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慧

（红河学院 人文学院 中文系，云南 蒙自 661100）

在建国初十七年文学中，文学的政治性成为判断作品是否成功、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准绳。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将评价文艺的准则表述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并行，缺一不可，但在实际的执行中，通常的情况是，“政治的标准”高于、也优先于“艺术的标准”。与此相关的是，在作家的创作中，政治性的表达也成为其创作的主要诉求。而在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中，这一诉求具体地表现为热情抒写战争年代的英雄事迹、追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艰苦卓绝而必然胜利的革命历程，“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①因此，这些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都致力于描写代表革命的正义英雄人物与反革命的邪恶人物之间的剧烈斗争，其间可能伴随着革命事业的短暂失败，但最后的结局总是革命一方获得胜利，而且整个作品的风格要呈现出积极豪迈、昂扬奋发的英雄主义的格调。虽然作品中也会存在着暴力、死亡，但血腥与残酷的暴力总是被阐释为正义战胜邪恶所必需的过程与手段，反面人物的死亡则是大快人心、令人鼓舞的，甚至标志着革命斗争的胜利。“英雄人物不会轻易死去，即使是非死不可的时候，也必须用更大的胜利场面去冲淡它的悲剧气氛。英雄的死不会引起传统悲剧中的恐惧效果，而是以道德价值的认识来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认识，其结果消解了战争文学的悲剧美学效果”。②可以说，在建国十七年的革命战争小说中，政治烙印的道德价值观念、情感取向取代了对个体生命的呈现，遮蔽了对生命本体的观照，因此，这是一个悲剧缺失的时代，是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

女作家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发表于1958年，因被认为“感情阴暗”而多次被杂志社拒绝，发表后又引起非议，后经茅盾的赞扬才获得文坛的肯定与关注。而茅盾将这篇小说的内在意蕴阐释为“生动地展现军民鱼水情”，这一结论显然与当时文艺界的泛政治化倾向相适宜，因此迅速被文坛所接受，成为关于这篇小说的权威解释。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百合花》的认识却逐渐脱离开了这种政治化的阐释模式，小说体现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被人们普遍接受，而小说的女性视角叙事、性别意识亦被学界所关注。我认为，这篇小说一方面具有与当时政治化的主流文学相一致的地方，如取材于解放战争，塑造了舍己为人的英雄革命战士形象，但作家显然对这一“重大主题”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对革命战争的叙述中凸显了人性、青春与生命，从而使得这篇小说与同时代的主流创作拉开了距离，具有了一种悲剧意蕴。

一、战争背景下的个体

小说《百合花》的开篇虽直接而明确地标示出故事情节发生的背景是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激战正酣之时，但这篇小说显然不像同时代的、同样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一般去正面描写敌我双方的殊死搏斗与波澜壮阔的宏大战争全景，而是以一种舒缓的、富有诗意的笔调展开个人化的抒写：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刷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呢。

在这里，战场上的血腥与暴力被置于了后场，而且叙事者“我”那敏锐的、富有情趣的感知超越了战争所带来的死亡、恐惧的阴影。此外，这样一段抒写也远远不同于同时代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中常出现的革命话语，而是一种个人化的情绪表达、情感抒写，对个体经验的表达大大胜过了对革命战场、阶级斗争的叙述。

在此后的叙述中，小说也仍然没有转向对战争的正面呈现，而用不少笔墨展现了通讯员与作为文艺女兵的“我”之间的交流。这两个“革命同志”间交流却与他们共同的、宏大的革命事业没有太多的关联，而是日常生活化的、私人化的。如叙述者“我”发现与小通讯员是同乡，进而引发“我”对故乡的回忆、联想，对故乡这一私人空间的强调可谓是对国家公共空间里所进行的政治革命斗争的一种潜在的淡化，而两人确立起来的同乡关系也与由共同的革命信念、情怀所形成的阶级同志关系有所区别。虽然随后叙述者“我”问起小通讯员为何参加解放军，话题似乎回到了革命战争，但显然没有由此而展开，而是回到家庭、婚姻这一更加个人化、私人化的话题中来，对于叙述者“我”来说，革命女战士的身份并没有妨碍她对“儿女情、家务事”的关注，而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关系也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影响、革命事业的追求而有所改变。

