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荫众，高 朋

（1.牡丹江医学院，黑龙江牡丹江，157011；2.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牡丹江，157012）

和谐社会构建中关于发展与节制的伦理讨论

孙荫众1，高 朋2

（1.牡丹江医学院，黑龙江牡丹江，157011；2.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牡丹江，157012）

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就其后果而言是或然性的，即发展是与机遇、风险同在的历史进程。发展需要节制的五个理据有：人口膨胀，环境破坏，发展的趋利模式和技术等原因，发展手段绝对化、价值物质化，发展的深层威胁主要表现在与人的“异化”相纠缠。按照节制思想去质疑一切发展，把发展看成是一项未雨绸缪和亡羊补牢的过程，及时发现并补救发展的漏洞、损害和潜在的威胁。这样才能构建系统、全面的和谐社会。

发展；节制；伦理；和谐

节制可以简单理解为按照事物的尺度而进行必要的限制。节制的功效多种多样，传统经济领域有：“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荀子·天论》）传统政治领域有：“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在生活领域有“人们通过享乐上的有节制和生活的宁静淡泊，才得到愉快”。［1］节制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单纯从自然节制来看人与动物都以生理官能为极限受到牵制和束缚，可以将自然节制（器官功能的有限度）视为自然界的元节制。如果进行僵化的推理，建立在自然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在元节制的根源上产生必要的社会节制，如：权利、义务、公正、平等、自由等意识，用以适应人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像社会冲突的发生大都可以直觉理解为不节制的种种迹象、征兆或现象，而解决冲突或平息争端最成本、最可取的莫过于调解，调解依据节制的原理实现了和谐的目的。针对社会中的人，只有在节制中，才能很好地实现人的各种可能性，包括发展在内，这里的发展总括了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两大方面。

节制与发展关系的探讨，莫不如说要探求发展为什么要节制。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就其后果而言是或然性的，即发展是与机遇、风险同在的历史进程。为了规避风险和可持续发展，人类有必要进行节制。这些风险有的是显而易见的、有的是深藏不露的，它们共同构成发展的负效应，严重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构。这些负效应构成发展需要节制的一般理由，具体如下：

第一，人口膨胀。从人口自身的生产和发展到满足剧增人口需要的物质生产来讲，人类面临着人口的相对过剩和资源相对短缺的窘境，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到发展这一悖论中难以自拔，一方面生育享有了自由，另一方面医疗条件又大大改善，但好的前提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福祉的降临。相反，普遍的贫困成了发展的痼疾、顽症与噩梦，不招即来，挥之不去。面对着这种困境，节制生育是切实可行的方案。当然，一些受宗教观影响、不允许节制生育的国家除外。中国鉴于国情，最大限度地节制了生育，从实施计划生育以来，中国少生了3亿多人。虽然随之而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像养老问题）一样令政府头疼，但比之庞大的多增人口问题要简单些。正因为中国获益于节制方法的行之有效，发展才快马加鞭。

第二，环境破坏。不管是人口的发展，还是生产的无限扩大，都会带来相应的生态压力。人类的生态环境一经破坏，恢复的时间极其漫长，需要的成本极为浩大，有的环境甚至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悲剧结果。经历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留给人的印象不仅有先进的生产力，还有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高昂成本。以德国为例，战后德国满目创痍，如今经过努力建设，整齐划一的人工环境令许多游人艳羡和沉醉，殊不知绿茵茵的草坪和井然有序的树木所形成的单一生态极为脆弱，人工的修剪、农药的普及、资本的高投入是该生态的强大后盾，然而这些恰恰是发展中国家难以负担和承受的。工业化发展给全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像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形成温室效应；核武器的研制与生产给人类生存带来潜在而巨大的威胁；乃至貌似福音的生命科学（像科隆的争议）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从观念到生活的混乱无序。单向地去看发展，人类的生存与生态环境正在遭受无休无止的破坏，好在人类已经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开始建立科学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用合理的开发尺度、有效的节制手段去对待自身、自然与社会。有的伦理学家甚至声称：“真实发展的伦理就是生态智慧的伦理。健全发展责成并实施生态智慧也促进健全和和谐的人类发展。”［2］150节制观念是生态的保护神，能保证持续发展而不破坏和谐社会的大背景。

