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展

（武汉纺织大学 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重释池莉《烦恼人生》的精神意蕴

李 展

（武汉纺织大学 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通过对池莉文学创作历程的追踪，发现《烦恼人生》作为池莉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蕴含着改革初期“革命新人”的无意识精神状态，而这点与被压抑的早期革命理想密切相关。正是这种张力性存在凸显了其文学内涵，这全面刷新了我们对于原生态新写实主义文学的平面性误解。

池莉；新写实主义；革命理想；文学无意识

一、文学性依然是核心问题

二十四年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武汉作家池莉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引起了世人关注，这篇作品就是后来被冠以“烦恼三部曲”之首的《烦恼人生》（1987.2）。这部作品当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然而，奇怪的是中间经过了两年多的沉寂，它才又被《新华文摘》于1989年10月转载。但池莉并没有沉寂，而是在其后一年就推出了《不谈爱情》（1988.7），在1990年4月又推出了《太阳出世》，这样“烦恼三部曲”宣告完成，由此“新写实主义”文学思潮牢固地打上了池莉的名字。时隔多年，池莉已经由当年的青涩少女走到了人到中年，《池莉文集》出版了7卷，新世纪又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散文集，这些作品基本上是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片段的描写，主导风格则是写实主义的。由此，武汉有了自己的文学命名——平民化的城市，这是在新世纪伊始人们对于武汉的认识，以致有要写武汉只有池莉才是最佳人选的认识。[1]（序言）《烦恼人生》已经成为“新写实主义”经典。

在人们对于“新写实主义”的文学史描述中，与以往经典现实主义的文学差异，莫过于“原生态”的日常化生活描写。但是这种“原生态”到底是一种真正社会意义的原生态生活，还是一种人们认知现实的态度抑或一种思维方式，在当时一下子模糊起来。

当我们重新关注池莉的《烦恼人生》，迎面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割断历史和未来的“原生态”文学描写，它的文学翅膀飞到哪里去了？为何新写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希望、审美都消失了？

如果说关注“当下日常生活”也是一种哲学认识的话，它的问题在于将存在者物化，不是敞开式的存在者的“在场”，而是一种被遮蔽了存在的封闭式的“物”“在”，仿佛一种怪圈，把精神牢牢地锁住无法飞翔。如果承认文学的地基依然是现实生活，那么，池莉执着地挖掘现实还有情可说，但文学性如何表达却成为一种思量。如果新写实文学真的就是“原生状态”的物质性写实，那么，无法理解的是《烦恼人生》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依然具有耐人寻味的文学味道！因此，相比以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特征，其真正的问题还是“文学性”的呈现问题。只要我们不将“文学性”问题限制在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研究局限的狭隘视野，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渗透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并在根本上支配着后现代社会的生活运转的话语机制”[2]（197），同时作为人的本真生存意义的“葆真”（海德格尔），就会发现池莉的问题并不像批评界说得那样简单。

就池莉的文学创作而言，在成名之前她已经有不短的写作历史，到1987年她“已经坚持了八年的业余写作，而对文学的热爱远远不止八年”。[3]（序言）事实确实如此，在池莉写作的早期阶段，其文学作品清新而富有朝气，“少女时代的浪漫梦幻和生命本真”始终存在，这无论是《月儿好》、《细腰》、《青奴》等小说作品的语言还是故事本身，都带有“时代新人”的“理想”气息，即使后来在散文创作中，也会“偶尔出现一种与其主打的写实风格迥然不同的异质感，一种纯净的诗情”。[4]68追踪池莉的文学创作足迹，这其中的演变就格外引人关注。

二、革命遗产的隐秘关联

考察池莉的文学历程，在1981年6月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有土地，就会有足迹》便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部知青文学作品，单就书名，就会发现这种写作明显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这部作品写于武钢医院单身宿舍，发表于《长江》杂志（1982.3），并没有引起什么很大反响。但是它对于研究池莉身上的革命理想主义痕迹，却是异常重要。

《有土地，就会有足迹》，讲述了在“文革”后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五个知识青年，附带一个复员转业军人的故事。故事真实地再现了当地农民对于“知识青年”的“排斥”态度，以及一个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新人”秋伟宜的形象。但故事核心已经不是如何培养新人，而是知识青年如何“回城”的痛苦的历史记忆。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新人”面对的是爱情与回城二者不可得兼的严峻选择与道德责难。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理想所造就的“革命新人”面对的却是庸俗人生，理想为现实所取代，崇高被平凡甚至卑贱所轻视，英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困惑，迷茫，特别是主人公秋伟宜那带有崇高革命理想的人格痛苦，在现实中转化一种带有自虐性质的人格升华，明显具有精神分析学的个体“焦虑”性质。

