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莉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沈从文是与湘西联结在一起的，湘西脱不去沈从文注入其中的精神元素。在这里，天与人是合一的，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是合一的。阅读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这种真实的毫无修饰的存在。沈从文在这里有意无意凸显出湘西世界的三个特质——纯真朴实的爱，神秘的巫蛊文化和无解的悲剧性。它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诠释了这个自在世界的不竭生命力，刻画出躲在现代文明之外的世界之真实。这不是湘西的全部，但这是我们认识湘西、打开湘西世界大门的钥匙。

一、纯真朴实的爱

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是个美丽纯净的地方。这里民风淳朴，人民安居乐业，其中的每一个湘西人都是善良、美好的化身，都倾注了他对人性理想的追求，纯净的笔触为后世记录了一首首爱与美的赞歌。“沈从文湘西小说总体呈现一种温柔敦厚的田园牧歌情调和宁静淡远的审美情趣”。［1］湘西人情世态淳厚朴实，风俗习惯健美古朴，山光水色新奇幽雅，情调爽朗明快，色彩绚丽清新，是一副别致的风土人情画卷，而青年男女的情爱，父子祖孙间的情亲，人民之间的友爱，以及自然万物之爱与湘西之美糅合在一起，了无痕迹地融入了全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之中。“对于爱情，沈从文有他自己独特的审美视域”。［2］沈从文的小说中，以两性之间的爱情为主题来描写生命形态的作品比重较大，“美”字笔画虽然不多，可是似乎很不容易认识；“爱”字虽然人人认得，可是真正懂得它的意义的人却很少。因此，作者对爱情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爱情在湘西人身上表现出的是原始的野蛮和诚实。相对于爱情，生命在湘西人那儿只是承载爱情的工具而已，他们不惜用生命来换取爱情的坚贞和纯洁，他们身上所展现的人性是发乎内心的自然，他们的行为方式是忠于心灵的，忠于他们纯真热烈爱情本身的。“在沈从文的作品中，青年男女演出了充满活力的爱情场面”。［3］

《媚金豹子与那羊》歌颂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忠贞爱情。媚金在坚守爱情中用刀子刺入自己绝望的胸膛，豹子跟随媚金而殉情，凄美的爱情让人唏嘘，但更让人震撼和感动。他们的情感恐怕只能用那只豹子寻来的白羊来预示了。白羊是神圣的，它所蕴涵的纯净与柔顺正是情感的象征。《月下小景》中寨主的独生子，虽没有力量改变固有的习俗，但他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爱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没有船舶不能过河，没有爱情如何过这一生。”他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他宁愿和自己的爱人一起去死，也不愿意为了生命而苟活。《龙朱》中龙朱的矮仆人为了博得女人的欢心，不遗余力地学山歌。虽然他长得很难看，但在女人的眼里，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对上山歌，而龙朱因为太优秀，所有的女人对他只有敬畏，因此同龄人都结婚了，他却还是光棍一个。当遇到牛寨主的小女儿对歌时，他也同样表现出一个凡人情爱的冲动。

可见沈从文描绘出湘西人的爱情是粗俗的，他们在表达爱情时不加掩饰，但展现出的是纯真和伟大，没有丝毫的虚伪。作家贯以唯美的笔调抒写爱情，他说过，美丽总是愁人的。这些爱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美的，美的原始、自然，没有遮掩。但这些爱情，结局不一定都是好的，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

二、神秘的巫蛊文化

沈从文在湘西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面貌各异的“巫”的形象，并再现了各种巫术活动的场面，作品中所有的“巫”都是值得尊敬和崇尚的。在这里“巫”形象可分为两类：前期作品中较为世俗化，因为他着重刻画的是“巫”的人性；后期作品中较为理想化，因为他试图在“巫”的身上表现某种神性的光辉。作为受湘西少数民族文化滋养并成长起来的作家，沈从文是想通过表现“巫”形象和巫术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抗湘西文化长期以来失去话语权、被肆意丑化的现象。

沈从文对巫文化的表现，首先是由他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决定的。作为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作家，沈从文有着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迥然不同的文化立场。他认为湘西世界的原始、野性、质朴、健康是最优美的生命形式，在文学创作中他重视人的本能、潜意识、非理性心理因素，反对人的极端理性化、社会化，对现代文明持怀疑态度。巫文化作为正统理性文化边缘潜伏的暗流，既是湘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湘西文化形态原始遗风的某种标志。沈从文除了在小说中塑造“巫”的形象，描写各种巫事活动，还在他的游记和散文中多次提到湘西的“巫”，并详细解释巫师行巫原由，为他们正名。可以说，在外人看来带有神秘恐怖色彩的湘西巫文化，沈从文却怀有某种特殊的感情。而这正是他非理性精神的突出表现，即对于文明理性世界看来是迷信的、无法实证、不可理喻的东西，沈从文不仅肯定其存在价值，还挖掘出隐含在其中的诗性和美感。

