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晟俊，李 恒

（1.韩国外国语大学，首尔 138-807；2.吉林师范大学，吉林 四平 136000）

对文学史建构的终极拷问
——木斋学术研究的意义

柳晟俊1，李 恒2

（1.韩国外国语大学，首尔 138-807；2.吉林师范大学，吉林 四平 136000）

木斋近期问世的《宋词体演变史》《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曲词发生史》三部学术著作，可以称之为学术界近年来的焦点，或说是一种学术史现象、一种学术精神。这种学术精神，大体可用孤独探索、重写文学史来概括。对木斋学术研究的接受，以及对其研究的学术史意义的认知，也许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完成。

木斋；学术研究；学术史；学术精神

木斋近期问世的《宋词体演变史》[1]、《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2]、《曲词发生史》[3]三部学术著作，可以称之为学术界近年来的一个焦点，或说是一种学术史现象、一种学术精神，这种学术精神，大体可用不畏权威、孤独探索、重写文学史来概括。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木斋的这两大研究——五言诗发生史与词体起源发生史的研究，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一种新的学术观点突破旧有的说法，无疑是困难的、艰辛的，也许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而随着这种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思维方式的进步，一种新的方法论、新的学术理念突破旧有的方法论和学术理念，则会有更为漫长的接受过程，也许需要几代学者的认知和努力才会完成其转型。

木斋的这三部新著之所以受到学界的关注，是因为这三部著作突破了传统文学史的构建模式，提出了对传统学术问题的颠覆性考辨和阐释，形成了建构中国诗歌源流脉络的重要环节。概括说来，它们主要提出了如下观点：

《宋词体演变史》并没有《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曲词发生史》的颠覆力度那么大，就本质而言，它主要还是在传统的学术框架之内对宋代词史演变过程的阐发，可以视为一部富于创造的、或说是富于创新精神的新颖宋词史。

传统的词史、诗歌史或是文学史，基本都未能摆脱板块式的写作模式，而木斋此作，正如刘尊明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以笔者所见，木斋此作，其中线索虽然多元，但其中一条主线，是以词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互动关系作为主线，特别是以词作的创作主体——词人的每个时期的不同构成和接受对象——听众或是读者对象的变化，以及引发的不同消费需求，来作为推动词体发展和演变的终极动力。”[1]4也正如木斋所说：“本书以狭义概念的‘词体’为研究对象，并以此来把握唐宋词发展进程的特点和全貌。在词之初起到东坡体之前的阶段，以应制、应歌、应社等填词功能的不同点为纲要，东坡体之后，则视每种不同词体的不同特质来选择其不同的角度，但将创作主体和接受者两者之间的互动视为词体演变的一个终极动力，这个观念还是贯穿始终的。”[1]19

“以词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互动关系作为主线，特别是以词作的创作主体——词人的每个时期的不同构成和接受对象——听众或是读者对象的变化，以及引发的不同消费需求，来作为推动词体发展和演变的终极动力”，这就是木斋此作给阅读者以一种一气呵成、必欲一气读完的快感的内在原因。

《宋词体演变史》不仅仅是一部以词体来勾勒词史的视角新颖的专著，其中的许多旁支性的论述也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这种学术价值，还有待于后来者的进一步深入发掘。

譬如，该作中这样的论述：“词体文学经历了相当长的为他者写作的历程，这是由于词体发生于宫廷，原本就是宫廷文化、宫廷歌舞演唱的产物，此后，经历了不断的下移过程，由宫廷而走向广泛的社会各个阶层。其中有几个层面的分流：首先是由宫廷而走向一般的士大夫阶层，这就是早期的文人词（李白之后的文人词）；其次是由宫廷而走向民间，从而形成歌伎之词，柳永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再次，是到北宋中期的时候，则由张先、晏欧、苏轼为代表，成功地将词体改造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学载体；最后到南宋时代再次下移，走进了职业词人的文化沙龙，成为了词人之词。在词体的社会阶层属性上，是一个下移的过程，即由宫廷之词，而分流为歌伎词和士大夫词，最后定格为词人之词；而从词体的艺术属性上，则是一个不断雅化的过程，最后，到南宋姜吴时代达到了雅化的极致。”[1]2