第三，发展的趋利模式和技术等原因，使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发展的不平衡，又使社会群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使发展背离了目标，与人类生存需要背道而驰。人类的生活模式有简单和复杂之分，但与生存的幸福目的几乎不构成必然联系，正如简约、充实而幸福的生活不可否定、无可厚非。简单、有限易于把握，复杂、无限却让人无所适从。当今的社会大都沿用市场经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模式来发展，社会分工的精细、利益的敏感分配与不同的衡量标准等诸多因素使得发展复杂化，复杂化的劳动增大了商品的附加价值，与技术垄断的附加价值，再加上消费为主导等传媒文化观念的支配，生活成本不断加大。例如：抚养同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生长在商品相对匮乏的农村和物质丰裕的城市，其付出成本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人们逃避贫乏，但并不对过大成本的丰裕供应感恩。在消费以不可遏制的势头消耗商品的同时，也磨损和麻痹了人的精神，人们往往自失于发展的成功和成就中。当利益掌握了社会的话语霸权，并在不平衡的发展中造成分配的严重不均，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致使利益变成了众矢之的。社科院最新发布的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警戒线0.4，收入差距已处于高水平。全社会总收入差距扩大到0.5左右。专家提示：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即当发展不能惠及社会的底层大众时，社会的稳定就会失去根基，更谈不上构建和谐社会。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强大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技术迅速生产大量的商品，然而社会的需求永无止境、无法满足。其实，“关键不在于能满足多少需求，而在于个人对产生需求的势头有多大控制。如果以疏离的方式实现了进入大规模消费的经济格局，那么这种社会的幸福与自由之间必定存在矛盾”。［2］60节制需求，自知满足，既节约社会资源，又增加人的幸福感。

第四，发展使手段绝对化，使价值物质化。发展经常被狭隘地限定在经济领域，而经济的发展又被片面地推向技术化，并使以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化成为我们不得不沿着它前进的必由之路，甚至在其他领域，诸如日常生活（家电智能化）、文化领域（网络传媒）等都在朝向技术化迈进。在以经济发展马首是瞻的前提下，国民都作为国家神话实现的有效工具而存在，和技术一样，人成了发展的手段、新的利益的囚徒。然而人不仅只作为工具而存在，还应该突出人的目的性存在，人也必须超越工具性而存在。支持经济发展的技术神话必须审慎地加以对待。“我们无需使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更为成功地建立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之上。相反地，我们应该把我们对于不可机器化的事物的意识提高到准确可靠的程度。将技术世界绝对化就将毁灭个体自我”。［3］打破技术化的迷信，重估技术成就的价值，赋予人是一切价值的主体的应有地位。同时要像保有隐私一样，呵护好民族有价值的文化、传统以及良好的生活方式，使之不为功利和技术所侵蚀和掩埋。此外，发展另一个不良倾向是使价值评估物质化，物质利益的收获大小成为评价发展的价值的唯一指标，像国民经济总收入的增长，招商引资的力度、幅度的增大等单一经济指标，演化为发展的代名词。应该说，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主义并不为过，但当物质主义充斥各个领域时，带来的是发展的泛滥与庸俗。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人的贪欲越来越深，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一种罪恶的贪欲，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当代生产活动的动力源泉。对这种膨胀的欲望应该节制，像朱熹所教诲的那样，人真的要灭一灭“人欲”了。实际上，人既不想成为清教徒那样贫寒，又不想被挥霍的物质主义剥夺了人性，像批评家评论的：“他就局促地呆在被物的海洋不断侵蚀的孤岛上。”［4］淹没在物质海洋中，丧失自我，丧失人生意义。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用“价钱”取代“价值”，用“占有”代替“发展”。

第五，发展的深层威胁主要表现在与人的“异化”相纠缠。不管人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都可以概括为人的社会化进程，这一进程的伴生物“异化”与“发展”同步进行。人的异化表现为人的主体性部分丧失的过程，可以简单机械地理解为物化和他人化。对这种社会现象和过程，马克思曾作过系统阐述：“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利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利，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5］这一现象的进展并没有消失，特别是大工业发展的时代尤为突出，原本为人的生活提供基本必需品的机器，却将使用它的人变成了机器功能的一部分，这就是人典型的物化。物化广泛分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对物产生依恋性与痴迷性，“最明显地，‘发展’发展了人们对他们从来没有生产过、控制过、看见过或能理解的事物和事件的依赖性”。［6］发展把人编织为事物功能的一部分，并对接触的事物和从事的工作产生价值（虚无或自视的价值）依赖，像沉湎于武打或言情小说的中学生、迷恋于网络的大学生以及醉心于娱乐（搓麻等）的成年人，物化可谓无处不在。此外，异化还表现在人的他人化，例如国家、某些利益集团或个人把先进的、或符合自身利益需求的思想、文化传播给大众，大众往往在欣然接受的同化过程中被异化。发展深陷在这样的悖论中，发展使人不断异化的现实与人的发展力避异化的努力之间形成两难取舍。但只有人类自己才能从自己制造的困境（异化）中解脱出来。“发展的真正任务正在于：取消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技术的一切异化”。［2］33避免异化的有效方法有自省和节制。

或许人们能从发展的负效应中得到启示：按照节制思想去质疑一切发展，把发展看成是一项不断亡羊补牢的过程，质疑发展的种种偏差和弊端，及时发现并补救发展的漏洞、损害和潜在的威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系统、全面的和谐社会。

［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15.

［2］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50.

［3］ 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218.

［4］ August Hecksher.The public Happiness［M］.New York:Atheneum Publishers，1962：61.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

［6］ 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27.

B82

A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和谐社会建设机制中关于发展与节制尺度的研究”（11544153）

孙荫众（1972-），男，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道德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