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玮,李政勤

1917年北京政府“收买存土”案研究*

张 玮,李政勤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近代中国毒品泛滥成灾,危害严重,中国人民为抵制烟毒进行了不懈斗争。这一斗争到民国初年有了新的发展。1917年北京政府与西方“洋药公所”签订收买存土合同,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大惊,社会各界群起反对,最终迫使政府在上海销毁全部存土。在收买存土案的解决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禁烟禁毒的主力,报纸等媒体舆论宣传和监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政府收买存土案是我国近代禁烟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影响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禁毒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政府;烟土;收买存土;禁烟

近代中国鸦片烟毒泛滥成灾,广大民众深受其害,禁烟禁毒团体的斗争从未间断过。民国初期,禁烟斗争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各界强烈要求彻底禁烟,以根绝近百年来国人所遭受的烟毒之祸。然而,在1917年北京政府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洋商达成收买上海存土的协议。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反对收买烟土,批评政府的丑恶行为。最终,北京政府迫于民众的压力不得不做出将上海存土全部销毁的决定,存土案到此结束。北京政府此次收买存土案是民初禁烟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禁烟史上亦具有重要意义。

1 北京政府“收买存土”之背景

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禁毒热潮,打击英国的鸦片政策。1910年,在美国的倡议下,万国禁烟会于上海召开,第一次将鸦片贸易当成肮脏交易予以批判,致使英国政府无法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的禁烟运动。1911年,第一次海牙国际禁烟大会召开,美、中、英等12国参加并签订了《海牙禁烟公约》,从而为中国禁烟运动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同年,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英禁烟条约》,条约规定若中国境内实现烟土禁种、禁运、禁售,英国政府即停止从印度向中国输入鸦片。在此情势下,中国政府积极在国内推行禁烟政策。然而,“洋药”(即鸦片)商并不甘心退出中国市场,为维护自身利益,其以洋药为“各省禁烟政令所阻,不得销售,私滞颇多,而各省乃随时可见私售土药之事”为口实,于1915年诱使北京政府禁烟特派员蔡乃煌与上海香港洋药商行订立“苏赣粤三省准销洋药合同”[1]。其要点大致如下:①因三省尚未实现禁种、禁吸,准洋商在此于1917年3月31日前销售6 000箱烟土;②洋商每销一箱烟土可返还中国政府3 500元,以补助中国政府在三省查禁私土经费;③政府须切实查禁三省私售土药。该合同实际等于中国政府为洋药在三省销售扫清了障碍。但是,其显然与北京政府于1913年在全国开始执行的禁烟令(即禁种、禁运、禁售、禁吸的禁烟政策)相抵触。全国禁烟会明确指出:“此次所行禁烟办法……名曰查禁私烟,实则督销洋烟。”严厉抨击政府行为,要求严惩有关人员。由于全国人民一致抵制,上海洋商到1917年1月仍有2 100余箱烟土无法售出。眼看鸦片贸易期限即将来到,洋商遂向北京政府提出展限请求,要求延长销售日期。时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立即通电指出:“洋药禁期至, 籍同胞有起升希望,吾辈亦有荣施,乃闻沪上奸商又以巨资运动展限,似此谋利害国,令人发指,请力争为祷。[2]5675”以副总统冯国璋为首的北京政府官员均不赞成展限,并提出3种解决存土的方案:①期限届满退回烟土;②收买存土销售并将余利归还洋商;③以公债收买烟土并制成药品发售。针对冯氏的方案,洋商表示退回烟土对己损失太大,声称存土未在期限内售完乃在于“三省尚有私土及帝制发生后各省纷扰,随致销路梗滞”造成,中国政府应对此负责[1]。随后,洋商又劝北京政府收买存土并在收买后自行处理,而政府收土销售却与自身法令相悖。不过,因“洋药公所几欲请英政府出面干涉,施加压力”,北京政府经过权衡乃决定以公债收买并严定制药之用,分10年销售,以售药所得收回债票[3]。

冯国璋于1916年10月22日致电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院,提出解决上海存土办法时就认为“收买存土售药办法比较可行”,一则可照顾洋商利益并免于英国政府外交干涉;二则收买烟土可防止烟土再度流入社会危害国民;三则用公债收买可使国家免除财政压力,故向政府建议此法。25日,黎元洪即回电要求国务院审议,国务院则交财政部审核。29日,财政部称收买存土办法已经国务院会议议决通过,并委托冯国璋与“洋药公所”进行谈判。1917年1月28日,双方正式签订“收买存土合同”,主要内容为:①中国政府到1917年3月31日为止将上海“洋药公所”未售存土全额收买,每箱价银8 200两;②所买存土专供制药之用;③价银由中国政府以公债票支付并以印花税收入为抵押;④偿还办法以第6年开始每年偿还20%,第10年还清。1917年1月29日,双方又签订了“收购存土第一次补充合同”,规定价银由中国政府以1912年6厘公债票支付[2]5676。

