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燕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诗是适合于表达具有“异端”性质的情感和艺术经验的样式。在“文革”期间，有一些受到迫害、失去写作权利的诗人，用珍贵的文字记录了他们在那个幽暗的历史年代的情感体验。这种潜在性的写作因其自发性独立于同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真切体验，弥足珍贵。

穆旦的晚年可谓是动荡不安，饱受磨难。1976年初，穆旦为自己儿女的工作问题奔走时，不幸摔断了大腿。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拖着病体，忍痛进行翻译工作，直到次年才准备手术，却在手术前，于2月26日因突发心脏病去世［1］。

在这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穆旦有了生命中最后一次诗情的勃发，写了将近三十首诗。这些诗，是他在生命晚期对人生对生命的回望与思索。其风格亦是典型的老年之诗，冷静、朴素、深沉，是曾经沧海之后的通透，把经历过的痛苦深埋在平静的文字里，愈简单，愈复杂，所表达的现实与理想，智慧与苦难，感情与理智，言语与沉默，在诗中构成了矛盾性的张力。王佐良曾这样评穆旦的晚年诗歌：“三十年过去了，良铮依然写得动人。他运用语言的能力，他对形式的关注，还在那里——只是情绪不同了：沉思，忧郁，有时突然迸发一问……实是内心痛苦的叫喊；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含有深沉悲哀的成熟。”［2］

穆旦的晚年诗歌体现了诗人对人生、对世界、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洞察，其丰富性与复杂性一时难以尽述，本文试图简要分析穆旦的一组无意中互相联系着的作品，即《春》、《夏》、《秋》、《冬》，以窥见这位杰出诗人的晚年诗歌的一种风貌。

按照写作时间的顺序，这四首诗分别写于1976年的5月、6月、9月和12月，从创作时间看，确实分别写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不妨理解为诗人身临其境地对四季轮回的一种实时感触，借四季循环，展示历史和个人生命发展的不同阶段。虽然无意写成组诗的形式，其体验却更自在、真实，少了人为的、刻意的痕迹。这些诗，貌似一种循环论的表达，其实存在大致相似的情感与气质，那就是诗人晚年悲凉与通达交织的心境。

《春》（1976年5月）之中描述的春天是鼓噪的、骚动不安的，好像密谋革命的宣传者，然而，诗人对此已经无动于衷，因为他已经历过这样的春天，并尝到了“敌意”和“苦恼”。实际上，这是从冬的视点看春，从饱经忧患的老年看肤浅、天真、激情的青春，从一个革命激情已经幻灭的时代审视激情爆发的年代，也因此就更容易看出历史发展的悖谬，所以在这冰冷的人生的冬天，春天又一次喧闹，“我没忘记它们对我暗含的敌意/和无辜的欢乐被诱入的苦恼”［3］，所以对它的反应是冷淡而平静的。这种超然的心态，一直贯穿着这四首诗。不过，诗人并没有简单地认同这老年的冰冷的智慧。春天的鼓噪与激越，唤起了他曾经的人生经历，“你走过而消失，只有淡淡的回忆/稍稍把你唤出那逝去的年代”，能使人在偶然间对即使是肤浅的盲目骚动的青春和生命产生一点珍惜：“被围困在花的梦和鸟的鼓噪中，/……只一刹那，/使我悒郁地珍惜这生之进攻……”要知道，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三十多年前，对青年的诗人来讲，曾经产生过多大的震撼和吸引力。早在1942年2月，穆旦写过一首同题的诗作，他以卓异的语言，称道着春天妖冶的景色：“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以及对青春的极度的诱惑：“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在青年穆旦的眼中，春天是各色生命的不安分的季节，都在寻求真正的归属：“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对比这两首同题诗，可以看出，春天本身的特性并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诗人的内心，诗人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只是处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看待外部世界的心境迥异。而反观1976年的“春”，就更容易发现诗人心态的双重性：春天既是诱惑，却又是生命力的表现；冬天既是智慧，却又是生命的荒凉。诗人不是简单地肯定任何一点，而是从它们相互的对照中展示其间的复杂性。

在《夏》（1976年6月）里，夏被描述成俨然是一种外部的支配性的书写甚至压抑个人的自主性的激情与强力——喧闹、嘈杂、狂热，情感压倒理智，但没有思想，而个人在这种激情的涌流和强力的推动下只是被书写的而不是自我书写的、没有任何自主性的荒谬的存在：“他写出了我的苦恼的旅程，/正写到高潮，就换了主人公，/我汗流浃背地躲进了冥想中。”更荒谬的是这种荒谬的激情与外部强力却是世界历史的书写者，即使是后来的冷峻理智的时期（冬），也不得不给予它“肯定的评价”：“据说，作品一章章有其连贯，/从中可以看到构思的谨严，/此还要拿给春天去出版。”

