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蔚

“文人论政”:青年毛泽东的体认、传承与超越*

王志蔚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江苏连云港222006)

在论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文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坚守古代“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理念和传统,主动介入大众传媒,竭力彰显变法维新、民主共和等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忧国忧民、立志改造社会的青年毛泽东与近代资产阶级文人“办报论政”、“以报参政”的联系与区别。主要结论:青年毛泽东虽然受到近代资产阶级文人“文人论政”的浓重浸染,但在自觉意识、认识水平、价值取向等方面却明显超越了他们。

文人论政;以报参政;青年毛泽东;继承传统;历史超越

1 “文人论政”:青年毛泽东介入报刊的历史背景

中国历代文人一直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因而也一直有着“文人论政”、以“言论报国”的理念与传统。著名新闻史研究学者方汉奇先生在纪念《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时指出:“‘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1]”千百年来,中国历代文人一直秉承这种“论政”精神:从两汉时期的太学生,到明朝的东林党人,再到近代的维新变法人士,莫不如是。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人有不同的政治理想,但他们基本上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都希望政治清明、国家富强。近代以降,中国积贫积弱,渐趋危亡。随着西方报刊进入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文人,适时地占据了报刊论政的舆论平台,他们面向公众发言,评时政,论弊端,启民智,鼓民心,伸民权,干预社会生活,推进社会发展。他们的满腹才情和济世情怀获得了新的表达空间,报刊成为他们实现人生理想、成就远大抱负、彰显政治关怀和社会文化关怀的重要场域。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积极介绍西方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深刻揭露晚清吏治产生的腐败根源,在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教育等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开创了中国近代文人办报论政的风气。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先后创办了《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等,以政论与译文为武器,积极宣传“变法图存”、“设议院”、“伸民权”等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色彩的政治观点。严复在《直报》上发表了《原强》、《救亡决论》以及《论世变之亟》等文章,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宣扬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言论骄子梁启超先后创办并主编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著名报刊,并担任《知新报》、《新小说》、《国风报》等报刊的撰稿人。在《时务报》上,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鼓吹变法维新的政论,系统地宣传变法维新的理论,明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的主张。他们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政治学说,鼓吹君主立宪政体,反对封建专制,促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在这场改良运动中,许多文人都是通过报刊这一载体来阐发他们的改良思想,使得变法思想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迅速演变为一种全国性的思潮。

辛亥革命时期,以章士钊、章太炎为代表的近代文人,在批判改良思想的基础上,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继承传统文人强烈的使命感,担当起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试图建立资本主义新制度。章士钊主政《苏报》后,极力宣传排满思想,与章太炎、邹容等“约为兄弟”,希望借助这份报纸以“于万籁无声之中陡发此天空大震之霹雳”,“唤醒我四万万同胞以救中国”[2]357。报刊论政取向之极端、言辞之激烈,为当时国内报刊之最。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苏报》、《民报》等报刊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斥责立宪,鼓动民众参与政治斗争,形成了一时之社会舆论。1903年,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认为立宪不可“以口舌成之”,尤不可“以君权变法”,因为“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可谓宪也”[3]201。章太炎这篇沁人肺腑的政论,对于批判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谬论,启发人们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意识,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以报刊为阵地、以笔为武器发表了大量论政文章,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的启蒙宣传,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对封建思想、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人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6个方面的要求,号召青年人自觉奋斗、追求解放,以摆脱中国数千年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无论是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还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他们都借助报刊,讲民主,论科学,启新智,立新人,引导舆论,积极推动社会进步,自觉地担当起文化和思想重建的任务。这时期,救亡思想、国家意识、民族观念成为人心所向、势如破竹的舆论狂澜。

2 “指点江山”:青年毛泽东办报论政的发展轨迹

近代资产阶级文人以及新文化运动中进步知识分子以报论政、以报参政的言行给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以很大影响。早年读书时,毛泽东就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书报,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同盟会的《民立报》。梁启超那些脍炙人口“带感情”的宣扬思想启蒙的文章,使得毛泽东“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4]22”由衷感叹中国几千年之所以“几蹈于沦亡之惨境,”就是因为“民智之不开”、“国民之愚”[5]1。他在《致黎锦熙信》中这样写道:“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他认为:数千年之历史,“伪而不真、虚而不实”的思想和道德逐渐沉积为传统,“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最终形成了“民智污塞,开通为难”的历史局面[5]73。要救国必有大气量人,以“大本大源”为号召,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在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读到了《新青年》。《新青年》中那些深刻、尖锐、大胆地批判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政治评论、思想评论,让忧国忧民的毛泽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开始成为他心目中崇拜的对象。他十分推崇陈独秀,视陈为当时“思想界的明星”,赞扬他“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5]575,经常阅读并摘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文章中的精彩段落。“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读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6]101”