2 中外社会各界之反应

2.1 媒体之报道

1)国内报纸之抨击

民国初年,报纸是民众了解国家大事的主要媒体。对于此案,国内报纸(北方以《大公报》为代表、南方以《申报》为代表)进行了大量详实的报道:前者在1917年2月至1919年2月两年期间发表各种报道或评论60多篇,后者则多达90多篇。两报勇于揭露案件真相,批评政府官员腐败不堪。例如《大公报》于1917年2月22日发表题为《怪哉!冯副总统之收买鸦片》社论,严厉批评冯国璋身为副总统竟干出如此祸国殃民的勾当,指称“冯公半世令名为区区洋药断送尽矣![4]266”《申报》则奋力引导国人抵制政府收买烟土行为,表示“愿中国人民自以实力阻止任何官僚,不许其燃已死之灰,贻国民之患而谋取造孽钱也。[5]”国内报纸积极发挥舆论媒介效应,还事实于民,猛烈抨击政府的可耻行为,引导全国人民抵制收买合同,对迫使政府销毁全部存土发挥了重要作用。

2)西报之揭露

西报在此次北京政府收买存土案中亦同样予以了大量报道,指责北京政府的卑劣行为。从该案案发到结束的两年多时间里,《文汇报》、《字林报》、《英文汇报》、路透社等西报或媒体自始至终关注此案,并给予了详细的记载和报道。据1917年2月9日《申报》报道,《文汇报》系第一家报道收买存土案的报纸,此案一经报道,各地报纸纷纷聚焦此事并大量报道。《申报》在同月25日又报道:“今日英文京报登载买土事,竟占报纸六栏之多。[6]”可见西报对于此事之重视。《字林报》更以大量事实揭露案件真相,称政府在收买存土中大获其利,其中所获利益部分作为冯国璋总统竞选经费,其他官员亦多有分摊。该报还揭露政府收买存土后欲转售某公司,准其在国内销售。此消息一出,舆论“视此举为北京官僚天良丧尽之表征”[7]。西报无情揭露案件黑幕及官员腐败现象,引导社会舆论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在迫使其取消合同方面功不可没。

2.2 参众两院议员之质询

政府收买存土之事甫经披露,参众两院议员就频频提出质问,要求政府有关人员出面说明情况。如参议员丁世峄认为“政府收买存土有污国体”,要求政府取消收买合同[8]。参议员张伯衍等数十人则指出政府以公债收买存土实属违法,而冯国璋与洋商订立合同更属侵权,并因此质问:“若销售药品之款不敷抵还公债之数,所发债票应由国库承担,以增加国库负担之债票不经国会议决擅自发行,是违背约法之规定;副总统本无对外职权,且于政治上不负责任,以无此职权不负责任之副总统竟与洋商签约,微论有损尊严致伤国体。[9]”众议员陈邦燮则称“本席以为存土实行制药一层,实背中国刑章,而远销外国一层,又违背万国公约,此种议案断无成立之理。[10]173”李自芬、章士利等25人联名向政府提出质询书,批评政府此举乃是“糊涂行为,行为鬼蜮,无论如何辩护终无以缄天下人之口,释天下之疑。[11]”参众两院议员同时向政府施压,使之不能不在此问题上有所顾忌。

