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艺 汪文萍

（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浙江 杭州 310005；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宋濂的语文教育观及其影响

王康艺 汪文萍

（浙江省民办教育协会，浙江 杭州 310005；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宋濂不仅是明初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从“五经”教育出发，毕生以“讲经授徒”为业，提出了重视培养圣贤之心、努力拓展学习视野等教育理念，而且在作文教学、情感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主张“色温气和”、循循善诱和富于启发性的教育方法，开创了新的教育传统；他让学生有“如坐春风”之感的教育实践，对后世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濂；语文；教育观；“五经”；影响

作为明代 “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1310—1381），其文学成就早已为人所熟知，他的文学主张也被许多人研究。但是，作为一个毕生以作文授徒自娱的“经师”，宋濂的一生与“语文”（当时称“五经”）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不但亲手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文学人才，而且他的语文教育思想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

说起宋濂的人生目标，在早年就把教书育人、弘扬圣人之道当作自己坚定不移的经世之志。“必也学为圣贤有用之学，达则为公为卿，使斯道行；不达则为师为友，使斯道明。”［1］直至晚年，他在与友人的书信来往中也流露了对教学生涯的眷恋：“顾余不敏，操无用之学，徒以空文出应时须，画蚓涂鸦，日不暇给（指天天忙于为朝廷起草文稿），思欲如许公（指许谦）家居讲授而弗之遂。其于伯时（指韩伯时）之去，宁不歆艳于中乎？”［2］由此可见，宋濂对教书的“明道”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致使他的一生都怀有难以割舍的教书“情结”。

其实，纵观宋濂的一生，他的生命中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在传道授业的活动中度过的——教学生涯成为宋濂人生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在浦江东明精舍执教（1335—1349）。东明精舍在浦江县城以东的东明山中，为元初郑德璋所创办。郑氏义门16岁以上的子弟读书其中。宋濂25岁那年（1334），受一个叫胡翰的学子邀请，前往东明精舍师从著名学者吴莱，一同学习古文词。次年，因“好远游”的吴莱先生辞去，宋濂便代主郑氏东明精舍教席。于是，郑氏子弟40余人成为了宋濂的学生。对此宋濂曾在文章中自叙道：“浦阳江上，有旌义之家曰郑氏，其子姓多从余游。”［3］鉴于宋濂对郑氏义门教育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即“有德于义门”，后世东明学子都把宋濂推崇为“至贤”良师。直至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重建以后的东明书院，还要求“每年学生入学之日，必须在东明大厅里，面对悬挂在中堂的宋文宪公（即宋濂）遗像行参谒礼”。［4］

2、于宁越府郡学任五经师（1359—1360）。宁越府即原来的婺州，朱元璋在至正十八年（1358）率军攻克婺州后，将其改名，至1360年又改称金华府。因此，宋濂可以说是宁越府郡学的最初也是最后一批受聘教师。当时的宋濂已在仙华山的“小龙门”入道十余年，时任宁越府知府的王宗显为了开郡学，专门派人聘宋濂和叶仪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在经过一番婉拒和推辞后，宋濂最后接受了聘请到郡学任职。由于宋濂和其他几位学者的到来，因丧乱而久废的宁越府学校教育又出现了斯文复兴的局面。