沈从文对非理性精神的表达主要是通过 “人性”来实现，他早期所写的巫师形象都是生活气息浓郁的凡人；后期，他把更多地非理性与神性联系在一起，给神巫戴上了神性的光环。沈从文喜欢用抽象的、有宗教意味的“神”来表现人的“生命”形式，使“生命”中呈现类似神迹的庄严、单纯和美丽。在这个意义上，他后期作品中的神巫形象和其他的人物形象一样，就成了作家思想的传声筒，不再有鲜明的性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他早年相当重视的小说的故事性，此时也淡化到了极点。

后期作品中的宗教因素，给沈从文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一个新的基点，沈从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观念——虽不提倡宗教信仰，但主张适度保留某种宗教情绪。他赞美湘西世界中人神共娱的大型酬神活动，肯定其“集收人民的宗教情绪和浪漫情绪”。在这中间传达出他独有的文化宗教观念——人应当对自然，以及一切有生之物的庄严、美好怀有敬畏和感激之心，在一定程度上人应保留宗教情绪。

三、无解的悲剧性

“沈从文的悲剧意识主要来自他对湘西自然和人事的体会和感悟，以及湘楚地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心理积淀所形成的独特的悲剧情感”。［4］这份情感被沈从文在湘西小说中描绘成美的理想在揉碎。拜读作品，读者总会从那平淡从容的人、事叙写中品味出一股忧郁、哀愁的悲剧情绪。这种情绪是凝泪的微笑中浸染着绝望的希望，悲剧在这里并不奇特，甚至显得过于平淡，但走近沈从文，你总会感受到这种淡雅的哀婉情绪，领略到“美丽总是愁人的”叹息。

在他的笔下，湘西的山水被幻化成一幅幅真实美丽的水墨山水，静态中展现着自然万物间的和谐融洽，动态中显现出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这里处处弥漫着浓厚的湘西特有的“泛灵论”色彩。生活在这里的湘西儿女当然都善良质朴、诚恳谦和、慷慨无私，都有着美好的人性。女人们个个美丽、善良、纯洁、忠贞，充满着自然的灵性，像翠翠、夭夭、三三、阿黑；男人们人人勇敢刚毅，谦逊豁达，是完美的化身，像傩送、天保、豹子。美、潇洒往往引人神往，可沈从文创造出的美不免叫人伤心。因为美丽的湘西社会，虽悠远的的历史尚存，但古老的文化正面临着挑战。湘西的风景依旧，但这里的静谧将被现代文明打破，恬淡的民风、古朴淳厚、热情正直的民情将被颠覆，沈从文信奉的“人性”将无处供俸，他的社会理想正在被现代都市文明一点点吞噬。无法回避现实的残酷，无法改变历史的轨迹，沈从文只能用极冷静的手法，在情景交融的境界里，娓娓叙说古老湘西的静美，在字里行间透射出文人的伤感。《边城》里那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常年溪水如镜，河中游鱼自在，岸边的吊脚楼、碾坊、竹篁、白塔……一幅宁静平和的自然之景，在谋生、战争与现代文明转化中被消减了。

处于对人性自然之美的赞扬，沈从文总是让悲剧萦绕在一种外在和谐的抒情氛围，这就构成了他“无解的悲剧”创作模式。他把悲悯情怀贯穿作品始终，让其自然而然地化入叙述和情节中，使作品呈现出诗意抒情的悲悯美。这种美无论是在个体生命内部还是个体生命之间相互碰撞、纠结直至毁灭，都会体现出美的情愫、美的意蕴、美的追求，沈从文在美的悲剧中彰显着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情人性，谱写着一曲曲美的挽歌。

沈从文毕生都在建构着他的湘西世界，他把关于生命、美、善和对历史的思考探索融入了这个世界。在这里爱情、巫蛊文化及悲剧情结三者交融交织成了沈从文摆脱不掉的锁链，也成了他对湘西的关照和符号化重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湘西是沈从文的湘西，我们认识的沈从文也是湘西的沈从文，二者圆融无碍的结合，才孕育出真正的湘西世界。

［1］ 赵海燕.比较沈从文“两个世界”的文化内涵及得失［J］.佳木斯大学社会学期刊，1996，（2）：22-27.

［2］ 覃新菊.与自然为邻——生态批评与沈从文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45.

［3］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6：211.

［4］ 周雨华.沈从文小说的悲剧性意蕴［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7，（5）: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