2.3 禁烟团体之反对

收买存土合同签订后,各地禁烟团体广泛活动,拟商应对政府收买存土办法,并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要求取消合同,销毁烟土。例如1917年2月11日全国禁烟联合会致书财政部,批评政府“利用烟商小费,不惜以全国人民负担之公债购买余存烟土,似惟恐人民得以早脱此毒,实为恨事,亦为仁人志士所不忍。[12]”2月13日,万国改良会在上海召开禁烟大会,中外人士500余人参加,全权代表在大会上提醒国人“鸦片为中国之巨害,极宜上下一心,力除烟毒”,并建议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取消合同[13]。2月15日,中华国民禁烟大会在上海成立,宣布以“请愿国会敦促政府取消存土之约,务使烟禁如约禁绝”为宗旨[14]679。禁烟大会成立后,连续派员与各地禁烟团体接洽,并请各团体分别致电参众两院,要求取消收购合同;同时派人分赴各地演说,如俞国桢在上海演说中称:中国近代第一次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孙文等人之力,第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复辟是蔡锷等人之力,“今第三次革命属推翻鸦片,其责应属之全国国民。”2月26日,北京禁烟会召开干事会,一致要求坚持扫清烟害,反对收买存土之举;决定推举干事安铭君与政府有关人员进行交涉。3月14日,福州各禁烟团体开会通电反对收买存土,决定致函国民禁烟大会询问此事详情,并起草致参众两院请愿书以请求国会取消收买存土合同[13]。奉天省议会亦反对收买烟土,指称“收买烟土伪称制药即犯刑律,亦祸民生,奉民誓不承认。[15]”3月26日,国民禁烟大会再开,会议提出政府收买存土实系祸国殃民之举,决定派代表进京“吁请政府,请愿国会,并向检察厅起诉”,并决定调查收买存土黑幕以布告天下[16]。除此之外,国民禁烟大会还印刷反对收买存土的各项文件分发各禁烟团体和政府官员,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禁烟团体积极展开活动,国内掀起一股反对收买存土,彻底实现禁烟的浪潮。

2.4 西方国家之干预

北京政府收买存土一案立即引起外交风波。美国政府训令其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声称“美政府获悉中国政府将收买存土……此事与海牙禁烟条约精神相违背……美国政府认为此举对于中国扫除烟毒所得良好效果有很大损害”,希望中国政府取消合同[10]174。收买存土消息在伦敦各报登载后,英国各界“议论纷纭,词颇酷烈”[14]684。中国驻英使馆遂希望政府“宣布我之始终严禁鸦片政策,以释群疑”。同时,英国驻华使馆亦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指责北京政府的做法违背《中英禁烟条约》有关协定。在此之下,北京政府显然不敢公然违背《海牙禁烟公约》和《中英禁烟条约》继续进行鸦片交易,从而为存土案最终解决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3 “收买存土”案之解决

面对各界的批评与质疑,北京政府副总统冯国璋声称收买存土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①可以制成药品发售;②禁烟期限之日尚有大量存土不能售尽,加之私土充斥市场,完全实现禁烟很难;③英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迫不得已收买存土。然而,这些原因显然不能掩饰政府官员从中渔利的企图。所以,众议员郭实慈于1917年3月29日提出议案,“请政府杜绝烟患,万勿以公债收买存土”[17]。随后多数议员赞成此议案并通过决议咨请政府不得收买存土。4月10日,政府派张士源、张一鹏赴上海调查收买存土之事。17日,两人回京后在给政府呈文中明确提出“此次收买价目即与原定合同不符,此项契约应即立予作废。[18]”张一鹏更揭露此案“实乃洋商及王之瑞等串通一气,说与冯氏的结果”,指出政府及官员从中获利甚多[19]。18日,北京政府召开国务会议,议决“先行取消合同,再议办法”[18]。收买存土之事暂时搁议。

1918年,“洋药公所”重新活动北京政府,企图恢复合同。据《申报》披露,洋商“去年运动数次但为反对力所阻,今则花样翻新另有合同。”同时,洋商宣称“如中国不收买存土,则必有国际交涉云云”,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20]。在洋商威胁利诱下,冯国璋于1918年1月8日以大总统名义下令:“禁烟合同期限届满,此案亟宜速办,不能再拖,应由财政总长商同内务总长,共负责任,所有议价事宜,由财政部办理,以资结束。”6月11日,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与上海“洋药公所”签订了“收购存土第二次补充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①政府收买上海“洋药公所”1 577箱存土,定价每箱价银6 200两;②仍以6厘公债票兑现,10年还清。合同签订之后,上海协记制药公司向政府提出包销存土计划,计划在3年内将之在国内销售完毕[10]173。