这种将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转化成个体私人意识的文学描写，极其真实地显现了革命新人的精神处境。这时革命记忆已经成为她们自身的一部分，也是她们唯一的真正思想资源，这与稍后王蒙的《布礼》中钟亦诚等人的精神结构一脉相承。“忠诚”是她们的人格特点，“在她理想的生活中，没有忠诚的苦恋是达不到目的的，也没有什么感情比万一达不到结果的苦恋更坚贞和高尚的。”[5]（326）然而，秋伟宜毕竟还带有八十年代初的新人特点，面对抉择，她尽管“咬住嘴唇，竭力把转动的泪水所在眼睛里面”[5]（325），却真实地显现了私人精神受难的历程，付出的代价则是时代转型过程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无法接榫的精神断裂。这与钟亦诚面对革命考验的人生悖论：不烧死就不忠诚，忠诚就必须烧死的荒诞，显现了人生从抽象的革命大义到现实生存的落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后的新写实主义文学创作凸显了整个社会意识精神转型的迷茫，线性进化论历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个人领域的破产；物质化写作的凸显正是精神理想的翅膀断裂所致，这才是“原生态写实”真正的历史内涵。

但是，《有土地，就会有足迹》并没有解开这个症结，不过它实际已经显现了池莉后来创作的许多因素，最为典型的比如故事性的编排，技巧性或者机心（耍弄手腕）的呈现。然而这部作品主题则是道德理想主义的，里面不仅拥有时代符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且有秋伟宜对普希金诗歌朴素与美好的人道主义美学接受，以及对爱情的忠诚、真挚、专一的歌颂，作为突出革命理想的时代特质：“她（秋伟宜）有一个奇怪的毫无具体内容的伟大理想，这就是：做一个高尚、纯粹的人”[5]（278），这个带有鲜明的毛泽东理想主义的人性论观念，通过意识形态的召唤成为了她的个人信念作支撑。然而，无论在爱情还是回城的现实问题上，她都是一个失败者；在以容小多为代表的女性身上体现了现世价值：“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5]（298）而赵罗娜以假恋爱骗取回城的故事就显得力不从心，这种机心与道德理想主义背道而驰。总之，在这里池莉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特定思想，池莉一点也没有超出时代，她的确是一个新时代的“新孩子”，这部作品就是一个“新孩子”的“童话”。[6]（9）正是由于这种童话的意识形态性质，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终于在《烦恼人生》中崩溃，时代跳出了池莉，复活了容小多，而将秋伟宜式女性带有悲剧性地纳入了历史的尘埃。

然而，时隔六年，当年的革命理想已经在物质现实的磨砺下悄然改变，甚至主体已经意识不到那种生命状态带来的激动。但却总感到有些什么发生了变化，然而又找不到它的原因。这种状态事实上成了《烦恼人生》的文学底色。

三、文学无意识：原生态下的梦想

《烦恼人生》作为池莉的新写实代表作，以印家厚一天的生活作为线索，记录了都市中的平凡人生的一天；里面没有什么宏大的事件，几乎全是“一地鸡毛”的人生琐碎。这种不同以往经典现实主义的理想人生的写法，注意展示平凡人生的写实方式，人们给它最大的评价就是“生活就是如此”的“原生态”的“写实”，核心是物质性的呈现和精神的潜隐。

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烦恼人生》这个文本根本就不简单，尽管表面上非常像新写实主义评论描述的那样是生活“原生态”展现。且不说小说故事情节的聚拢有着那么明显的经典现实主义的挪移和集中，单看“巧合”作为文本最大的技术手段就颇为令人起疑，——哪里来了那么多的巧合？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单位制度下发奖金是固定的一天，其他都赶在这一天了？比如，上厕所满员是巧合，赶车是巧合，工厂发奖金是巧合，而且那天遇到的幼儿园阿姨竟然也是与自己的昔日恋人那么相似，真是再巧合不过，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同一天？这不是“文艺是生活的更集中、更高级的表现”的艺术展现么？这再次表现了池莉塑造故事的能力，只不过这里生活的沉重和艰难胜过了故事，挪移的生活原型也不是单纯的编造，不像后来《惊世之作》那样离谱，而这一运用“巧合”塑造故事的本领在早期的《那该死的猫》、《鸽子》、《妙龄时光》中都已经展现。

更重要的是，小说在写实的表面下露出了真正的文学现象学状态：回到生活本身的自动展示和呈现，这种展示是通过文学无意识展现出来的。我们发现，在小说文本中这种“近乎无事”的叙述，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流露着一种氛围、一种游离的元素，经研究，它就是文学中的无意识或者潜意识，而其内容就是革命理想主义退隐后的迷茫状态和焦灼状态。且不说文章开始因为“拉灯事件”导致的印家厚无名火起而顿起“杀机”的“寒光一闪”（用起子杀妻子的下意识），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即后来坐车小说这样写道：“印家厚抱着孩子，虽没有人让座但有人让出了站的位置，这就够令人满意了。”[7]（8）这种满足多么像那个叫秋伟宜的姑娘啊！只不过那个姑娘将苦难升华为一种美学，而印家厚承认了现实而已，这种对于苦难的态度是有谱系性的：“印家厚一手抓扶手，一手抱儿子，面对车窗，目光散淡。车窗外一刻比一刻灿烂，朝霞的颜色抹亮了一爿爿商店。朝朝夕夕，老是这些商店，印家厚说不出为什么，一种厌烦，一种焦灼却总是不近不远地伴随着他。此刻他只希望车别出毛病，快快到达江边。”[7](8)我们应该承认，池莉的这种描述极其“真实”，不仅是生活现象的真实，而且是极度的精神真实。

