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蓓蓓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文学】

《北京人》:曹禺戏剧创作古典转向的考察

王蓓蓓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7000)

《北京人》是以为爱情画像为最初的创作动机，但却以革命的胜利为结局，这种创作思路的转变，存在多种原因。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革命现实干扰了作者的写作思路，致使本来以爱情为主题的《北京人》在戏剧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转变成为以革命为主题的时代体现。透过此个案，显示了近代戏剧创作过程中对古典戏曲继承的艰难。

曹禺;北京人;古典;爱情;革命

曹禺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他的《雷雨》堪称是20世纪中国戏剧的开端。曹禺的戏剧不仅是戏剧艺术的成功而且也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后者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共同特性。我们在分析曹禺的剧作时，通常总是强调外国剧作尤其是易卜生问题剧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传统文学对曹禺戏剧创作的潜在影响。本文拟以《北京人》为观察点来考察古典文学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革命背景下不能被完全贯彻到底的尴尬。

一、从古典的温情到现代的革命

《北京人》是曹禺先生在1940年创作的一部重要的戏剧作品。这部剧作的创作和曹禺当年的那段爱情有关，许多曹禺先生当年的友人在谈到《北京人》的创作时都认为“这出戏和方瑞有关”［1］181。正是这段美丽的爱情故事成了《北京人》创作的一个因子。在这出戏的最初阶段，我们看到了陈奶妈的出场并且还带上了小柱儿，这和《红楼梦》中刘姥姥的出场几乎如出一辙，而曾文清和曾思懿、愫方的关系则让我们想起了贾宝玉、王熙凤和林黛玉，特别是愫方的身份交代:

她也就有三十岁上下的模样，出身在江南的名门世家，父亲也是个名士。名士风流，身后非常萧条;后来寡母弃世，自己的姨母派人接来，从此就遵守母亲的遗嘱，长住在北平曾家，再也没有回过江南。［2］474

和林黛玉一样的孤苦伶仃，一样的寄人篱下，一样的对表兄的深情爱恋……只要稍微有点古典文学常识的读者在读到这一幕时都会有这样的联想，只不过宝玉的角色和贾琏的身份合成了曾文清，或者说曾思懿扮演了王夫人的角色，但是那股笼罩在曾文清身上深深的没落感还是和《北京人》的整体环境氛围暗相契合。这本来是一个关于风花雪月的故事，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至少当这个故事是为了某人而专门写作的时候是这样。方琯德说:“当初《北京人》前面有个题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理解，这是指方瑞”。［1］203但是故事的意义很快发生了变化，如果袁园的出现还只是故事意义发生转变的端倪，那么，第一幕的最后，“北京人”的出现就是作者创作初衷明确无误地发生改变的标志。“北京人”和袁任敢的出现是一个爱情故事的多余因素，如果我们把两者分开来看——实际上这两者完全可以分开，我们就会发现，爱情故事是为了爱情而写作的，而“北京人”是为了革命而写的，作者本人曾说:“诗有‘赋、比、兴’。就以《北京人》里的猿人的黑影出现的情节说，这种安排就好比是起了诗中‘兴’的作用。有了‘北京人’的影子出现，就比较自然地引起袁任敢在隔房后面的那段长话。”［3］278这样看来“北京人”在整个故事里更多扮演的是一个象征的角色，特别是在最后逃出曾家的时候，“北京人”成了可以排除一切困难的英雄人物。

本来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结果却讲述成了一个充满革命动力的话剧，本来是一出悲剧却被置换为一幕喜剧，本来是向传统古典文学创作思路的回归却仍然不免落入革命写作的窠臼。《北京人》的写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是谁左右了这个故事的变化?