“收购存土第二次补充合同”及包销计划很快又经报纸披露,社会各界群起反对。1918年9月20日,吴景廉等12名参议员联名提案赞成合同即要求将烟土制成吗啡发售,而议员陈邦燮坚决反对,认为“此全系外国奸商为个人利益关系,不惜违背刑律,违背约章……若果政府答复谓有此事,则两院应依法提出弹劾,弹劾政府之违法。[10]174”其他议员亦纷纷表示反对,后经投票否决了吴氏提案。9月下旬,又有30多名议员联名向政府提出质问,要求取消该合同。同时,禁烟会又通电指责,商会、学界、实业团体纷纷抗议。例如9月5日,朱葆三等人组织“上海中外联合拒绝指销存土会”,集议共同拒绝指销存土办法;9月7日,中华民国建社会、上海总商会、环球中国学生会等17团体在上海召开拒土会,宣布将四处演说,宣传禁毒,“不达拒绝烟土之目的,绝不罢休”。张一鸣等人在上海发起拒土公会,通电江、赣、鄂、浙四省请求拒绝销售存土。上海教士会、维持会一致通电反对收买存土,决定通知各华人教会注意防范烟害复炽,用文字鼓吹舆论以唤醒国民禁烟意识,致电英美两政府请求两国协助中国根除烟害。此外,上海教士公会、妇女青年会、精武体育会等团体都召开会议,表示坚决反对收买存土行为。上海宝山县教育会、农会、商会联合致电政府,认为收买存土“阳以制药为名,阴收专卖鸦片之利,自杀政策,莫过于斯”。奉贤县农会致电政府指出:“苏销存土,六十县受其毒,禁烟成绩毁于一旦。[21]”在社会各方压力下,北京政府于11月19日经内阁会议决定将上海存土1 200箱全部销毁。12月3日,总统徐世昌令内务、财政两部查明存土的确切数字,除已销售者外,其余全部收回尽数销毁。1919年1月,他又任命张一鹏为禁烟特派员前往上海监视焚土情况。1月8日至15日查验第一批存土,17日开始焚烧,19日焚完。21日至24日查验第二批烟土,25日至27日焚烧完毕。至此,全部1 200余箱烟土全部销毁。北京政府收买存土案最终以国民禁烟的阶段性胜利告终。

4 “收买存土”案背后之问题

4.1 北京政府及其官员贪污腐败

北京政府收买存土理由之一是制成药品发售,然当1917年合同签字时上海尚有存土2 100多箱,而将如此多的鸦片制成药品发售恐怕就算全体国人每日服用此药在10年亦销售不完。实际上,北京政府准备将鸦片转售给名为“协记制药公司”的企业,由其来销售存土而非制成药品。据《申报》披露,“确可信所谓公司者,实乃中国官僚之结合团体,纯为投机商业之作用,其筹划已久之目的乃欲经营洋商在条约上所不许经营之贸易,并享受十年前鸦片洋商所已享之厚利而无洋商所遇之种种限制。[20]”事实表明,北京政府从“洋药公所”收购存土每箱价银为6 200两,却欲以8 000两转售,每箱渔利1 800两;或者说,政府以公债收买存土并通过转销方式从中渔利,而将祸国殃民的烟土继续留在国内销售,这充分显示了北京政府之黑暗腐败。

不仅北京政府在这笔肮脏交易中获利,其官员同样从中渔利不少。王云五当时是继蔡乃煌之后的禁烟特派员,在调查存土案过程中发现前任对于“洋药公所”按洋药价格5%所给回扣隐瞒不报并由此私吞五六十万元,于是向上司揭露其中弊端,要求参与回扣分赃且最终获得3万元奖金,而事后竟称:“在此举中,我以个人可独得五六十万元换取全体人员共得十万元左右……个人因此而心安理得。”实际上,王云五“靠贩卖鸦片,搞了很多钱,大约有几十万之巨。[22]60-61”作为禁烟特派员不知力除烟毒却大发国难财、鸦片财而谓之“心安理得”,实乃丧心病狂,彰显了政府官员的腐败不堪。另据英国《文汇报》透露,北京政府收购存土表面价银6 200两一箱,实则洋商仅得5 100两,官员乃以每箱渔利1 100两作为留此毒物继续祸害国民的代价,而“冯代总统与段总理皆在其列”,回扣总数约160万两[20]。这无疑是对北京政府禁烟政策的莫大讽刺。

4.2 洋商及英国政府的对华侵略本质

在收买存土前后,“洋药公所”利欲熏心,多次活动北京政府,贿赂政府官员。如《申报》曾披露洋商曾“不惜重资派人入京运动当轴,希冀展限”[23]。洋商为维护在鸦片贸易中的地位,用尽伎俩,尽显其丑陋嘴脸;英国政府暗中支持,力图维护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严重违背了国际禁烟精神。