面对生活，理想已经远离，意识的现实主导因素压住了往日的理想，使它成为了无意识，它无法排除，又无法理解那种焦灼，只好用寄托将来的方法进行延宕下去，这是线性历史进化观搁浅的经典表现！然而到江边就解决问题了吗？没有！具体的问题一旦达到，焦灼就开始：在轮渡上印家厚的行为非常奇怪，他不像一个工人而像一个没有足够知识进行表达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不打扑克，但说不出原因；想写诗，却苦于无法表达。事实上印家厚的“无故兴奋”和思考都说明他是一个生活的有心人，但是他缺乏建构精神生活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匮乏”是时代性的全国性的精神贫困。语言美学认为，所指之意与能指之言一体相关；言意一体的语言是自主自律的语言的本真样式，这种语言活动是意义生成与持存的地基，只有这样的语言才是意义原创性语言。[2](213-214)印家厚有种创造的欲望但无法付诸形式。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印家厚的奖金被扣掉他没有发怒的真正原因实际为“心不在焉”，那种属于秋伟宜的高尚理想和为人民谋福祉的信念依然影响着他，只是他自己也说不明白了；而至于遇到的幼儿园阿姨肖诗芬幻化成了昔日的恋人，当然是一种自然的异性无意识，但是那种罪感心理却是地道的革命精神事件了，原因还是那种革命理想的潜在意识作怪。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明，在印家厚焦灼的精神状态中隐藏了这种革命理想的无意识规约，但在现实的艰难生存背景下已经如昨日黄花一般萎谢了。因此，如果说《有土地，就会有足迹》中秋伟宜还明确意识到了革命的理想问题和人格的建构问题，那么，时隔六年之后，《烦恼人生》的印家厚在生活的磨砺下已经意识不到自己的革命理想，曾经的过去已经成为梦幻。就个体生命而言，到了人到中年的印家厚，革命记忆已经被压抑到了无意识领域的深处。他只感到生活的疲惫，但这种疲惫感的原因他已经说不清楚；感到了生活哪个地方好像出了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好像不是生活中的那个问题。事实上，当秋伟宜极力压制自己的痛苦的时候，这种无法实现的个人欲望早已经转化了，成为一种人格建构，但这只是一种被压抑的欲望的转化形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身。印家厚的精神状态则表明：仅仅六年，在转型时期历史与人的隔膜已经深入骨髓了。

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烦恼人生》尽管表面上写了印家厚的一天的生活，但是在这些看似写实的文本背后，我们看到了“革命新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压抑的精神无意识，他们的骨子里依然是革命文学传统的现代接班人。然而，这个理想主义的断裂才是新写实主义呈现当下状态的根本原因，它拒绝了过去虚幻的意识形态召唤的自以为是的“当然”主体，凸显了新写实文学的真正历史内涵是革命理想主义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悲剧性崩溃。所以，不了解《有土地，就会有足迹》这部池莉写于 1981的作品，就无法了解写于 1987年的《烦恼人生》。这正是烦恼人生的真正精神背景，一方面是传统精神资源的中断引发的精神苦难，一方面是生活的机械继续，在没有新的精神资源的背景下成就了《烦恼人生》的所谓原生态写实，却将文学理想的翅膀压入了无意识境域。“烦恼人生”里印家厚在生活中不断呈现的琐碎的“原生态”问题，并不仅仅生活的物质性碎片，而且是精神世界的历史断裂和新的精神资源的匮乏问题，依然跃动着历史的精神脉搏。

四、结语

对池莉这代人的文学创作谱系，郜元宝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属于 40年代后半期成熟起来的革命文学之浪漫主义传统的一份隐秘遗产。他（她）们在精神饥饿的岁月为这个传统所滋养，日后走上文坛，理所当然要以各自的方式显出这个传统的骨骼与血肉来。”[8]（183）池莉正是新中国诞生后被革命意识形态塑造的最为本质的那代人，而且她的父母本身就是这个革命浪漫传统的塑造者之一，池莉在新写实文学中对于经典现实主义的叛逆，正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应和了新的文学形式的发展，她的文学实际依然是延安文化传统在今天的曲折回声。

[1] 池莉. 老武汉：永远的浪漫[M].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

[2] 余虹. 文学知识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 池莉文集(第二卷)[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4] 李展.真实与矫情的文化悖论[J]. 当代文坛，2011,(1).

[5] 池莉文集(第三卷)[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6] 刘川鄂.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7] 池莉.不谈爱情[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8] 郜元宝.小批判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83.

Re-interpretation of Chi Li's Troubles of Life

LI Zhan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Troubles of Lif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hili's new realism thoughts, contains the unconsciousness of "new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reform, which has been repressed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ideals. It is this tension highlights its literary implication and refreshes our misunderstanding to the new realism literature.

Chili; New Realism Literature; Revolutionary Ideals; Unconsciousness

I207.4

A

1009－5160(2012)－0068－04

李展（1972-），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美学.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09q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