3、在明初朝廷任太子师和帝师（1360—1377）。这是宋濂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他的教书育人的才能发挥到了极点。就在宋濂任宁越府郡学五经师的第二年（1360）三月，因李善长等人的举荐，他与刘基、章溢、叶琛等名士受朝廷礼聘至应天（今江苏南京）。七月，被任命为江南儒学提举。十月，又被任命为太子朱标的老师。后来，又奉诏为朱元璋讲解《春秋左氏传》等。在“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以备顾问”的同时，对太子的教育“尤多辅导之功”。从现存有关史料来看，朱元璋对这期间宋濂所做的工作是相当满意的，称他是翰林院群儒中唯一的“真儒人”。［5］此后，宋濂在明初朝廷中还担任过短期国子司业，职责是与国子祭酒一起，“掌国子诸生训导之政令”。洪武六年（1373）正月开始，又在宫中文华堂为朝廷培育人才，教过很多在职官员和勋臣子弟。正如宋濂在《赠吴府伴读陈生孟旸序》中所说，“予自官京师，南北之学徒颇有来受经者。既而多摄御史巡行郡国。”换句话说，他在京师当官的十几年中，四方贤士跟从他学习的很多，而且他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多派为代理御史，巡察地方，在治理朝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致仕返乡后居家授徒（1377—1380）。宋濂是在洪武九年（1376）六月以翰林侍讲升为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如故的，为正三品。按照规定，可以追封二代。次年（宋濂时年68岁）正月，赐致仕还乡 （此时宋濂已从金华潜溪迁居到浦江）。但此时的宋濂，并没有因老迈病弱而放弃教书授徒，依然在家中接纳四方慕名前来拜他为师的学子，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方孝孺。方孝孺是在洪武九年（1376）初春游京师时拜宋濂为师的，但不到一年，因父病故而扶柩回宁海老家。次年六月，宋濂已致仕返乡，方孝孺便直接来到浦江宋家，继续师从宋濂，直至洪武十三年（1380）秋，因归省其祖母才离开。同年十一月，宋濂长孙慎因宰相胡惟庸案牵连被杀，宋濂全家被贬谪茂州（今四川茂汶）。次年五月，在行至夔州（今四川奉节）时，宋濂自缢而逝（也有说是病死），终年72岁。

由此可见，宋濂的一生是积极从政的一生，更是执着教育的一生。他不仅受聘过乡里的“塾师”，而且还担任过郡学的“馆师”和宫中文华堂的“硕师”，也在自己的家中亲自招生授过徒；他不但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普通“经师”，而且还很荣耀地擢升过“太子师”、“帝师”，也担任过政府教育部门的高级官员。正如有人所说，“宋濂不出仕，也会以教育家名世”。［6］这是一点都不错的。

二

作为一个“经师”，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一个“语文”老师，宋濂的语文课教得好，他的文章也写得妙，是一个亦文亦师的教育名家。宋濂的性格十分强调自律，举止端整，行事谦恭谨慎，这就决定了他是一个教学认真、对所有学生负责的语文教师。当然，宋濂的语文教学成就，不仅源于他对语文教育的敬畏，还取决于他有着先进的语文观念和成熟的语文教学认识。

在宋濂看来，“五经”是语文课最好的文本，语文教学在文本上要取法乎上，就必须“宗经”，即选择“五经”为教材。在《龙门子凝道记下?大学微第八》一文中，宋濂曾经对什么是“经”作出过明确的解释：“何为经？曰《易》、《诗》、《书》、《春秋》是也。”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又说：“斯文也，六经（除上述四经外，再加上《礼》、《乐》二经）之文也。文至于六经，至矣，尽矣。”那么，为什么说“五经”（注：《乐经》散失，只留存下来《乐记》一篇，并入《礼记》中）是好文章呢？在宋濂看来，首先是“载道”。“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凡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应感之机，治忽存亡之候，莫不毕书之。”［7］换句话说，既然“五经”包含了许多天地圣贤之道，对建皇极、叙人伦、正人心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语文教学必须以“五经”为正宗。其次是“经史不分”。也就是说，“五经”其实是“圣人之史”，是圣贤教育后人治理国家的史书，可用于教导民众。“《易》、《诗》固经矣，若《书》、《春秋》，庸非虞、夏、商、周之史乎？古之人曷尝有经史之异哉，凡理足以牖民，事足以弼化，皆取之以为训耳，未可以歧而二之。”［8］再次，在宋濂看来，《五经》是“文宗”，即圣人的代表作，是文章之“极则”。“是则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与道一，道与天一，故出言无非经。”［9］当然，在“五经”之外，文章做得好的也大有人在，“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愈）次之，欧阳子（修）又次之”。［10］

