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超杨 江

（1.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庆阳 745000；2.陇东学院外国语学院 甘肃 庆阳 745000）

1868年，随着明治天皇新政府的建立，日本开始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明治维新。通过一系列废旧立新的举措，日本终于跻身资本主义强国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实力大增，日本跟其他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一样，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一战中，日本参加了协约国集团。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更加浓厚，尤其是在田中义一执政期间，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非常明显，气焰也十分嚣张，日本最终成了亚洲的战争策源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宣告投降。在美国先抑后扬的政策下，日本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于1968年一跃从战败时的凋敝状态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这一年，距离日本近代化肇始的1868年，刚刚百年。在这一百年的时间中，日本起起落落，品尝过战争胜利的果实，也吞咽了战败的苦果。不仅如此，这百年也是日本环境公害集中爆发的时间。

根据日本1967年制定的《公害对策基本法》，所谓“公害”，是“伴随着工业及人类其他活动在相当范围内产生的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振动、地面沉降及恶臭所引起的与人体健康或者生活环境有关的危害”。[1]在英文中人们一般都译做“污染”。明治维新时期便出现了以足尾矿毒为代表的足尾、别子、日立和小坂这四大矿山出现的“矿害”——矿毒和烟害。此后，1901年，兵库县的三菱纸厂因为排放的废水污染了渔业而与渔民发生了纠纷；1918年，歧阜县的荒田川纺织、造纸和食品加工业也因为排放的废水而污染了农业、渔业；1922年，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发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患者表现为全身痛与骨折，重症者骨骼明显变形，这便是战后50年代确诊的“痛痛病”；1923年，神奈川川畸的味精厂排污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二战后，日本又发生了后来被列为世界八大公害事件的四起公害，即1959-1967年的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四日市的石油企业在炼油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硫污染了空气，导致该地数十万人患上了哮喘病；1968年3月日本北九州市、爱知县一带的米糠油事件——九州爱知县一个食用油厂在生产米糠油时，因管理不善,致使米糠油中混入了多氯联苯，造成了食物油的污染，数十万只家禽在食用了用污染的黑油制成的饲料后死亡，也使得当地很多居民出现了皮疹、指甲发黑、皮肤色素沉着、眼结膜充血等症状；1953-1956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的水俣病事件——熊本县新日窒水俣工厂排放的含汞污水排入水俣湾，居住在水俣湾周围的居民，因为食用了其中被污水污染的鱼贝而出现运动共济失调、步行障碍、语言障碍等特殊的神经症状；1946-1968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痛痛病事件——主要是三井金属矿业排放的含镉废水造成人们的慢性镉中毒，出现肾脏障碍、骨质软化症等病征。另外四起是1930年12月发生在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的烟雾事件、1948年10月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的大气污染事件、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发生在伦敦的烟雾事件。名震20世纪的世界八起公害事件中，日本独占半壁江山，而且均发生在二战结束后的20年左右的时间内，足见此时期日本公害问题之严重。1967年，日本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由此标志着日本解决公害问题的开始。换言之，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到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大国为止，尽管日本国内多次发生非常严重的公害事件，但日本国并未对此引起高度重视，也并没有采取得力的解决措施，致使公害成为日本国民的百年之痛。缘何如此？这与国际环保氛围淡薄的外部环境有关系，更与日本政府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追求增强实力的功利目标有关系。

1 国际环保氛围的淡薄

众所周知，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前，英法德美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开始了本国的现代化事业，而且这些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后来的发展历史上，同样出现过严重的环境污染。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其煤烟污染最为严重，水体污染亦十分普遍。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的工业中心城市，如芝加哥、匹茨堡、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煤烟污染也相当严重。至于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其环境污染也不落人后。19、20世纪之交，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时人抱怨说，严重的煤烟造成植物枯死，晾晒的衣服变黑，即使白昼也需要人工照明。[2]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对发生在本国的环境污染采取彻底的根治措施，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为了保护环境而放慢经济发展的步伐。所谓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除了发生在日本的四起外，另外的四起主要发生在英国和美国。尽管这段时间的欧美国家，也发生了一系列的环保运动，政府也有针对性的回应，但这种回应明显带有应景、妥协的色彩，欧美国家并未真正认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和环境问题的严峻性。

