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文静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均为二十世纪影响重大的人文变革思潮。前者试图以“全新科学模式”来推翻并取代传统的“以人为本、注重主观思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文主义”，以及习以为常的历史阐释方式；后者从前者的根基上逆生而出，利用其提供的基本命题继续推导，对符号、知识、主体性等范畴做了新的阐释，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提出质疑，主张消解中心。因而，两者彼此联系、互为因果。

一

论及共同之处，首先，两者均为影响深远的人文思潮。结构主义发端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经由雅各布逊在音位学领域的借用和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改造开始兴起，后又被列维·施特劳斯借鉴应用到人类学领域。当法国结构主义崛起后，结构主义的应用范围更是从文本、符号研究一路蔓延，囊括了神话仪式、社会心理、商品广告、意识形态，乃至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结构研究。其所倡导的高度重视事物的整体性和内在组合关系的精神及其对数学逻辑方法的借用，不仅方便人们对世界的宏观认识与微观分析，而且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人们不得不遵循的思维模式。后结构主义则从根本上批判了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理论，论述了知识、真理和现实并非源于实践，而是产生于变化不定的语言结构体系，因而主张对西方思想和现代性的元叙事进行相对化、去神秘化，倡导异质性和多元化，奏响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序曲。后结构主义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广泛进入整个人文学科，迄今已经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西方学术和思想面貌。

其次，两者都存在着明显缺陷，尤其是在竭力朝各个方向拓展时，就会出现出人意料的戏剧性结果——“成功反而导致失败”。伊格尔顿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指出，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经济政治信仰危机和新科学带来的认知危机的产物，力图在思维混乱的时代寻找一个可靠、稳定、安全的“确定物”作为思维的依托。因此，结构主义有意规避社会现实，一头扎进语言的牢房，以超历史、超政治、超稳固的抽象结构代替活生生的人与生活。如此一来，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结构”反而成为其自身最大的局限。因而随着二十世纪后半叶文化运动的开展，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逐步让位于更加讲究人文关怀的理论流派（如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结构主义本身也存在诸多的矛盾和缺陷。比如：其所带有的明显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怀疑主义、悲观主义色彩，批判“旧事物”的同时不曾建立“新事物”，因而并无持久而强大的生命力；缺乏明确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陷入赏玩“语言游戏”的境地；仅仅从批判资本主义的微观层面展开，不能从深层次触动资本主义，也必然不如马克思主义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二

两者的不同之处关键在于是否消解中心。中心本体是奇怪的不存在的存在方式，即德里达所称的 “缺场”的“在场”。不论看上去多么矛盾，却成了几千年西方思想的灵感源泉，关于“理式”、“本体”、“终极目的”、“绝对精神”、“主体”、“第一推动力”、“第一性” 等的所有思想体系，无一不是这个“中心”叙事的展开。结构主义引入关系、系统、差异等概念，但是仍抱定一个中心——结构：一切都是结构调节、组织的结果，一切都可以用结构来解释，只有“结构”本身是个例外。保留“结构”的超然地位，就是保留“中心”的绝对中心地位，正是这个中心，使结构具有结构的功能。但后结构主义认为不管中心概念如何牢固，如何深入人的无意识之中，其历史如何悠久，它毕竟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关系的产物，无限结构之网中的一项。值得注意的是，后结构主义强调中心的虚构性，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不需要中心，可以离开中心，正如人们完全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但是仍愿意为那些催人泪下的故事而落泪。然而，为真实的苦难落泪与为虚构的悲剧落泪毕竟不是一回事。后结构主义虽然不会采取传统的语汇，甚至如不少人正确指出的，它本身的书写就离不开传统语汇，但它毕竟另写了一些文本，而且衍生出一系列新的理论系统，例如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怪异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等。

两者的不同之处还在于虽然两者都从语言学中汲取思想源泉，但有着迥异的语言观——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认为语言中只有差异，而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则认为语言中只有“延异”。索绪尔反对其之前的“语言即指称”的传统语言观，指出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的所指物之间不存在自然的决定关系。语言符号由能指 （音形）和所指（意义或概念）构成，两者之间的组合关系是任意的，但一旦约定，能指与所指就成为一张纸的两面，建立起不容分割的确定的对应关系。而能指与所指的状态是由系统之内的关系项之间的否定性差异决定的。例如，“树”的能指与所指状态，是由它“不是花、草、石头、土块……”这样一种“否定性差异关系”决定的。但德里达认为，根据语言中只有差异的原理，任何符号的任何一面的确定过程都依赖于其他符号，那么对符号意义进行阐释的结果就不是呈现一个确定不移的意义，而是引向一连串的符号，就像词典对词义的解释，要说明任何一个词的意义，总是借助于更多的其他词，而其中任何一个解释词本身的词义也只能通过另外许多次才能“显现”出来。如此推演，形成不断交织延伸的符号链，导致那个终极意义被永远地推延，永远不能兑现；因此语言中的“差异”同时也是“推延”。德里达由此提出语言中只有“延异”，即语言之外并不存在某种决定语言的意义本体，“意义”只是语言之内符号延异活动的效果或结果，并不是像岩石一样独立于语言之外的某种客观实在；符号活动是由一个能指链滑向另一个能指链的延异运动：移植、增补、擦抹、撒播……根本是一种无穷尽的自由游戏过程。

综上所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有直接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后”是一个历史时间标记，也是一个理论逻辑标记：后结构主义产生于结构主义之后，是对结构主义的调整、改造和反拨，或对结构主义某一方面的发展、扩充和超越。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影响深远的人文思潮，前后相继、彼此牵连，但同时也都存在着明显缺陷，其成功的着力之处也正是其被反拨的着力之处。两者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结构主义表面上反对主体观念，但仍孜孜不倦地刻意寻觅人类知识的普遍秩序；而后结构主义对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提出质疑，主张超越二元对立，消解中心，倡导异质性和多元化。两者的不同之处还在于语言观。结构主义的思想源泉索绪尔认为语言中只有差异；而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则认为语言中只有延异。

［1］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BlackwellPublishers，1983.

［2］朱刚编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3］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