既然“五经”有这样的好处，因此“五经”（即语文）教学就要体现它的好处，为此要做到“明道”、“致仕”、“作文”。所谓“明道”，简言之就是阐发圣贤在书中所要表达之道，让学者有所体悟，这是“立教”之根本。正如他在回忆对方孝孺的讲授时所说，“凡理学渊源之统，人文绝续之寄，盛衰几微之载，名物度数之变，无不肆言之。”［11］由此可见，宋濂教学语文“道”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包括了理学的创立与发展，礼乐教化的传承，朝代的兴替更迭，制度名物的变化等等，显然他已超出了简单传授“句读之学”和“习举之业”的范围。再说“致仕”，乃是指传授古圣贤总结的治国之道，即学习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六府”（水、火、金、木、土、谷所聚之处）、“三事”（正身、利民、厚民）。宋濂曾毫不掩饰地夸赞自己在这方面的教学业绩，“周公既亡，本摧末弊，秦刻汉驳，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举之，爬疡择颣，取巨捐细，德修政举，礼成乐备，广厦细旃，每资之以献替。”［12］宋濂在对一般士子的教育中这样做，在向朱元璋讲授“帝王之学”时更是这样做，以至于深得朱元璋的赏识，被誉为满朝中“未尝有一言之伪”的“纯臣”。［13］另外，学会“作文”也是宋濂教学语文的目标之一，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宋濂自己毕生的“拿手好戏”。对于宋濂来说，“凡大制作大号令，修饰润色，莫不曲尽其体”，［14］因此，当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15］这说明宋濂并不是一般的“供奉”翰林，也与其他喜欢写诗填词的文人骚客大不相同，他是真正的文章高手和作文多面手，当时就被“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16］

其实，宋濂对语文教育的作用是有充分认识的，而且他也看到了学好语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然语文可以帮助人以圣人至德为标准进行内修，因此也可以施之于外，服务于王者之政。正如他所说的：“尤当增益其所学，他时杖策重来，推内圣外王之道，以辅我国家，上跻唐虞三代之盛。使事功勒之鼎彝，名氏升于史册。”［17］尤其对于那些从寒门布衣成长起来的人才来说，其意义就更为明显。“必也奋自布衣，卓然有立，小或作州牧，大或闻国政，使德泽简在人心，声闻流于后世，然后无愧于斯名”。［18］简单地说，语文教育是国家实现培养“奇俊之士”目标的主要坦途。但是，要真正学好语文、学会写好文章，也是颇有困难的。为此，宋濂曾以自己的学习经历打比方，“濂之学文五十余年，群书无不观，万理无不穷，硕师巨儒无不亲，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譬诸登山，攀跻峻绝，不为不力，而崇颠咫尺，不能到也。此无他，受才之有限也。”［19］对于宋濂这样的大家来说，学习语文和学写作文尚且没有到达峰顶，对于一般人来说，不下一番苦功夫就更是望尘莫及的了。

三

那么，宋濂是如何在他的语文教学中实现其教育理念和教学目标的呢？

一是要求培养圣贤之心。宋濂曾经说过：“圣贤与我无异也。圣贤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岂我之心不若乎？气之不若乎？否也。特心与气失其养耳。圣贤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义。道德仁义积，而气因以充；气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20］这就是说，教书要善于发掘书中的圣贤之道，培养学生一颗讲道德与行仁义之心；只要有了一颗“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义”的圣贤之心，为人就有充盈之气；而胸中一旦有了充盈之气，作文就会有一种“势不可遏”的效果。因此，宋濂在教学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阐发文中之“义”，也非常注意探讨作者之“气”。比如，在给学子讲解《春秋》时，宋濂就特别强调它对治理天下的作用，认为“《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15］又比如，在评论《史记》时，宋濂则非常称道其“烨烨有奇气”。［22］显然，在宋濂已充分认识到用儒家思想引导学生的重要性，它比单纯教育学生记诵词章更有意义。这与朱元璋所说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导之不以其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23］可谓不谋而合。