在五四运动的催生下,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的《湘江评论》于 1919年 7月 14日在长沙创刊,毛泽东担任主编。他在《创刊宣言》中高呼:“世界革命”和“人类解放”的革命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的,这“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所以,“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5]272。在《湘江评论》总计刊发的80余篇文章中,毛泽东共撰写了36篇。这些文章主要宣传世界革命、人类解放的新思潮,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情况,评论世界大事,揭露帝国主义本质,宣扬科学与民主,实行“民众的大联合”等。

《湘江评论》被反动军阀查封后,毛泽东应邀接任《新湖南》周刊总编辑。他继续发扬《湘江评论》的办刊风格,依然坚持批评社会、改造思想的报刊价值取向,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猛烈地抨击。此后,又在《大公报》、《时事新报》、《女界钟》、《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通俗教育报》、《湖南教育月刊》、《湖南通俗报》、《申报》、《民国日报》等十几种报刊上发表文章,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彻底揭露封建宗法制度和专制制度,发起并组织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激励人们向黑暗的封建传统陋习和封建专制制度宣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针对长沙少女赵五贞为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中自杀身亡的悲剧事件,连续发表了“对赵女士自杀的评论”、“赵女士的人格问题”、“非自杀”、“‘社会万恶’与赵女士”、“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10篇评论,极力抨击封建婚姻制度和剥削制度的罪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毛泽东先后在《向导》、《前锋》、《战士》、《中国农民》等报刊上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名论政文章。1925年,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创办《政治周报》,并亲自主编了前4期。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7]3”《政治周报》一创刊,就围绕“为了革命”的宗旨,迅速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中,热情宣传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政治周报》上,毛泽东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等重要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驳斥他们的谬论,给予国民党新右派以有力的回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政治周报》明确了革命报刊的目的及舆论的重大作用,通过大量事实报道和评论,深入宣传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右派,揭示其分裂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文人和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办报论政、以报参政成为青年毛泽东立志改造中国的自觉选择。但是,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启迪下成长起来的青年毛泽东在报刊论政的自觉意识、认识水平、价值取向等方面明显超越了近代资产阶级文人。

3 批判重建:青年毛泽东对近代文人的历史超越

从自觉意识上看,处在由古代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过程中,寓传统的封建思想与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于一体,具有古代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双重特性的近代资产阶级文人虽然关心国事,忧国忧民,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使命,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但毕竟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他们终究是中国专制王权社会的产物,在思想和行动上无法摆脱封建王权赐予他们的“奴仆”心理。在封建专制腐败导致国家陷入危亡的时刻,他们敢于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进行尖锐的批判,但同时又依附并维护当权者的利益,缺乏现代真正意义上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的那种宏大胸襟、坚定的独立人格与执着的批判意识。如“引领时代”的梁启超对下强调对民众的教化,对上强调沟通分割的君臣关系,以期“去塞求通”。他看到了破除奴隶性和个人自由对于增强民族活力的重要性,发出了“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呼喊,却又千方百计证明自由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君主专制社会,老百姓习惯于专制制度而没有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如果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必将导致秩序混乱、国将不国。

少年时期就具有叛逆性格的毛泽东,其成长过程具有鲜明的独立意识。他认为:“我们住在这个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做奴隶,这话殊觉不错。[5]338”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历数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皇帝’。[5]359”改变奴隶命运和面貌的希望在于“新民”,而“新民”须突出自我,张扬个性,做到“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不被“强有力者”所控制。他的公开宣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5]356”体现了毛泽东独立不惧的无畏气概和极度张扬的个性。这种精神个性,不依附封建王权,独立行事,不被“强有力者”所控制,彰显现代人的自觉意识,远远高于资产阶级文人。

从认识水平上看,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其文化核心是“礼”,长期以来的宗法等级、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制度意识渗透在每一个忠君爱国的文人细胞里。主张变法的资产阶级文人希望在维持封建专制制度、保留皇帝权威的基础上通过清政府发动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和资产阶级最突出的民族主义思想家,曾以笔为武器,抨击邪恶,张扬正义,批判改良,倡导革命,但是他既反儒家传统,又依恋儒家传统;既反封建政治专制,又依赖封建政治专制。革命不是推翻封建专制政体,而是要“将土地从异族手里取得,归还旧主人”[8]451,即以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去取代满洲贵族的统治。在看待民众问题上,资产阶级文人同样以封建的思想、伦理、道德为价值取向,视广大民众为等待教化的对象。梁启超曾把《新民丛报》的办刊宗旨定为“开民智”和“造新民”,目的就是要从精神上启发教育国民,使国民日新又新,以期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但是,他在长篇论文《新民说》中却错误地认为,中国积弱被欺的根本原因不在外国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而是由于中国国民素质低下,既无“公德”又无“私德”,缺乏国家思想、义务思想和权利思想,缺乏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精神[9]126。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的大量报刊也都把广大民众视为等待唤醒的对象。

