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易后难”别成改革托辞

石勇在《南风窗》2013年第8期撰文指出，改革要“先易后难”是多年来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当前，政治和社会语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先易后难”再不能成为拖延甚至异化改革的“护身符”和“挡箭牌”。过去，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考量，“先易后难”不失为一个稳妥的办法。现在，改革的对象指向了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权力结构，指向了有体制庇护的既得利益格局，如抱定“先易后难”，就可能会变成一种遁词，回避对于既得利益的突破。改革既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业，也是全民的事业，区别对待不同的社会群体，似乎权力和权力亲缘群体拥有特权，无法通过公正这一道德原则的检验，且因会被解读为没有诚意而伤害到政治认同。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社会早已形成了既得利益自我固化的社会机制，掌握权力资本的精英群体或者以“改革”的名义攫取和积累利益，或者通过权力和对政策的影响，规避改革对利益的调整落到自己头上。这种社会机制如果得不到改变，将会继续侵蚀执政党和政府对于改革的推进，损害公平正义社会建设的前景。

处理既得利益集团的优势

储建国在《人民论坛》2013年第4期撰文指出，中国处理既得利益集团有自身优势。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个有着强大决策力和执行力的政党，它只要意识到某个问题的严重性，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决策，迅速执行。第二，中国社会规模巨大，在表面大一统下，利益格局比较散乱，既得利益集团并非铁板一块，利益交集并非想像得那么大，中央通过调度可以分散政治成本。第三，在处理既得利益集团的过程中，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红利可以得以释放，这就是民众的力量。中国有这方面的制度基础，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应该做两件事：一是将人民的诉求更多地通过人大渠道表达出来；二是专门调查、披露既得利益集团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第四，中央政府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决策可以有序调动社会力量，让他们在政府的调控下组织起来，走出一盘散沙状态下民众要么政治冷漠、要么狂热激进的局面。

放慢改革步伐就会激化矛盾

杨光斌在2013年3月7日《环球时报》上撰文指出，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实践表明，很多社会问题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放慢改革步伐或遇到矛盾绕道走，矛盾就会激化，甚至危及社会稳定。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却仍然存在计划经济时期按行业和产品设置的政府主管部门，它们自然会利用公权力谋取部门利益，增加进入市场的门槛，导致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平等地位，管理不好市场秩序而出现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同时，市场的巨大利益诱惑面对的却是固有的权力体制，必然会形成官商联盟而侵害百姓的利益，因而“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维稳”也就成为不得已之策，会威胁进一步改革的进程。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多“变化”，但“变”是在“不变”的制度结构下发生的，即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变，其优势所在就是做事有力。很多“变化”不仅剔除了改革观念的束缚，也大大削减了利益阻力。要更好地回应社会的改革诉求，再次启动改革，释放新能量，在做事有力的体制保障下，需要的仅仅是推动改革的政治决断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任务远未完成

艾琳等在《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4期撰文指出，行政审批制度在不做“外科手术”（机制改革）的情况下也能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并对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三点思考：一是改革的空间还很大，对现有审批事项应进一步大幅压缩（特别是属中央、省事权范围的审批事项），多取消少下放，动真的做实的，从强化法治行政和服务行政两方面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从根本上改变“全能政府”的功能定位和运作形态；二是改革出现了滞胀，只问社会效应不管实际效果的形式主义的花样“改革”还不少，既不能解决问题还增加行政成本，需要进一步触及现行的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增强制度构建的能力，才能使改革成果取得放大效应，推动行政体制改革；三是改革的复杂性增大，需要更加注重整体构建、协调推进，以平台整合实现横向协同和纵向贯通，以流程再造实现一体化的无缝隙服务，提升政务服务品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市场运转效率、规范社会秩序，增强政府公信力。

中国有坚定的决心转型经济结构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4月12日登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公司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的文章。他认为，中国现在正坚定地贯彻全新发展战略。中国将从投资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以消费和服务为基础的更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战略转型是中国决策者为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而采取的深思熟虑之举。这样的转型既是主动为之，亦属绝对必要。持续疲软的全球增长，不太可能像以往那样为中国出口提供强劲的外部需求。同时，中国新领导层还要解决国内存在的各种不平衡问题，如对环境的威胁、收入分配不公以及不断加剧的地区差距等。中国大规模结构转型工作已逐步展开。首先，明确的城市化战略已经出台，这是消费再平衡的重要支柱。城市化是消费的基石，它将大大提高家庭购买力，同时不断创造就业机会。其次，政府正在重点强化社会保障网。作为现代消费社会的支柱，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社会保障网漏洞导致高额且不断增加的预防性储蓄，这进一步妨碍劳动收入增加转化为可支配购买力的动力，需要扩大福利范围来予以逐步解决。

卫生系统要通过多层组织进行网络式治理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2年第11期刊登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彼得·C·史密斯、瑞典隆德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德斯·安尼尔等7位学者的文章。文章指出，在卫生系统中，传统的治理模式是基于基层治理，并向包括市场和网络在内的混合模式发展。这就要求政府放弃直接控制，同时使用更加理想的治理方法。领导和治理不仅涉及政府自身的筹资、服务提供以及资源控制，同时政府要有明确目标，并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对系统行为和绩效发挥适宜的作用。实际上，强调利益相关者意味着国家无法施行“自上而下”的治理。鉴于现代经济社会权力分散，各国有必要调动网络的力量进行监管。复杂的卫生系统中，任何一个参与者都不具备全部知识和权力完成所有改革，因此，国家有必要通过多层组织进行网络式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