二是强调传授作文之道。宋濂是一个“以道为文”的教育家，他最不喜欢别人将他看成是 “文士”，觉得文章不过是把话说清楚把道理说明白而已。但他又是一个深谙作文之道的大师，他不仅要经常结合“五经”讲解文章之奇妙，而且专门写文章讲作文技法，还毕生以作文授徒自娱。他的作文教学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触物而动，发乎性情。在讨论什么是“诗”时，宋濂曾经说过，“盖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乐者也。情之所触，随物而变迁。”［24］换句话说，写诗和写其他文章一样，是一件“本乎性情而外于物”的工作，即因外界事物的感触而发乎情，又借外物的表现来传达内心世界的活动。“礼乐”（或者说“礼义”）并不是第一位的，仅仅用于节制情感，防止出现偏颇。这就把文章的发生和内容的表现形式说得再清楚不过的了。（2）讲究气势，力求变化。这是指文章的风格与结构而言。正如前文所说，宋濂是强调“文必养气”的，“气得其养，无所不周，无所不极。揽而为文，无所不参，无所不包也。”［10］换句话说，只要作者内心做到“道明”与“气充”，作者笔下就会雄文自现，写出“如平沙漫漫，铁骑数万，纵横驰逐，而不可控驭”［26］的好文章，而且，所写的文章会自然变通，出现“阳开阴阖，俯仰变化，出无入有，其妙若神”［27］的奇迹。这与那些刻意为文、且一味讲究“法度”的作文要求不同，宋濂更强调作文要凭借气豪才大，直抒欲言。（3）曲尽文体，不可偏废。在年轻求学之际，宋濂就跟随老师学习作诗，“操觚赋诗，动辄十余首”。［28］后来，对文章作法产生兴趣，于是“取经史及诸子百家之书而昼夜穷研之”。［26］再后来，随着被朱元璋应召入宫，参与起草各种重要文件，从而进一步拓宽了他的文体写作实践。从现存宋濂所写的文章来看，除了诗外，还有应制而作的诏诰，替朋友戚谊撰写的碑志，还有兴之所至而写的小品、传记等文。正是由于各种文体的写作，最后成就了宋濂“一代文章大家”的盛名。

三是主张拓宽语文视野。学好“五经”，不能只捧住“五经”不放，还必须要寻找更多的学习机会，这是宋濂求学的一条基本经验。“博极天下之书而归于至精”，这是其一。关于这一点，他的许多朋友都一致肯定。比如，杨维桢回忆道：（濂）“入青萝山中不下书屋若干年，得郑氏所蓄书数万卷，书无不尽阅，阅无不尽记，于是学成。”［30］有一个叫郑渊的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称赞宋濂“凡天文、地理之要，礼乐、刑政之详，治乱、沿革之变，草木、虫鱼之细，与夫百家众技之说，靡不究心”。［31］由此可见，宋濂之所以有着广博精深的学问，完全得益于他的勤学，是他肯下苦功“遍观群书”积累起来的基础。转益多师，而且善于“执经叩问”，是其二。年轻时的宋濂求知若渴。为了求解某个问题，经常跋涉十里百里去向乡贤先达讨教；为了掌握更多的学问，曾师从过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曾作过这样的分析：“濂初从莱（吴立夫）学，既又学于贯（柳道传）与溍（黄晋卿），其授受俱有源流。又早从闻人梦吉讲贯五经，其学问亦具有根柢。”［32］这就说明，宋濂的学问是融通百家的结果。与此同时，宋濂还强调要善于从游历名山大川中学习知识，提升人文修养，这是其三。在与学生讨论有关作文的命题时，他曾感叹“虽见诸简牍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无气人作。”为此，他提出要像太史公司马迁一样，“周览名山川”，通过“吸风吐云，一洗胸中秽浊，使虚极生明，明极光发”，然后挥毫落笔，才能写出为世称颂的雄文巨作。［22］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曾因不肯仕元而隐于龙门山中十年，过着“或则解衣仰卧，看云聚云散”的优游生活。正是这种与大自然为亲、与闲云野鹤为友的经历，使宋濂积聚了作为一个文人应有的达济天下的君子胸怀和雄丽而温雅的文章气度。

四是倡导积极赏识教育。综观宋濂的求学经历，他的成功除了有良好的先天条件（过人的记忆力）和自身的后天努力（劬学）外，还与他遇到的所有老师对他的赏识与推奖分不开。在宋濂12岁时，差一点因为家贫读不起书而辍学，幸亏有包文藻老师一句“子终成伟器”的话，让宋濂的父亲坚持了下来。［28］又比如，当时的名人欧阳玄看了宋濂所著《潜溪后集》后，“辄冠以雄文”，这给宋濂以极大的鼓舞，让宋濂觉得“所以期待者甚至”。［35］可喜的是，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最后转化成了宋濂对学生的爱，这种爱是关怀备至的爱，是完全出于至诚的爱。正如他的弟子所说，“近其（先生）侧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风也”。难怪当宋濂告老还乡后，学生们都感叹“后学无师”矣。［13］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看宋濂的文集，可以发现有许多文章是他专为学生写的，里面大都是一些勉励与奖掖之类的话。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以非常平和的语气与太学生马君则探讨“为学之难”的问题，还不忘称赞马生 “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在《送方生还宁海并序》中，对门生方孝孺的赞誉和偏爱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称方孝孺写的文章除宋人欧阳修、苏轼而外，唐朝以后没有人能超越；而且他说自己对这位门生决不会看走了眼，20年后人们将会相信他说的话 （“予今为此说，人必疑予之过情；后二十余年，当信其为知言”）。这种毫不掩饰的爱惜人才之心，可谓纯净见底；这种充满情感的肺腑之言，无疑会对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将永远激励学生在人生的道路上奋然前行。