再如，写作者和作品的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词体演变史前进和嬗变的终极动力。也就是说，谁来写和写给谁的问题是词体演变的中心环节，其中尤其以写作的对象最为关键：唐五代时期，宫廷是曲词写作的中心环境，帝王和权贵是曲词欣赏的主要消费者，因此，从太白的应制词到飞卿体和花间体，曲词渐次形成女性视角、女性心态、女性品格以及香软华贵的风格，这正是宫廷文化的基本属性所规定的，由太白的宫怨写作，到飞卿体贵族女性的“类不出绮怨”及金玉满眼的字面，这也正是宫廷文化整体属性的表现形态；柳永体之所以充满市井情调，正由于柳永体的写作对象主要是歌伎和由歌伎所影响的都市消费者；张先体之所以在柔媚的词体中，出现了某些“瘦硬”的因素，是由于张先写作词体的主要听众，已经既不是帝王贵族，也不是市井细民，而是当时的士大夫精英阶层，因此，使用士大夫语言、倾诉士大夫情怀、使用宋诗的议论句式等，就成为了某种必然的趋势，从而与晏欧体等共同成为东坡体的铺垫；东坡体之所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还不仅仅是由于有了张先体、晏欧体的奠基以及范仲淹之后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觉醒，更由于东坡首先实现了由应社、应歌的应对他者的写作方式，成功转型为非应的自我抒怀，从而将张先、晏欧词体的士大夫群体意识表达转型为士大夫精英的个性化表达[1]3。

木斋的这些论述，连同散见于全书各个章节的其他论述，分别为我们勾勒出唐宋词的雅俗演变史、唐宋词女性化特征演变史以及唐宋词的诗词关系分合史等。

相对于《宋词体演变史》在传统学术思维基础上的创新，木斋有关十九首和词体起源的两大研究在学术界的广泛接受，似乎更为困难一些，因为这两大研究是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学术思维、学术史观之上的。此两大研究，分别研究的是中国诗歌史的两大源头问题：《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不仅是对十九首产生时间及其作者的个案研究，其实更为本质的探讨的是五言诗的起源发生史；《曲词发生史》研究词的起源发生史，同时关联着曲的起源发生史。在这样的研究当中，实质观照了整个中国诗歌的起源与流变问题，是关于整个中国诗歌源流嬗变的一种深入思考和研究。

木斋论证了建安诗歌一变两汉空泛言志而形成以“穷情写物”为诗歌美学风范的五言诗体制，标志了中国文学从两汉时代的政治附庸，成为了自由的、缘情的、审美的文学。木斋通过论证指出：建安的前15年，是建安文学的开拓期，以曹操为代表。建安十六年开始，以曹丕为中心，曹植和建安六子为参与者，标志了建安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开端。同样以建安十六年开始，以曹植为中心，标志了五言诗的成熟，达到自觉的顶峰。五言诗之所以集中在建安十六年形成飞跃和质变，是由于当时发生的三大事件：建安十五年颁发《求贤令》，这是建安文学自觉的政治基础；清商乐兴起，引发音乐观念和诗学观念的易代革命；建安十六年，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建安六子等为专职文学侍从，从而在诗人群体方面有了保障。而十九首、《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正是这种文学自觉之后的产物，而非像胡适等人所说，是长达二百多年经无数人加工的产物。木斋进一步论证了所谓十九首是曹植、甄后的血泪爱情之作，由于曹丕之子曹叡不能忍受生母和叔叔的恋情，将这些作品连同其他作品一并从曹植作品集中删除，这才造成了十九首等古诗的千年疑案[2]。