毛泽东虽然深受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其论政认识在成长过程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是随着近代科学民主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革命斗争实践的深入,他逐步抛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思想认识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曾试图在蜂拥而至的西方思潮中寻找改造社会的良方,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自由、共同劳动、生活和谐的社会。为此,他曾在《湘江评论》上介绍过日本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在如何改造社会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民众大联合,“列起队伍”向强权做持续的忠告运动,进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经过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后,毛泽东的政治见解发生了根本变化。在1921年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毛泽东提出:“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而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0]23”可见,这时的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无疑超越了“尊皇”、“保皇”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具有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看待民众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民众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最主要的角色,是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任何新的社会力量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联系广大民众,否则,其所做的一切,都将难有所成。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明证。“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幸(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5]355”毛泽东对“民众”的高度重视,与资产阶级文人将民众视为圣贤启迪、拯救的对象有着天壤之别。

从价值取向上看,近代资产阶级文人在借助报刊评论国事的同时,还以此为手段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以梁启超为例,作为新闻学家,梁启超的报刊活动渗透着大量政治内容,呈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作为政治家,梁启超又以报刊评论家的姿态频频活跃于中国上层社会舞台。梁启超办报的主张是“去塞求通”、“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他一生从事报刊活动27年,先后创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17种报刊。他利用这些大众传媒,积极宣传政治民主制度,推进变法维新和社会改良,鼓吹新民学说。办报是手段,参政才是目的。与古代文人并无二致,崇尚读书做官、济世安邦的梁启超在国家陷入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与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创办“强学会”,上呈《变法通议》,联络孙中山,出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由资产阶级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无论是评政治,还是干政治,梁启超一直孜孜于“国务大臣”,问政国民,辅助决策,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

具有现代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毛泽东办报论政、“以报参政”活动,则把目光投向中国下层社会,面向广大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和具体的斗争实践。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接手《新湖南》,主笔《政治周报》,在《新青年》、《大公报》等十几种报刊上发表论政文章,宣传新思潮、新学说,激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热情,鼓吹“民众大联合”的革命形式,热情宣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其报刊活动同样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以报参政”取向。毛泽东崇尚实学,注重研究改造中国“能见之于事实”的“有用之学”。他以游学方式考察湖南农村社会,主持校友会,主办工人夜校,创立新民学会,两访长辛店,组织领导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湖南自治运动,与张百龄等创办“平民通讯社”,领导驱张运动,参与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和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等运动。在上述政治活动中,毛泽东始终注意引领社会公共舆论,引导青年人对中国情况进行周密、切实的调查研究,“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5]334。在实践中学会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斗争中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学会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社会、认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团结人民群众共同致力于改造中国的革命斗争。

[1]孙志.新闻史学专家方汉奇数大公家珍[N].大公报,2002-06-12(3).

[2]章士钊.苏报案纪事[G]∥章士钊全集:第1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3]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毛泽东.毛泽东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写组.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6]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7]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8]鲁迅.略谈香港[G]//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0]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Literati on Politics”:Realization,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Young Mao Zedong

WANGZhiwei
(Dept.of Chinese Literature,Lianyungang Teacher’s College,Lianyungang 222006,China)

In order to realize their political aspiration,bourgeois literati in modern China always insisted on the concept and tradition of“literation politics”and“rewarding country through remarks”.On the basis of these ideas,they actively involved them ass media and end eavoured to reveal thoughts such as political reform,and democratic republic.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 and differences of Young Mao Zedong,w ho cared for his country and people and determined to reform society,and the modern bourgeois scholars who“talked about politics through running a newspaper”or“participated in politics through newspapers”.It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although deeply influenced by modern bourgeois literati“literati on politics”,Young Mao Zedong surpassed them in consciousness,level of awareness,and value orientation.

literati on politics;participate in politics through newspapers;Young Mao Zedong;inheriting traditions;historical transcendence

A 715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2.01.002

1673-1646(2012)01-0006-05

2011-09-24

王志蔚(1961-),男,教授,从事专业:毛泽东文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