四

由于宋濂长期从事语文教育，使他成为了一个教育家、一个成功的语文教育家。他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国之俊士”。正如他的学生郑楷所说，“先生四持文衡，试天下士得人为多”。那到底“多”到了什么程度呢？已经很难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统计。只知道“天下之能文者多经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为法。”［13］这就是说，宋濂毕生以教育青年、“接引后学”为务，培养了一大批寒门士子、勋臣子弟以及在职官员等；许多人虽未经他的亲自调教，但也乐于把他当作自己值得学习的老师。

在宋濂的弟子中，最杰出的要算宁海人方孝孺。这位敢于拒绝为当朝皇帝朱棣起草登极之诏而最后被诛十族的翰林侍讲学士、文学博士，不但写得一手“千变万化”、“衮衮滔滔”、“英发光著”的一流文章，［11］而且，其“忠以尽职”的可贵气节和视死如归的卫道精神，早已“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部分”。［39］他曾经跟从宋濂学习近 5年（其中1年在京师，4年在浦江山中），尽得宋学的精髓；宋濂对这位高足更是充满了一种特别的感情，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其次，他深得学生的喜欢与朝廷的拥戴。正如学生所回忆的，宋濂是一个“色温气和”的老师，他从来不在学生面前摆谱，而且每当学生有“小善”，他总是当众人的面“誉之”，［13］这是他深受学生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宋濂的讲学也很有自己的特点，容易为学生所接受。他喜欢上下古今纵横议论，天文地理“无不肆言之”；他喜欢采用先分析后综合的方法，即 “离析于一丝而会归于大道”，从现象说起，最后深入到本质；而分析又是那样的充分与透彻，做到“本末兼举，细大弗遗”。另外更重要的是，他因材施教，对于自身资质和学习基础一般的学生，不过严要求，不过深讲解，而对于那些聪明的学生，“每发其端，即能逆推而匠（底）于极”，［11］也就是说，他采取启发式教育，让学生学会举一反三。

朱元璋在任命宋濂为太子赞善大夫的诰文中曾经说到，之所以选宋濂“居其任”，是因为看到了他具有“纯谨之资、老成之学”。［42］在教导太子朱标的十多年中，宋濂也的确呕心沥血。据《明史·宋濂传》记载：“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43］换句话说，宋濂在教育皇太子时，一贯坚持历史与现实政治结合、正面教育与反面教育结合、知与行结合的原则；在讲述政治、教化和前代兴亡问题时，既谈历史经验，也谈历史教训，既讲该怎么做，又讲不该怎么做，可谓循循善诱。果然，深得太子的“嘉纳”，而且每每对宋濂以“师父”相称，这对师生的感情之深可见非同一般。后宋濂“坐孙慎，得罪戍夔”，还是承蒙这位太子以投金水河自杀进行“死谏”的结果。

因此，宋濂之深得学生的喜欢，是他成功教学的体现；宋濂之受朝廷的重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教育成功。

再次，他对后世的语文教育具有重要的影响。宋濂是传统“语文”教育的继承者，他的许多教育理念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如重视德育教育、提倡启发式教育、主张因材施教等等，多多少少地都打上了传统教育的烙印；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到他的恩师们的影响，如强调有用之学、鼓励转益多师、注重情感教育等等，都是他在求学的经历中得到的体悟。当然，宋濂更是后世语文教育的开创者，他从传统语文“解诂文辞之习”中走出来，引导学生“学为大人之事”（指以“经纶天下”为务）；［44］从为了应对“举子业”而专事“科目之学”和“相与诘难经义”的藩篱中跳出来，转而专心致志地研求“用世之学”；［45］更为难得的是，宋濂还从一个主治“经学”的儒士身份中超越出来，成为了一个颇多文人习气的文章大家。这些都无疑为后世的语文教师树立了成功的“标杆”，让后世之人懂得什么是一个成功的语文教师，也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语文教育者。“满腹诗书宇宙中”、“论道经邦谁解及”，［46］朱元璋对宋濂这位堪称一代圣贤的“帝师”作了最概括也是最中肯的评价。