二、《北京人》的创作初衷

以《雷雨》而出名的曹禺，其戏剧创作明显受到了易卜生问题剧的影响，此后的剧作也都属于问题剧的范畴。但是从《原野》开始，曹禺的剧作里开始出现了与现实若隐若现的距离感，而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回归戏剧本身——而不是政治的助威者——的举动在《北京人》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这种创作心态不经意的变化，除了和当时的社会变革有关外，还和作者本人的家世、读书修养有关。

《北京人》创作于1940年，但在此前，曹禺的剧作就已经受到了当时社会的激烈争论，特别是这种争论被冠以革命的名义时，单纯的学术争鸣就转成了政治派系的争论。在《北京人》之前，曹禺的《蜕变》在当时社会上所引起的争论对《北京人》的创作也有一些影响。虽然《北京人》也得过奖，但是“那时国民党一阵一阵的。他们听美国人的，美国人也强迫着他们搞点假民主”［1］241。国民党在当时的文化政策上的变化实际上是完全依凭于剧作本身是否有利于国民党的利益而确定的，《蜕变》是一部关于鼓舞抗战的作品，但是出乎曹禺意外的是，《蜕变》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百般刁难，先是不安排演员的住宿，接着是戏票都已经卖出了，而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却不允许演出，后经余上沅的奔走调解才得以勉强演出。除了国民党当局刁难外，当时的评论界也对此多有责难，认为“作者没有把握住典型的环境，以至所创作的新人物，也成为不真实的了”。［4］实际上这种批判依然是要求文艺要为革命服务。但是淡化典型环境是曹禺创作的个人特色，这一点是曹禺剧作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征，他在随后创作的《北京人》依然如此，曹禺本人也讲了他与茅盾的不同:“我很佩服茅盾，他写的时代背景很准确，政治是什么情况，经济是什么情况都写上了。……我写《北京人》多少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但是，影响是影响，不等于把这些都写进剧本中去。如果写进去，同样也就没味了。”［1］124但是不管怎样，《蜕变》的演出还是让曹禺对政治的因素有所顾忌。再者，曹禺本人的浓郁的诗人气质和对当时政治方向把握的不准确，［3］242也使他对过于敏感的政治题材有所忌惮。这也是他在创作《北京人》时最初想把它处理成一个爱情故事的原因之一。

曹禺的家世和少年时的经历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曹禺的“祖父一心教育子弟苦读诗书，进入仕途，改换门庭”，到了他父亲，虽然曾经做过官但在政治上却很不得意，他给曹禺的教育是“千万不要做官，万万不可做官。他说他做了一辈子官是做错了”［1］9。但是不管怎么说曹家还算是诗书世家，“当时家里藏书很多，什么《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许多经典书籍都是我(曹禺)小时候躲在藏书楼里看的”［1］7。曹禺在这里只列举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书籍，这和我们今天对古典文学的强调有关，实际上曹禺不仅读了这些古典小说著作，也读了大量古代经典书籍，比如《左传》、《史记》、《春秋》等。正是这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熏陶成就了他在日后创作中的浪漫才情。曹禺说他对中国古代戏曲是到大学后才开始正式接触的，但是他小时爱看文明戏的经历对他的戏剧创作却有很大的影响。“小时候看了不少戏，文明戏看的最多。文明戏，那种连台本戏，有讲清末皇帝的，还有讲如何加官晋爵的喽，讲哀艳的喽。都是根据言情、哀怨小说改编成的剧本。”［1］10这些文明戏实际上主要内容讲的还是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这对曹禺在描写感情尤其是两性感情上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曹禺的戏剧中，对女性内心细腻的刻画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这种对人物情感把握的才华不得不追溯到少年的这段观看文明戏的历史。到了大学后，虽然曹禺自己也认为受易卜生的影响最大，但并没有失去古典诗学对他的继续影响。这要提到他的老师张彭春，在曹禺晚年的回忆里，他说:“我觉得张(彭春)先生是有自己的东西，他并非生搬硬套，他很懂得中国的古典的诗学，很讲究韵味，很讲究味道，很讲究章法、分寸等。”［1］13

理解了中国古典文学对曹禺的深刻影响也就不难理解曹禺在《北京人》开始阶段对曾文清和愫方之间那水墨般的诗情画意和轻轻萦绕而又挥之不去淡淡哀愁的深情描写，也就理解了在《北京人》开始写作时曹禺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皈依。

