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凯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作为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最渊博的学者，亚里士多德无论在哲学、伦理学、文学等社会人文学科，还是在物理、生物、心理等自然学科，都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他的学说的核心乃是建立在以“四因说”为主的哲学思考之上的，我国学界一直保持着对亚氏的思想的关注和讨论。在文学方面，从整体上看，大部分研究者关注他的《诗学》所体现出的摹仿论、典型理论、悲剧论等文艺思想，对于最能代表他的哲学思考的《形而上学》及其中所反映出的文艺思想则关注不多。换句话说，我们对亚氏的文艺思想的分析还没有更好地建立在他的哲学思考之上。因此，我通过运用“四因说”对文学本质进行的分析来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简单的哲学层面的把握。

一、关于“四因说”

严格来说，“四因说”并不是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定义。亚氏在其著名哲学著作《形而上学》中，仅仅提出了作为存在的事物的原因之“因”有四因，即物因、本因、动因和极因。因此，“四因说”只是译者及研究者们默认的一种叫法。一般而言，我们所说的四因包括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而这四因就是事物形成、运动、变化、发展和灭亡的最普遍的原因。质料因即是指“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部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1］，如构成房子的建筑材料砖瓦土木等；形式因即是指事物的“原型亦即表达出本质的定义”［2］，比如房子的图样；动力因即是指“那个使被动者运动的事物，引起变化者变化的事物”［3］，比如房子的建造者；目的因即是指“事物最善的终结”［4］，如盖房子就是为了能够居住的房子本身。简单概括起来就是：房屋这个事物，其质料因是砖瓦土木，其形式因是房屋图样，其动力因是建筑工匠，其目的因房屋自身。而且，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合而为一，因此，他对“四因说”进行了压缩，将形式、动力、目的这三种原因归并起来，统称之为“形式”。因而，四因的关系即为质料与形式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质料和形式是相互联系的，只有二者结合，才能构成事物，所以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同时，质料和形式是相互转化的，一种东西既可以作为比它低级的事物的形式，又可以作为比它高级的事物的质料，二者又具有相对性。例如，砖瓦对土来说是形式，对房屋来说就是质料。

二、“四因说”与文学本质观

（一）“四因说”与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

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思想在《诗学》《修辞学》等著作中均有体现，但主要集中在《诗学》中。在他看来，文艺的本质即是摹仿。他说：“史诗和悲剧诗，喜剧和酒神颂，大多数箫乐和琴乐，总而言之，都是‘模拟’，但在三点上彼此区别：模拟的手段、对象、方式，各不相同。 ”［5］这就是说，各种艺术的共同本质在于模仿，其间差别只有三点：模仿的手段不同，模仿的对象不同，模仿的方式不同。如颂歌属于单纯的叙述，戏剧属于模仿叙述，史诗则二者兼具。

亚氏的摹仿论是建立在自己的“实体论”和“原因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当他的老师柏拉图认为文艺所模仿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式世界的模本或影子时，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文艺所模仿的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是“第一实体”。

当与亚氏的“四因说”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他来说，质料与形式是对立的，但是“这种对立具有相对性，比如砖瓦，对于房屋说，它是质料，但对于构成它的泥土说，它又是形式。任何具体事物，对于它更高一层的事物说，它是质料，但对比它更低一层的事物说，它又是形式。因此，从整个世界说，从质料到形式，是一个一层一层不断发展的系列”［6］。亚里士多德又把潜能和现实的关系与运动的理论联系在一起，他把这种从潜能到现实的过渡称之为运动：“既然在每一类事物中，都有潜在和完全实在之分，所以我把潜在者本身的现实化称为运动。”［7］世界万物都在运动，或生灭，或变化，或增减，或位移。既然万物都在运动，那么，就存在着运动的原因。燃烧要有燃料，点火要有点火器。这样，除了质料因和形式因外，又出现了动力因。

