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永，王明云

(运城学院政法系，山西运城044000)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在康熙年间写成的一部明代学术史专著。当时，明朝已亡多年，在检讨明亡的原因时，许多人认为阳明心学不仅空谈性体，而且还“阳儒阴释”［1］，应该为明亡负责。黄宗羲作为心学的重要传人，于明亡的原因思考颇多，对于明亡于心学，特别是心学与佛的牵连，尤辩之不遗余力，甚至还得出了一些超出心学范畴的结论。黄宗羲对儒佛的看法(即儒佛观)是非常有见地的，并有一系列的论断，但也是有矛盾的。了解黄宗羲的儒佛观，对于今天更好地认识黄宗羲以及其所处时代的变革与转型，有良好的参考价值。

一、有理、无理:黄宗羲儒佛观之根本区别

阳明心学建立的基础是心本体论，和佛家所主张的“作用见性”有一定相通的地方。因此，黄宗羲在辨别儒佛之殊时，是从“性”开始的。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第一次辩儒佛之别是在《崇仁学案》中，黄宗羲说:

盖大化流行，不舍昼夜，无有止息，此自其变者而观之，气也;……其不变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梏之反覆，萌蘖发见者，性也。儒者之道，从至变之中，以得其不变者，而后心与理一。释氏但见流行之体，变化不测，故以知觉运动为性，作用见性，其所谓不生不灭者，即其至变者也。……是故理无不善，气则交感错综，参差不齐，而清浊偏正生焉。性无不善，心则动静感应，不一其端，而真妄杂焉。释氏既以至变为体，自不得不随流鼓荡，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2］30

在这里，黄宗羲主要是从“性”上言儒佛之别，主要表现为:第一，“性”的定义不同，儒者之“性”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梏之反覆、萌蘖发见者，性也”;而佛者之“性”是“以知觉运动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