如果说这些因素是暗暗地、潜在地影响着作者的创作，那么作者本人的爱情遭遇则是《北京人》创作的直接诱因。曹禺和郑秀的结婚也许是一个美丽的错误，郑秀的持家有道、干净整洁和曹禺的不拘小节、不修边幅，放在一个历史的环境里来说，与其说是两人性格的差异，不如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观念，这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最终导致了他们婚姻的解体。1940年，方瑞出现在了曹禺的世界里。方瑞“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家庭里”，1940年，她到江安来看望在剧专读书的妹妹，住在表弟方琯德的家里，对门便是曹禺的住家。由于方琯德等学生经常到曹禺家里，方瑞也跟着去，“曹禺很喜欢方瑞，一下子就看上了”［1］207。方瑞的出现直接诱发了《北京人》的创作，曹禺晚年在回忆《北京人》的写作时对此作了详细的叙述:

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成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方瑞也是出身于有名望的家庭里，她是安徽著名书法家邓石如先生的重孙女，能写一手好字，能画山水画，这都和她的家教有关。她是很文静的，这点已融入愫方的性格之中，她不像愫方那样具有一种坚强的耐性，也没有愫方那么痛苦。但方瑞的个性，是我写愫方的依据，我是把我对她的感情、思恋都写进了愫方的形象里，我是想着方瑞来写愫方的。……没有方瑞我是写不出愫方的。［3］274

从曹禺的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北京人》创作的初衷就是为爱情画一幅哀怨的素描。在这番自白中应当注意几个细节:(1)对方瑞出身的强调，是因为方瑞没有上过大学，方家是听从当时像杨树声等一些教授的建议，把她当作“中国的最后一个闺秀”来培养的。［3］207这样的出身和曹禺前妻郑秀的家世相比自是寒碜，而曹、郑的婚姻是曹先提出的，这样曹禺在这里强调方瑞的出身就不免有点为他当年的选择进行辩护的潜在心理，而这种强调实质上还体现出了曹禺对方瑞的深情爱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北京人》的创作动机理解为是为爱而画的一幅哀婉的肖像。(2)方瑞能写一手好字、会画山水画的才华以及她的文静都体现在《北京人》中愫方的形象中。而这些书画的道具进入到剧作中便客观上营造了一种浪漫温情的古典氛围，轻轻地缭绕在舞台上。可以说，曹禺在《北京人》中所营造的这种氛围并不是有意的设计，而是对伊人思念自然外化的结果。这种似有若无的情绪在《西厢记》、《红楼梦》等古典言情故事的比照下愈发显得温暖而又无奈，在剧作中曹禺借助曾文清的身份将这份情绪准确传神地表达了出来:“早年婚后的生活是寂寞的，麻痹的，偶尔在寂寞的空谷中遇见了一枝幽兰，心里不期然而有憬悟，同声同气的灵魂，常在静默中相通的，他们了解寂寞正如同宿鸟知晓归去。他们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互相获得了哀惜和慰藉，却又生怕泄漏出一丝消息，不忍互通款曲。”［2］455正是在这种幽隐哀怨的叙述环境里，曹禺写了他们临别赠画的情节，这样的情节设计深深地渗透着中国古典文学意境的影响，可以看作是曹禺戏剧创作的一次古典的回归。在后来《北京人》公演后，周恩来总理有一个半是玩笑半认真的评价:“你(指曹禺)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了。”［1］262原始共产主义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古典情结。但实际上这种古典情结在第二幕中就已经被革命的激情所置换。

三、革命的意义干扰了古典回归的路径

是曹禺深情的思恋和浪漫的才华共同成就了《北京人》的创作，但是这个浪漫的故事为什么到最后还是被冠以革命的名义?

我们必须理解中国的20世纪40年代——《北京人》创作的时代背景，我们也必须理解中国那个时代的作家，当革命的意义远远重要于其他一切利益的时候，特别是对于那些正深处革命洪流中的观众来说，故事本身的意义可能远不如故事中革命的意义来得重要，因此一部要在革命区公开上演的戏剧，它的革命性决定了整个剧作的写作思路与结构。

曹禺先生自己在谈到这个剧作的性质时说:“《北京人》，我认为是出喜剧。我写的时候是很清楚的，写的就是喜剧。有什么可悲的呢?该死的死了，该跑的跑了。”［1］40其实，就现在来讲可能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北京人》是喜剧还是悲剧的争论并不能完全取决于剧作本身，而是基于一种阶级的立场——曹禺的阶级立场来说的。曹禺作为20世纪著名的作家，中共党员，这个身份决定了他在那个时期——1940年——就必须有着明确的革命立场，而在剧作中，曹禺对瑞贞和愫方的奔向并没有作出明确的交代，这就为后来的解释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还是听听曹禺本人的解释吧:“《北京人》的背景，我心目中是最清楚的。从棺材里逃出去的两个人，一是瑞贞觉悟了，二是愫方也觉醒了。我清楚地知道她们逃到什么地方，就是延安了。”［1］123曹禺对这个戏的判断是基于革命最终战胜了黑暗的封建社会这个意义来说的，但是与他的最终“为爱情做一个素描”的初衷早已相去甚远了。