［1］宋濂.送从弟景清还潜溪序//宋学士全集［M］.卷三五.刻本.彭始抟,1709（清康熙四十八年）.

［2］宋濂.赠会稽韩伯时序//宋学士全集［M］.卷七.

［3］宋濂.郑柏加冠祝辞//宋学士全集［M］.卷二九.

［4］李晓鹓.近古民间办学的典范——郑氏义门东明书院简论［C］//中共浙江浦江县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学学会.宋濂暨“江南第一家”研究.

［5］翰林承旨诰文［M］//宋学士全集:附录.

［6］王春南.宋濂评传［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0.

［7］宋濂.徐教授文集序//宋学士全集［M］.卷七.

［8］宋濂.龙门子凝道记下·大学微第八//宋文宪公全集［M］.卷五二.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

［9］宋濂.白云稿序//宋学士全集［M］.卷七.

［10］宋濂.文原//宋学士全集［M］.卷五五.

［11］宋濂.送方生还宁海并序//宋学士全集［M］.卷七○.

［12］宋濂.拙庵记//宋学士全集［M］.卷七三.

［13］郑楷.潜溪先生宋公行状［M］//宋学士全集:附录.

［14］贝琼.翰苑集序［M］//宋濂.宋学士文集.明正德九年本.

［15］宋濂传［M］//明史.卷一二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7］宋濂.送和赞善北归养母诗序//宋学士全集［M］.卷八.

［18］宋濂.浦阳人物记·卷上·政事篇//宋文宪公全集［M］.卷五二.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

［19］宋濂.跋张孟兼文稿序后//宋学士全集［M］.卷四一.

［20］宋濂.文说//宋学士全集［M］.卷二六.

［22］宋濂.詹学士文集序//宋学士全集［M］.卷七.

［23］明实录·太祖实录［M］卷四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4］宋濂.霞川集序//宋学士全集［M］.卷六.

［26］宋濂.浦阳人物记·卷下·文学篇//宋文宪公全集［M］.卷五三.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

［28］宋濂.南涧子包公碣//宋学士全集［M］.卷二三.

［30］杨维桢.翰苑集序［M］//宋濂.宋学士文集.明正德九年本.

［31］郑渊.潜溪集识［M］//宋濂.宋学士全集.

［32］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集部别集类二二·宋学士全集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5］宋濂.欧阳文公文集序//宋学士全集［M］.卷七.

［39］赵映林.方孝孺评传［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82.

［42］朱元璋.太子赞善大夫诰文［M］//宋濂.宋学士全集:附录.

［44］宋濂.龙门子凝道记下·令狐微第十二//宋文宪公全集［M］.卷五二.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

［45］宋濂.雷府君墓志铭、亡友陈宅之墓铭//宋学士全集［M］.卷三、卷一九.

［46］朱元璋.御制诗二首［M］//全明诗: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Song Lian’s Viewpoint on Chinese Education and Its Influence

Wang Kangyi，Wang Wenping
（The Association of Private Educ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Hangzhou Zhejiang 310005；Ningbo Tiany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Ningbo,Zhejiang 315100）

Song Lian was not only an outstanding thinker,politicians,writers in early Ming dynasty, but an eminent educator.Based on the intension of the Five Classics,he dedicated his life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ce of thoughts like owning the heart of sages,and expanding learning vision etc.Lian also had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composition and emotion education.He claimed persuasive voice and inspiring teaching method creating a new tradition. His students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his education practices which have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Song Lian;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education viewpoints;the Five Classics;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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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708（2012）02-0050-06

2012-03-28

王康艺（1965- ），男，浙江温岭人，高级讲师，主要从事教育督导、民办教育及地方文化等研究。汪文萍（1965- ），女，浙江温岭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健康人文教学、语文美育和文化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