相对来说，秋和冬是穆旦最爱的季节，1976年9月6日穆旦在写给青年诗人郭保卫的信中说：“不知你爱秋天和冬天不？这是我最爱的两个季节。它们体现着收获、衰亡，沉静之感，适于在此时给春夏的蓬勃生命做总结。那蓬勃的春夏两季使人晕头转向，像喝醉了的人，我很不喜欢。但在秋季，确是令人沉静多思，宜于写点什么。”

1976年9月写的诗《秋》，第一首就显示出一派理性、肃静、沉思、总结、秩序和安宁的景象；在第二首里，秋天也是个人歇息的季节，时代的烦忧和人生的重载这时都被放下，进入了沉思和回顾。穆旦喜欢安静和煦的秋季，自然和他理性多思的性格有关，却也因为经历了那个虚假狂热的年代，人很难不与那些失去理智的冲动狂热保持距离，而向往种种痛苦、斗争、波动之后的安恬、成熟与和谐。不过，这和谐却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秋日的美好时光刚来临：“却见严冬已递来它的战书，/在这恬静的、秋日的港湾。”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描写自己最喜欢的秋日之时，穆旦也没有逃避他所处身的时代气氛。

《冬》这首诗作于诗人逝世前的三个月，因此今天我们读这首诗，依然能够感受到生命渐入暮境时所散发出的一种平和气息。但这首诗绝不仅仅是一首感物咏怀诗，它依然保持着穆旦诗歌的“诗化哲学”的精神基质，从而实现了“思想的知觉化”。因此，这首诗对生活采取的绝不是作纯静态描写的姿态，内中蕴含着浓厚的人生况味，对时代的忧思，对宇宙生命世界的关注，从而使这首诗具有了“深沉的思想力”（王泽龙语）。也由于这首诗是对一种形而上现实的关注，所以也使这首诗具有了“在艺术表现和形象内涵上，追求高远的历史视野和深沉的哲学反思”的特点。但穆旦长于立体的形象建构，他往往把自己丰富深沉的思想包孕在最有物质感的形象里，从而使诗歌远离了里尔克沉思冥想的倾向，而获得了一种质感。比如《冬》这首诗，严格说来全诗只有一个中心意象，即冬。“冬天”，在这里，显然并不仅仅象征着诗人个人坎坷不平的悲壮的人生命运，或许也同样象征着当时中国依然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但在这个总体意象的统摄下，全诗又分裂为无数纷繁的小意象，它们浓密地排列形成了一个大的意蕴系统，共同表现着人生这个大主题［5］。

于是，我们看到了《冬》（1976年12月）里描写的“严酷的冬天”：这是“短短的太阳的短命的日子”，“人生已到了严酷的冬天”；也是生命蜷伏的日子，“寒冷，寒冷，尽量束缚了手脚，/潺潺的小河用冰封住口舌，/盛夏的蝉鸣和蛙声都沉寂，/大地一笔勾销它笑闹的蓬勃”，“年轻的灵魂裹进老年的硬壳，/仿佛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这同时也是肃杀的日子，冬天是“感情”、“心灵”、“幻想”、“好梦”的谋杀者与“刽子手”。然而，即便是在这严酷的冬天，生命、乐趣、感情的热流仍在流动着，并没有完全窒息。《冬》的第一首这样写道：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地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

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

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

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

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

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

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

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冬》的最后一首，更是一个温暖的场景：在一个原野的小土屋的旅舍中，几个马车夫从寒冷的原野进来，围着火炉取暖，歇息，这场景被置于广阔的乡间与原野，贫穷粗糙的乡下人之间，似乎暗示着人性的粗糙健旺，即使在冰冷的日子，荒凉的原野，人的心灵疲惫不堪的时候，那更大的世间却仍然还有温暖的东西，而这温暖的东西使得他们可以勇敢地面对冬天的北风与寒冷，直面世界的挑战。

在《春》、《夏》、《秋》、《冬》四首诗中，穆旦非常巧妙地把时序的转换、个人的成长历程与时代的演进结合起来，以春夏秋冬的时序特点，比拟个人从青春的冲动狂热到中年的沉思、老年的冷峭，同时暗喻时代从骚动、狂热到沉思与冷峻的发展，但同时，又有着一个共同的视角，便是历经沧桑的老年视角。所有对人世与精神的考量，都是以自身丰富而苦难的经验作底子，所以，不论写到哪个季节，都洋溢一股难以抑制的沉郁苍凉之气，这既是对生命轮回之类的超越，又是对人生悲剧不可避免的喟叹。只不过，所有这一切，都以老年平和的文字表现，外表朴素，潜流暗涌，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

［1］陈伯良.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王佐良.谈穆旦的诗（引文见.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1997：5）.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本文所引用的穆旦诗作均出自李方编.穆旦（查良铮）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版，下不一一注明。

［4］唐光能.寒冬里的生命绝唱——试析穆旦的诗《冬》.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