而在一些细节的描写中，同样呈现出对战争、革命斗争这一宏大主题的疏离。如通讯员“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叙述者的这一感知可以说是审美化的，似乎把近在咫尺的战争忽视了不少。而这一细节在叙述者与通讯员分别时再次出现：“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这同样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暗示出个人化的、审美化的意识没有因为战争的环境、革命的要求而彻底消亡，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虽是含蓄的，但仍可以看出，政治化的伦理道德观念已被疏远，个体的情感体验却被置于前台。

二、牧歌情调中的青春与人性

小说《百合花》以清新、细腻而富有抒情意味的笔调描写了小通讯员与作为叙述者的文艺女战士“我”、新媳妇两个女性之间平淡而颇有意味的交往。在面对着异性时，年轻的小通讯员腼腆、羞涩，甚至不知所措，即使是与作为革命同志的“我”交往，他也仍然如此。“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皇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皮带上的扣眼。”小通讯员的窘迫与羞涩正是一个少经世事的年轻人面对青年异性时的自然反应，而这其中有着人与生俱来的“欲望”的作用。当然，通讯员与“我”之间没有爱恋关系，更没有粗俗的情欲的挑逗，这里所说的“欲望”是生理层面的，进而影响着人的心理与行为，它是普遍地、自然地存在于健全的生命个体之中。小通讯员对异性的敏感但又茫然不知所措，正是体现出这样一种普遍的人的特性。

而在小通讯员与另一个女性，即新媳妇间的交往是通过叙述人“我”的眼光来呈现的，这一有限视角的采用使得我们并不知道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在初次见面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前后文的叙述来加以联想、想象，补充一点这一“留白”：如果说小通讯员在面对着叙述者“我”时，因为“我”是一个有着革命经验女战士、革命同志，虽然具有年轻女性的一些娇气、顽皮，但毕竟是理性的、有所节制的，所以小通讯员还不至于因为羞涩、腼腆而导致交流、交往的失败。但在面对着一个年轻美丽而又更加活泼、自由、坦率的农村女子时，小通讯员必定加倍地笨拙、困窘而彻底不知所措，最终导致借被子失败，并被新媳妇善意地取笑，而小通讯员也只好用“老百姓死封建”来加以掩饰。显然，两人之间的关系用简单的、政治化的“革命军队与劳动人民”来解释无异于隔靴搔痒，而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或许更能标示出两人之间的“暧昧”。这样的一种“暧昧”发生在年轻的战士与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之间，似乎有些不“道德”的意味，但也正是这样的一种不“道德”显示出人的一些本真特性。一方面是对异性的莫名的、而又朦胧的兴趣，另一方面又伴随着羞怯甚至抵触，对异性有着淡淡的好感，但又不由自主地施与嬉笑与捉弄，而这些正是青年异性间特有的微妙而难以言明的心理。可以说，这也来自于人本真的、普遍的内在“欲望”。当然，这里对“欲望”的呈现是含蓄的、诗意的，但这仍然生动地勾勒出了一个个充溢着青春活力的生命个体形象。可以说，这一书写脱离了政治意味浓厚的“军民鱼水情”描写模式，也不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中带有政治化色彩的情爱描写，而真正实现了对普通人性、人情的还原与观照。

