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 亮

在社会学者的笔下，像莫扎特那样刚毅地游走在体制内、外双重边缘上的悲剧并不会在中国重现。［1]在中国社会中，无论是体制内的个体还是体制外的个体，也无论是体制外的群体还是体制内的群体，都充分施展着运用“小动作”的能力，运用各自的能量去实现体制内资源和体制外资源的融合。王笛发现，作为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形载体——茶馆——承载着社会以有组织的方式在国家统治背景下获取生存空间的功能。熟谙中国社会的人应该不会陌生，以茶馆为载体的一系列“小动作”无疑是中国社会体制内外双重力量相互合作的一个缩影。［2]无独有偶，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南部省份有着深入研究的傅高义，也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存有相当数量的“小动作”。处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中的过渡社会，无论是体制内的游戏，还是体制内外之间的游戏，都少不了“小动作”的参与。［3]在Fried的作品中，他充分认识到，在中国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亲属关系加以解决的，作为一种“小动作”的“友谊”在很多场合同样可以履行非常重要的功能。［4]而翟学伟在其多年对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中，也以本土化的方式对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5]

那么，到底什么是“小动作”?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国家和社会中的个体在正式结构边缘或者正式结构之外的行动空间、行动法则以及行动本身，笔者将其称之为“小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