质料因、形式因和动力因给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摹仿论注入新的、深刻的内容。从模拟的手段、对象、方式这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文艺模仿的特征是通过特殊的具体形象，表现普遍的本质规律。首先，他在《诗学》第一章中拿诗与哲学相对比，认为文艺模仿的首要特征在于必须塑造生动可感的具体形象，即“临摹其状”或“制造形象”。在他看来，艺术和哲学都能给人以真理，二者的区别只是在于艺术必须通过个别形象的具体描述，哲学却要借助一般概念的抽象论证。其次，他在《诗学》第九章中又拿逻辑与历史相比，认为文艺模仿的另一特征在于必须揭示内在逻辑和普遍规律，即“可能发生的事”或“有普遍性的事”。第二，艺术摹仿的主要对象是人和人的行动。亚里士多德指出，艺术摹仿的是“各种‘性格’、感受和行动”［8］，是“在行动中的人”［9］。 谈到悲剧的诸种成分时，他说：“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10］他把悲剧的目的视为组织情节和摹仿行动，并以此表现人物的性格和思想。第三，在艺术摹仿中把创造的原则，而不是摹仿的原则提到首位。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和形式导致每个物都是创造的结果。自然也是创造的结果，其中形式和质料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他而言，与其说是艺术摹仿自然，不如说是自然摹仿艺术，因为自然本身也是艺术品。朱光潜十分透辟地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家的“摹仿活动其实就是创造活动，他的摹仿自然就不是如柏拉图所了解的，只抄袭自然的外形，而是摹仿自然那样创造，那样赋予形式于材料，或者说，按照事物的内在规律，由潜能发展到实现了”［11］。

（二）“四因说”与当下的文学本质观

从古希腊到今天，时间跨度达到了两千多年，因而，如果要一点一点地论述亚氏的 “四因说”对文学本质观的影响，在这一篇小文里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我仅结合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构成的四要素说和我国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老师的一些观点进行简单的论述。

正如一个论者所说的：“如果允许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赋予现代含义的话，那么不难看出：‘质料’相当于组成；‘形式’相当于结构；‘动力’相当于相互作用；‘目的’相当于功能。”［12］同样，我们也可以将四因与文学的四个组成要素联系起来。

首先，我们来看看质料因与文学构成要素之世界的对应关系。在述此之前先谈谈肖鹰先生对质料因的解读。他认为：“文学是语言的作品，即语言是文学的质料（媒介）。”［13］当然，他所说的语言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语言。另外，他借海德格尔的话说：语言不是诗歌，因为它是原始的诗；反之，诗歌产生在语言中，因为语言储藏着诗的原始根源。这样说固然是可以的，只是我认为，他没有更好地把握亚氏的四因关系原则。正如第一部分所说，质料和形式是具体事物中不可分割的两方面，是世界万物之间的一种相对关系，是可以相互转化，而不是绝对的。另外，亚氏同样认为，世界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高级阶段复杂的事物比低级阶段简单的事物有更多的形式，低级阶段简单的事物比高级阶段复杂事物质料更多。某一种事物相对于另一种事物来说是一种质料，后一种事物是前种事物的结果，也是前种事物的形；后种事物相对于它将要形成的事物来说又是质料。因此，当某种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确定后才能肯定它是质料还是形式。因此，相对于文学的整体来说，语言只不过是文学构成所必需的一部分质料，而不能称其为完全的质料。因此，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的构成有一个必要的部分，那就是世界，即包括自然世界以及我们人类社会，我认为，这是比较全面的看法，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亚氏的质料因的正确性。

其次，我们看看形式因与文学构成要素之作品的对应关系。肖鹰认为，形式因在文学本质中即对应着意象，我认为这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尽管他从文学类型、文学风格和文学意象这三个层次分别进行了分析，但是，按照亚氏的观点，形式因即是指事物构成所必须有的一定的结构、全体或通式。那么，在这里如果仅仅将与作品相关的种种构成称之为意象，我觉得多少是有些偏颇的，而像艾布拉姆斯那样，命名为作品才是恰当的。

最后，动力因及目的因与文学构成要素之作者和读者也有对应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肖鹰的把握是很具有整体性的。他认为，作家，或者叫作者创作出作品，理所当然的“作者是文学的创作者”，而“作品的完成者是读者，读者才是作品存在的真正地方”［14］。而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作者和读者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他认为，作者在构思时期即已经开始在自己的观念当中假想了一个隐含的读者，而在他进行创作的时候，他自己作为第一个读作品的人，也就是一个读者了。而且，“因为文学最终的存在并不是物态化的文本，而是在文本基础上建立的想象性的意象”，所以，在观察世界之后创造出的作品，必须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完成整个文学活动。因此，从此来看，亚氏的“四因说”最终贯穿文学本质的始终。

［1］［2］［3］［4］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7-19.

［5］［8］［9］［10］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4，7，23.

［6］汪子嵩.亚里士多德.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35.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141.

［1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70.

［12］叶侨健.系统哲学探源——亚里士多德“四因说”新透视.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

［13］［14］肖鹰.文学本质“四因说”.学术月刊，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