三、生命的挽歌

小通讯员的牺牲最终使他从一个普通的年轻战士升华为一个革命的英雄，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舍己为人、英勇无惧的英雄品质。可以说，这正是小说《百合花》与建国初十七年的文学主流相一致的地方。但小说对“革命英雄”的勇敢战斗、忘我牺牲的场面却不作正面描写、突出渲染，而是以一种平常的叙述口吻间接地、简洁地加以了陈述，与同时代作家相比，这样的一种描写英雄战斗、牺牲的手法可谓是“非主流”的，在那个“左”倾路线盛行的年代也常常是容易引起非议的。因为这样的一种手法并不利于表现、渲染战斗的激烈，英雄的勇敢坚毅，以及牺牲所带来的悲壮与伟大，不能实现对正面英雄的较好突出，进而赞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伟大、肯定其必胜的历史规律。然而，这一种“非主流”的、有“缺陷”的写法使得英雄的“伟岸”被削弱的同时，也使得英雄人物身上所承载的、沉重的政治因素有所减少，而更加接近日常状态的人。因此，小通讯员的死不仅仅能引发人们对英雄的崇敬、对革命事业的进一步肯定，同时也使人们感受到一个普通个体的在战争中毁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伤痛、伤感。

在面对死去的通讯员时，“我”作为一个受过革命理论教育的、经历过战争的女战士，虽然心中充满悲伤、惋惜，但言行举止还是有节制而合适的。新媳妇的反应却是激烈而反常的，她为死去的通讯员缝补肩上的破洞，并将自己珍贵的、唯一的嫁妆——绣着百合花的被子给通讯员盖上。从理性的角度看，这些行为可谓是徒劳的、无用的，但她却执拗而坚决地去完成了这些“无用之事”。新媳妇的这些行为与情感反应的来源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化的“军民鱼水情”，可以说，这与两人之间的“暧昧”情愫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是来自于面对生命个体的突然逝去而带来的伤痛，特别是这个生命的个体曾经是年轻、鲜活而又美好的，死亡所带来的震惊与哀伤便尤其强烈。而正是在死亡中，在强烈的悲伤中，生者实现了对生命、个体存在的重新审视与关照，生命自身的价值、意义得以呈现。现实中的道德规约、伦理法则在生命自身的面前设有太多意义，因而，新媳妇不再忸怩，而是庄严而虔诚；同样，这也是超越政治意识的，新媳妇的行为并不单纯是表达对革命英雄的敬爱，更多的是对生命的祭奠，而强烈的悲剧意味也由此而被大大强化。

而在同时代的小说中，其中一些也写到正面人物的死亡，但仍然不能称之为具有悲剧意味，因为死亡本身并不能构成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即使人物消亡的过程是悲壮的抑或是惨烈的，亦是如此。此外，即使不幸死去的人物是在道德层面上是好的，或是在政治层面上是正确的，也不一定形成真正的悲剧。只有在作品中展现生命个体的毁灭或受难，并在这一种毁灭或受难中见出生命自身的面貌、价值与意义，才有可能形成悲剧。建国十七年的战争题材小说常常从阶级论出发去设置人物形象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阶级属性直接决定了人物的心理、个性、行动等，人不再被视作独立的个体存在，而人物的遭遇、结局也沦为政治的注脚，由此，生命的本真面貌被遮蔽，而悲剧也就无从产生。而茹志鹃《百合花》则在与时代共鸣保持一致的同时，却不正面描写英雄战斗、牺牲的情景，也不刻意突出主要人物的英雄品格，而是在对“日常小事”的叙述中，去展现既平凡普通又纯真美好的人性人情，去刻画洋溢着青春与生命活力的个体。可以说，这正是一种“去蔽”，生命本身得以显现。而主要人物的死亡，更多地让人们领会到生命被毁灭的哀婉、凄凉与遗憾，而不再是对英雄的崇敬和对阶级敌人的复仇怒火。而小说结尾部分对新媳妇的一系列超乎寻常的行为的描写，更是将这种哀伤上升为一种悲悯，而达到了悲剧的效果。因此，可以说，这篇作品取材于革命的战争，却以别样的手法将英雄主义颂歌转化为悲剧性的抒写，而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得这篇小说在泛政治化时代结束之后仍然具有艺术吸引力的原因。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一版：107.

②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第二版：58.

［1］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陈思和.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段崇轩.青春与生命的挽歌［J］.名作欣赏，1989，（1）.

［5］李从云.《百合花》的文学史意义［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