从当时关于《北京人》的评论来看，曹禺在剧作中所要表现的革命性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胡风认为“只是关起门来开演一个悲剧，……至于当时应有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政治浪潮，在这里没有一点影响”［5］。正如此前所述，《北京人》中其实有两个故事，一个是爱情的故事，一个是革命的号角。而这两个故事完全可以分离开来看待，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作者本人和批评者之间各执一词的根源。按照作者本人的意图，他既想在剧作中表达出他对爱的深深思恋，又想在这个爱情故事里糅进革命的意义，使戏院的观众不至于起哄、嘲笑他没有革命的激情，当然这也和他此前的成就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这种一石二鸟的打算在批评家那里却落了个里外不是。荃麟对曹禺的这种创作心理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表述:“(作者)没有把它的人物放到更大的社会斗争中去发展，因而作者所企图达到的剧本的社会意义，就不能尽量发挥出来。作品人物应该具有的社会典型性格，也不能达到更完善的程度。”“这剧本给予我们的印象，多少还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要从这个家庭的悲剧去看社会的悲剧命运，却是不够明确和具体。”［6］田本相认为这种批评:“一方面他看到《北京人》‘是一般公式主义的作品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一方面他又用公式来要求《北京人》，这种矛盾的现实是颇令人费解的。正是这种批评的矛盾，深刻地反映着当时理论上的矛盾。”［3］286实际上，这种批评本身并不矛盾，批评者肯定的是曹禺创作的艺术特色，而批评的是他的创作对现实革命参与的不够明确和深入。不管曹禺本人如何看待这个剧作，当时的批评大都认为它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实际上也就等于说是棺材里的爱情故事，也即封建社会里的才子佳人一类的故事。这种批评和曹禺创作《北京人》的企图相去甚远。

曹禺创作《北京人》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那份美丽的爱情，但是他当时的身份和社会现实迫使他不能完全只写一个爱情故事，当他想把革命的意义加入这个故事时，那他也就破坏了原初的动机，那个本来已经回到古典的故事又生生地回到了现实，但是由于作者本人又眷恋着那份爱情，因此也就导致了他对革命意义关注得不够，所以他的企图并没有达到，与此同时也丧失了他原创的动机，这就是表现在剧本中的矛盾之处。

革命的意义最终战胜了情感的诉求。这既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收获，也是曹禺本人恋情的另一种不幸。从这个个案来看，现代文学的创作对古典文学的借鉴和吸收是相当艰难的，现代戏剧的创作和古典戏曲之间的联系除了受西洋文学的干扰外，本土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也使以言情为特征之一的古典戏曲很难成为现代戏剧创作的借鉴资源。

［1］ 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2］ 田本相(编).曹禺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

［3］ 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4］ 谷虹.曹禺的《蜕变》［J］.现代文艺，1941(3).

［5］ 胡风.论曹禺的《北京人》［J］.青年文艺，1942(创刊号).

［6］ 荃麟.《北京人》与《布雷乔夫》［J］.青年文艺，1942(2).

“Peking Man”:Investigation on Turn from Classics in Cao Yu's Drama Writing

WANG Bei-b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Pingdingshan University，Pingdingshan 467000，China)

The initial creative motivation of“Peking Man”seemed to be depiction of a love affair，but the final version was a victory in revolution.There are many reasons behind such a conversion in creative ideas，the major one being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then revolutionary reality.The original love theme in it develops in plot turns out to be embodiment of the times in revolutionary one.From this single case，the difficulty in inheritance of classical drama in modern drama writing can be seen.

Cao Yu;“Peking Man”;classics;love;revolution

1672-2035(2012)04-0080-04

I206.6

A

2012-05-20

王蓓蓓(1983-)，女，河南三门峡人，平顶山学院文学院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冯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