关于词的起源问题，木斋论证词起源于宫廷，而不是起源于民间，时间是盛唐天宝初年。正由于词起源于宫廷，整个唐五代曲词的本质属性都是宫廷文化的产物。李白词、花间词、南唐词正是盛唐宫廷、西蜀宫廷、南唐宫廷三大宫廷文化的产物[4]。并以为影响词体发生的音乐因素不是以胡乐为主的燕乐，而是经过法曲变革之后所形成的清乐（吴声西曲）为主体，以声乐曲为本质属性，以内宴、家宴演唱为主要形式的音乐品类。认为曲词在发生史阶段，主要是一种江南文化的产物。江南文化的小巧艳丽等特点，构建成为曲词在发生时代的基本特质[5]。认为敦煌曲子词既非早于李白之作，也非主要是民间之作[6]。同时认为唐五代词以后，以柳永为标志，才发生了曲词市井化的变革，随后发生了士大夫群体对曲词形式改造的运动，即张先、晏、欧、苏东坡对伶工之词和市井俗词的改造，从此，词才真正成为士大夫之词、诗人之词。

这样来看，木斋的这两大研究乃是对中国文学史的带有终极思考的拷问，其意义之重大非同凡响。此两大研究最终的结论，都指向了对于民国以来渐次形成的在“国民的文学”概念下变异成的庸俗民众史观、凡文学必是民间创造的流行说法，通过大量史料得出了原本被认为东汉无名氏所作的古诗十九首实为曹植甄后的血泪思念之作的结论；充分认证了词的起源实为盛唐宫廷音乐变革的产物、李白词曲确实为百代词曲之祖，从而颠覆了民众创造文学史的观点，力图接近文化史的原本真相。

从这个意义上解读木斋的两大研究，不仅关涉到文学史写法的问题，就其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和学术意义来说，也已经超越了他自身的《宋词体演变史》，同时，也超越了重写文学史的学术层面的意义。木斋学术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史意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或许还不能被学术界充分认知和广泛认同，这是在情理之中的——自古以来，凡是有重大意义的创新思想或是创造，都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接受过程。譬如初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己的传世之作《史通》完成之后，除其好友徐坚等几位知己之外，时人都不以为然，“见者亦互言其短”，刘知己非常愤慨，担心自己的书将会“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即之与血也”（刘知己《自叙》）。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来阅读木斋本人近期的一些随笔和诗作，就不难理解其诗中三昧了，如写作于2008年11月的《黄昏漫笔》：“天涯海角/宇宙星辰/何处可以安置/我孤独痛苦的/灵魂？/岁月如磨/逝者如斯/何者可以消弭/我人生苦涩的/泪痕？/窗外又是秋风萧瑟/落叶纷纷/呀！又是一年的灯下探索/又是一年的苦苦追寻。”[7]

[1] 木斋．宋词体演变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 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木斋．曲词发生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4] 木斋．论李白王维在曲词写作上的分野——兼论盛唐诗歌为中国文学的第二次自觉[J]．齐鲁学刊，2010(2)．

[5] 木斋，焦宝．论江南清乐及乐府诗的属性及与曲词发生的起源关系[J]．求是学刊，2010(6)．

[6] 木斋．论李白词的真实性及与敦煌曲词的关系[J]．词学，第23辑．

[7] 木斋．历史的化石[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责任编辑 张彦群〕

The Ultimate Probe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the Significance of MU Zhai’s Academic Study

LIU Sheng-jun1, LI Heng2
(1. South Korea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Seoul, 138-807; 2.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Jilin, 136000, China)

MU Zhai’s academic works of “ The Evolution of the Style of Songci”, “19 Ancient poems and Jian’an Poems” and“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QU &CI” are the focuses in present academic field. This is a kind of academic spirit which can be generalized as “lonely research” and “rewriting literature history”. It needs a long time to accept and recognize his academic study.

academic study; literature history; academic spirit

I206

A

1006-5261(2012)01-0007-03

2011-08-26

柳晟俊（1943―），男，韩国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韩国中国学研究会编辑长，国际东方诗话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