在英国，19世纪中后期因为水体污染而发生了多次的霍乱，包括著名的泰晤士河也被严重污染。[3]作为一种回应，政府于1860-1875年间颁布了一连串关于食品饮料标准、环境卫生、健康和居住条件的法令，如1863年颁布的《碱业法》、1876年颁布的《河流防污法》；1890年又颁布了关于解决工人住房问题的法律；1909年则颁布“住房与城市规划法”等等。[4]环境问题貌似在政府颁布的法律法令面前迎刃而解，实则不然。二战结束后，英国就发生了一次世界 “闻名”的公害事件——伦敦烟雾事件。它是在1952年12月5-8日因为煤和石油燃烧排放的污染物而造成的大气污染事件，导致4000多人死亡。

美国的情况比英国更具代表性。一战之前，美国国内曾发生过一次非常著名的事关环保问题的大辩论，这便是1905-1913年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赫奇赫奇争论。它是一次是美国人就是否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附近的赫奇赫奇山谷修建水库一事而展开的激烈辩论。争论主要在资源保护主义(Conservation)和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两种力量之间进行。前者以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等官方人士和专家为主，主张为了使用而保护，强调“科学使用”，以减缓有限自然资源的枯竭；后者则以约翰·缪尔(John Muir)等民间有识之士和自然爱好者为主，提倡对自然的保护应尽量保持其原貌，强调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审美价值和道德意义。双方通过各种报刊杂志进行公开大范围的辩论，乃至在国会上双方也都发生了激烈争论，该争论最终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1913年12月，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了《瑞克法案》，旧金山市最终根据《瑞克法案》，以供应生活用水为名，取得了在赫奇赫奇山谷修建水坝的权利。[5]尽管自然保护主义者依然强烈反对在此修建水坝，但山谷最终未能逃脱被破坏的命运，成为“一片证实了人的昏庸创造的不毛之地”[6]。由此足见此时期政府和相当多居民对环保问题的不够重视。只是到了二战后，尤其是伴随着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所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在1962年出版，越来越多的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人士才对环境问题真正重视起来。据说，该书发行当天就卖了4万册，在全国引起来巨大的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时任总统的肯尼迪后来也开始关注此事，指示科学咨询委员会设立了农药委员会。1963年，农药委员会提出报告，赞同卡逊在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即长期大量使用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会给环境造成危害,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傲慢与无知。1964年，美国议会通过了“联邦杀虫剂·杀菌剂·灭鼠剂法修正案”(FIFRA)。因此，《寂静的春天》被称为“改变了美国的书”之一。[7]该书也被称为现代环保思想的开端。受此影响，1970年4月22日，大约有2000万美国人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藉此表达他们对美国环境的关注和不满。这成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开端。后来，4月22日便成为全世界的“地球日”。美国政府则在1970年12月2日成立环保局。此外，联合国则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由是观之，世界范围内真正重视环保问题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作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国际环保氛围比较淡薄的背景下，虽然日本国内已经发生了多次严重的公害事件，但日本政府并未引起足够高的重视，也就没有采取得力的解决措施。

