“个人主义”、“左”倾盲动主义、雇佣观念和单纯军事观点等突出问题。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言：“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2］78“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湘赣边界党的“二大”指出：“永新的党要公开脱离特委，成立‘独立国’。”［5］以上种种问题和困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极大地影响了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毛泽东、朱德、陈毅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去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如为保证党和革命队伍的纯洁，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引领社会风潮、克服和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为实现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扎扎实实、如火如荼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为切实保证和实现广大士兵的民主权利，洗心革面、率先垂范，领导党员队伍建立士兵委员会；为牢牢确保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创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和“三纪律，六项注意”；为了同“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6］在边界建立红色政权，开辟工农武装割据，废除雇佣军制，实行自愿参军制，等等，这些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创举，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事实表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精神实质和本质要求的管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今天，在实行对外开放，国际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并且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内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奢靡享乐主义等仍在一定范围存在的条件下，深化改革，依然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这仍然是由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指导地位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汲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精华基础上创立的人类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引领，思想行动就会缺乏指向和灵魂；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政治、文化、历史独特的国家，具有自己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基本精神运用到中国的实现问题中去，“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是马克思主义发挥伟大力量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改革持续快速健康推进并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

（二）发展一定要走科学之路

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创新，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说明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革命运动。同样，没有科学的发展理论，也不会有光明的发展前途。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总结我国历史上发展实践，科学分析、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的科学的战略思想。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当今，党的历史地位、国家的面貌、人民的生活、时代的主题与井冈山时期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思想，对今天中国的发展依然有重要的启示。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开辟了伟大的井冈山道路。井冈山道路，是一条无产阶级由城市走向农村，在农村真正实现工农大联合，开展土地革命，对中国最根本的生产关系——土地所有制进行最彻底的变革，消除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为使中国人民摆脱深重灾难的道路。科学发展观与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思想，两者在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精神方面是一脉相承的，都要求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工作宗旨；以全面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特别是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根本任务；以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发展目标。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中，一定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走科学发展之路，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巩固已有的发展成就，破解面临的发展难题，创新发展的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兴国一定要坚持创新之道

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崭新的革命政权——红色政权；锻造了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人民军队；培育了一批具有“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精神的杰出领袖人才队伍；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游击战战略战术和一套全新的建党建军思想、原则；确立了党的一条“依靠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群众路线。［7］这充分表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8］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这对于新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启示：兴国一定要坚持创新之道。要继承发扬井冈山光荣革命传统，借鉴我们党历史上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有益经验，不断扩展新视野，“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时刻关注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各项建设，根据新鲜的建设实践创新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又用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创新，用创新理论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停滞，永不僵化，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兴国之道。

［1］ 李小三.解读井冈山［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59.

［4］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82.

［5］ 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280.

［6］ 许庆朴.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9.

［7］ 李长春.在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时政文献辑览，2007年3月—2008年3月.

［8］ 闫雪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践创新的理论成果［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