在《中英禁烟条约》即将到期之时,洋商不甘心退出中国市场,暗中引诱中国政府对存土实行包销计划;后又以巨资贿赂官员,要求政府展限,并将“鸦片价格进一步抬到黄金水平,相当于同等数量白银的数倍(约相当于7倍)”;最后诱使中国政府签订收买合同,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自己的利益。英国政府表面上表示对收购存土一事并不知情,甚至批评中国政府的行为;实则早在1915年其驻华公使就多次向中方发出照会,向北京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要求妥善解决上海存土问题[10]173。收买合同签订之后,英国政府表示既不承认又不干涉,实则若无其支持而单凭“洋药公所”力量是不可能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即使能够达成亦不会要求政府以每箱6 200两白银的惊人价格收买。英国政府暗中支持英商的鸦片贸易严重违背了《中英禁烟条约》和《海牙禁烟条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5 “收买存土”案之意义

通过对有关史实的梳理与分析,笔者可以从此案中得到以下几点教益或经验性认识:

1)人民群众是禁烟禁毒运动的主力。在收买存土案过程中,全国各地积极组织了许多禁烟会、拒土会,参加者有教育界人士、商人、工人、银行家、青年学生、体育界人士、宗教界人士以及妇女等,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到处演说,广泛宣传烟毒危害,抨击政府行为,极力推动禁烟政策执行,始终战斗在抵制烟毒第一线,在整个案件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禁烟运动中充当了主力军,为禁烟斗争做出了突出贡献。

2)报纸等媒体的舆论宣传和监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政府收买存土到成功销毁存土过程中,报纸作为主要媒体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当时中国大小报纸均对此进行了大量深入报道,积极揭发案情、发表评论、批评政府官员、倡导彻底禁烟,代表了人民呼声,将政府置诸舆论的浪尖风口之上,既为存土案的成功解决起了推动作用,又为以后的禁烟斗争提供了有益经验。

3)北京政府收买存土案的最终解决是国际禁毒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际禁烟运动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或者说,1919年北京政府在上海将全部存土1 200余箱彻底销毁对亚洲及周边国家禁烟运动起了示范作用,促进了周边国家的禁烟运动,亦打击了英国的鸦片贸易政策。同时,此次事件表明中国禁烟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其与林则徐虎门销烟一样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自强自立的重要一页,是中国禁烟斗争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1]副总统发表收买存土始末[N].申报,1917-2-24(6).

[2]曲义伟.中国禁史[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3]西报记中政府收买存土之原因[N].申报,1917-2-11(3).

[4]张立真.冯国璋真传[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9.

[5]再纪收买存土之证实[N].申报,1918-6-14(10).

[6]政府收买存土四志[N].申报,1918-6-15(10).

[7]外电评收买存土[N].申报,1917-2-25(6).

[8]参议院质问收买存土详情[N].申报,1917-2-25(3).

[9]收买存土之再质问[N].申报,1917-3-27(10).

[10]齐磊,胡金野.中国禁毒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11]阁员报告存土案之质问[N].申报,1917-3-30(3).

[12]联合禁烟会致财政部书[N].大公报,1917-2-11(2).

[13]禁烟大会开会纪事[N].申报,1917-2-14(10).

[14]马模贞.中国禁毒史资料(1729～1949)[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15]奉省议会反对收买存土[N].大公报,1917-4-4(3).

[16]国民禁烟会开会反对收买存土[N].申报,1917-3-28(10).

[17]勿买存土案三读通过[N].申报,1917-3-30(10).

[18]阁议员取消收买存土合同[N].申报,1917-4-22(6).

[19]烟土案调查员所述之真相[N].大公报,1917-4-19(2).

[20]收买存土问题之证实[N].申报,1918-6-13(10).

[21]宝山奉贤各法团拒买烟土[N].申报,1918-9-3(10).

[22]郭太风.王云五评传[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23]收买烟土案之最近消息[N].申报,1917-2-15(6).

On the Case of Beijing Government“Purchasing the Remaining Opium”in 1917

ZHANGW ei，L IZhengqin
（College of History，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 fen 041004，China）

Drugs ran rampant in modern China，and so Chinese people madeunr emitting struggles to resist drugs.In 1917 the Beijing government sig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Hall and bought the remaining opium.W hen the news spread， the Nation startled，and rallied together to oppose the government，and the governmentw as forced to burn all the opium in Shanghai.In the process，people were always the main anti-drug forces，and new spa pers and other media and public op inion supervis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This paper analyzes of the background of this case， the exposed problem s， its inspiration and influence，which will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modern anti-drug campaign.

Beijing government；crude opium；purchase of opium；banning on opium

K 258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2.01.001

1673-1646(2012)01-0001-05

2011-09-22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金资助项目

张 玮(1969-),女,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专业: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