2 强调经济增长、追求增强实力的急功近利

1868年到20世纪初，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主宰了整个世界，这些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实力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角逐更多的权益。处于这样一种不利国际环境中的日本，本已闭关锁国多年，但在美国军舰的大炮面前，不得不把国门向西方世界开放。这便是著名的佩里叩关事件。此时的日本，如果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加注意，日本便很可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在这样一种险恶环境中生存的日本，只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增强本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才能避免成为西方列强的蚕食的对象，舍此别无选择。所以，日本国内便有了明治维新期间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革新宗旨。事实证明，日本政府的这些举措的确增强了本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保障了本国的安全，也使得日本最终没有像中国一样沦落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不仅如此，日本奋起直追，最终在20世纪初挤进了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林，与其他资本主义列强共同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当然，这种成就的取得是以日本国内出现公害为代价的。此时的的足尾矿毒，危害之大，影响之远，实属罕见。足尾铜矿位于东京附近的群马县境内，1885年转由古河氏财阀经营后产量大幅度增加，由于在精炼时会产生大量对人体有害的二氧化硫和重金属粉尘，所以伴随着产量的增加，污染亦随之增加。排放的废气污染大气，造成周围树木枯死；大量的废水排入河道，造成人畜中毒。此外，为了提供炼铜所需燃料而大肆砍伐树木，致使森林消失和水土流失，进而导致周围农田板结化，产量降低，引起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多次暴雨洪水造成废水频繁外泻扩大了受灾范围，使得该地区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迅速提升。严重的矿毒激起当地居民的强烈反抗，多次发生由当地出生的国会议员田中正造领导的请愿示威活动，但都无果而终。1899年，抗议运动在川俣遭到军警镇压，并以暴乱罪起诉部分抗议群众。1901年，田中正造苦于无力回天，便以死抗争，手执诉状，冲向天皇的马车。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民众和舆论的关注，政府被迫同意改造该地区环境，但该矿直到1973年才关闭，污染的影响仍在延续。[8]

一战结束后的日本，虽然跻身战胜国行列，但实力还远远不能跟英法美相媲美。为了在列强纷争的世界里攫取更多的权益，日本很快就走上了扩军备战的道路，环境保护自然会让位于经济发展，自然要服从于增强本国实力的目标。二战结束后，日本因为是战败国家，所以不得不接受美英的联合占领，事实上则是处于美国的单独占领下。随着冷战的很快发生，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占领之处的压制政策转变为积极扶植的政策。日本的吉田茂政府和后来的池田勇人政府都把发展经济当做头等大事，尤其是池田内阁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行倾斜生产方式，重点扶植日本的钢铁、化工、石油等产业。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日本便从战败初濒临破产的境地中转危为安，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工业大国。与此同时，这也是日本公害频频发生的时期。前文提过的四日哮喘、水俣病、痛痛病、米糠油事件等四大公害，均发生在此时期。这与日本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追求增强实力的急功近利目标休戚相关。

当然，作为一个影响深远、危害严重的问题，日本环境公害的产生，还有其他多种因素，比如工业区的高度集中，人口和工业企业绝大部分密集于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全国70%的人口也都集中在这个地区；[9]日本特有的政党、官僚和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保证了经济快速发展，但对公害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10]科技导入政策导致环境问题；[11]产业结构本身不够优化，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本身都是易于产生污染的。但是，国际环保氛围不浓厚和国内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急功近利思想是导致公害出现的关键原因。

［1］包茂红.日本环境公害及其治理的经验教训[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10)：51.

［2］梅雪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考察[J].世界历史，2000(6)：21.

［3］梅雪芹.19世纪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初探[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0(3)：106.

［4］梅雪芹.19世纪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初探[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0(3)：108.

［5］胡群英.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的首度交锋：20世纪初美国赫奇赫奇争论及其影响[J].世界历史，2006(3)：14.

［6］侯文蕙.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M].东方出版社，1995，97.

［7］[日]岩佐茂.环境思想的先驱：蕾切尔·卡逊[J].冯雷，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2)：37.

［8］包茂红.日本环境公害及其治理的经验教训[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10)：51.

［9］朱飞飞.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的环境污染及其治理[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08，11.

［10］包茂红.日本环境公害及其治理的经验教训[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10)：52.

［11］初晓京，金传宝.日本环境公害的原因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S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