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 丁艳锋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2011年4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号）的文件，其中明确指出，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和用种大国，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为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增强农作物种业竞争力，未来十年我国将大力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

民族种业将做大做强

《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指出，我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科研分工合理、产学研相结合、资源集中、运行高效的育种新机制，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建设一批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优势种子生产基地，打造一批育种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育繁推一体化”现代农作物种业集团，健全职责明确、手段先进、监管有力的种子管理体系，显著提高优良品种自主研发能力和覆盖率，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2011年5月9日中国种业第三次“最高规格”会议，湖南长沙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便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在4月18日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此前已专门就我国种业发展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我国是农业大国，加快农作物种业发展是建设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是实施科技兴农、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出席会议的回良玉副总理也在会上强调，“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

此次会议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参加外，农业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15个国家部委均有代表参加本次会议。其他参会代表主要为各省（区、市）农业管理部门官员，为数不多的几家科研院所、种子企业获得了参会资格。显然，保证国家对种业的控制力和主导力，做大做强中国的民族种业，牢牢掌控中国粮食的“命脉”，已然成为我国的重要话题。

农业高校将担当何种角色

那么，在这场种业发展的变革中，高等学校作物学学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种业产学研结合等方面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和新机遇是什么呢？

为此，2011年6月11日，在盖钧镒等院士倡导下，由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的农学院共同发起，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作物学学科建设与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研讨会。各位代表都从各自学科建设的实际出发，围绕会议主题作了热烈的发言。经过一天的紧张研讨，会议圆满结束，并达成不少共识。大家一致认为，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的出台为现代种业和作物学学科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但是高等农业院校作物学科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进一步明确目标、达成共识、为相关职能部门和国家献计献策。

此次会议对于推动我国现代种业发展和提升我国作物学学科研究、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意义重大。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种业发展中存在规模小、管理不够规范、功能单一、创新能力差等突出问题。并且，长期以来，由于产学研合作机制不成熟、分工不够明确、育繁推分离限制了种业快速健康发展，也阻滞了科研成果的快速高效转化。在高等院校内部，也存在缺乏稳定的科研投入机制，缺乏科学评价考核机制，人才队伍结构失衡，科学与产业需求脱节，持续性和系统性不够，科技创新能力难以满足未来种业发展的需求的问题。

为了提升我国种业科技创新能力、推进作物学学科建设，根据国务院《意见》精神，在农业高校作物学科如何发展上形成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首先，要加强农业高校作物学科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具体来说农业高校作物学科的科学研究需要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须尽快立项建立完善现代化育种技术体系，其中包括试验规模化、操作机械化、技术现代化、数据信息化、试验区域化、决选整体化和育种持续化等；二是须建立种质资源开发利用的新手段、新技术体系，要做好作物种质资源搜集、保护、鉴定工作，作物种质基因组学和优异新基因高通量发掘研究，并创制育种新材料，为现代种业的发展奠定厚实物质技术基础；三是做好作物品种选育新技术和新理论的研发，其中包括转基因和分子育种以及杂种优势利用的理论和技术研究，为现代种业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四是加强种子科学的基础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包括种子生产和贮藏、衰老的分子生理研究，加强农作物新品种的检测和鉴定技术研究，有效地保护作物新品种和种子企业的权益。研究实用、高效的农作物种子加工和检验技术，确保农民用种安全。五是建立良种繁育技术体系，要在不同作物和品种类型的种子生产优势区域布局和相应的良种繁育技术体系的研究，增强农作物种子生产的能力，提高种子的质量；研究实用、高效的农作物种子加工和检验技术，确保农民用种安全。对粮食核心区、粮食主产省份的省级农业院校给予重点支持。六是稳定支持常规育种、商业化杂交品种配套栽培技术研究。要建立稳定支持常规育种、栽培技术等公益性研究的投入机制，实现良种良法配套，确保国家粮食生产持续稳定。

其次，农业高校的科研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目前，我国育种科研体系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弱化育种尤其是田间育种的知识传授和人才培养，导致育种人才和全面发展的种业人才缺乏；二是育种的专业人才存在年龄偏大，知识老化的现状。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建议一是要健全、完善、改革人才引进机制，引进高水平种业人才，稳定和培养现有的种业人才队伍，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整合和合理分布人才资源；同时保护从事公益研究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二是加大农作物种业人才继续教育和培训力度，拿出专项资金在高等农业院校建立“种业人才继续教育和培训中心”，提升现有队伍的技术水平和能力。

再次，农业高校作物学科的基础条件建设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大投入。要继续加强高等院校公益育种体系建设，加强种子企业商业育种体系建设，建设一批研究、生产、实习基地和工程中心，重点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提升我国种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种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建议有关部门，发挥高等院校的科技和人才优势，参与新一轮“种子工程”建设，在高等院校建立一批种业相关理论尤其是技术的培训基地，充分发挥“种子工程”中硬件投入的使用效率。

第四，高等农业院校及科研院所担负着农业科研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

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学科设置，建议在作物学科增设“种子科学与技术”二级学科。作物学科根据种业发展和作物学科发展需求，主动改革现有人才培养方案，强化人才分类培养，灵活专业课程设置；二是加强教学实习基地建设，建立种子工程研究中心，进一步强化实践教学；三是建立和完善农作物种业人才本—硕—博培养体系；四是与企业共建种业发展相关的工程研究中心，创新全日制专业学位和在职种业领域推广硕士生的培养方式；在条件成熟时，将种业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从农业推广专业中脱离出来，设立“种业硕士”，乃至“种业博士”，为我国商业化育种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四是建议有关部门研究种业相关的岗位与相关技能资格证书和专业学历（位）教育的挂钩政策；五是在种子科学技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强化种子的基础生物学研究。建议国务院学位办在“暑期研究生论坛和学术交流”中，新增“种子科学与技术”的专项，并希望有条件的学校积极申请。

第五，农业高校种业科研体制的机制需要进一步创新。一要稳定投入，公益性高等院校需要进一步强化种业基础和公益性研究，发挥已有的资源和人才优势，加强种业科学和遗传育种学科建设。建议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能够相应调整科研管理机制，稳定提高基础性公益性研究投入，调整项目等考核和评价机制，为我国种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二要建立和健全相应机制，制定相应政策，提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理顺产学研结合中的利益链条，提出公益性研究的标准；形成有利于加强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相结合的现代种业创新体系，真正调动科研人员、种子企业和农业生产者等各方的积极性，实现我国种业和农业生产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障种业人才和从事公益研究人才的利益，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三要建立和完善产学研合作新机制，建立重点突出、分工合作、布局合理种业人才培养与创新体系。

四要加强法制法规建设，推进育繁推一体化，强化企业的服务功能，保障种业健康发展。

最后，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人才集聚的优势，支持高等院校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农业高校作物学科在国际合作方面应集中开展以下三方面的研究：一是加强对国外种业发展历程的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二是加强我国种业走向国际市场可能性和可行性的研究，为我国种子企业“走出去”提供咨询服务，有效规避风险；三是研究和预测国外种业进入我国可能产生的“作用”与“副作用”，依托科研、政策等措施，实现“双赢”和“共赢”。

总之，中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和用种大国，生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大力推进种业科技自主创新，引领支撑现代种业发展；积极探索现代种业发展新机制，大力提升企业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强化种业科技服务，加快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种业科技政策措施是当前我国种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高等农业院校在我国新型种业创新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必将为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和科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