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峻茹

（西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500）

1 伽达默尔哲学阐释论的三大原则

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论观点集中在其作品 《真理与方法》中所提出的三大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效果历史。

理解的历史性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 “理解总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阐释的主体（读者或接受者）还是客体（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因此有其无法消除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而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性，而是去正确的适应和评价它。”[1]

视界融合。理解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包括其中的理解主体（理解者）和理解客体（文本）都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两者都有各自的视界，视界即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两种视界由于时间和历史的原因存在的各种差异在理解过程中是无法消除的，此时，伽达默尔便主张，在理解过程中，应该实现上述两种视界的交融达到“视界融合”，使文本与理解者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视界。[2]

效果历史是伽达默尔阐释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保罗-利科尔认为，“历史意识的理论是伽达默尔对人文科学基础进行思考的最高成就。”[3]“效果历史”贯穿整个理解活动，“我们应当承认，在一切理解中，不管我们是否明确意识到，这种效果历史的影响总是在起作用。”[4]伽达默尔认为，“艺术作品是包含其效果历史的作品”。[5]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文本是具有开放性的，这样就为不同时代的读者理解不同的作品提供了可能性。

2 从伽达默尔哲学阐释论原则看 《铁路边的孩子们》中译本

2.1 理解的历史性在《铁》中译本中的体现

理解的历史性在伽达默尔看来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理解的历史性不可避免的存在于理解过程中。《铁路边的孩子们》由作者内斯比特写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英国经历完第一次工业革命，国内生产力高速发展，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强，进而成就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此时的英国面临德国与美国的强劲追赶，第二次工业革命没能像第一次工业革命那样使英国牢牢的坐在世界霸主的位置上安详的享受其带来的成果。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让德国与美国以强劲的势头赶超了英国，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复存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由世界多国共同分享。《铁路边的孩子们》这部儿童小说就写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虽然受众是儿童，作者的写作意图及揭示的社会面需要顾及儿童读者，但存在于作者脑海中的社会大背景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流露进了作品之中。在将这部小说引进中国时，已是21世纪，各方面的环境已与以前有了明显不同，作为21世纪的译者，存在其脑海中的包括学术修养在内的各种因素也与作品所写于的年份截然不同。原著作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受到当时当下的环境所影响，译者在翻译其作品时进行的理解过程也受当时当下的环境等各类因素影响，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理解的历史性。误读也好，偏见也罢，都是时代对理解造成的产物。

2.2 视界融合在《铁》中译本中的体现

“视界融合”是伽达默尔对于理解过程的本质的解释，理解过程就是译文与译者各自的视界的相互融合。视界融合一头连接着“前见”，一头连接着“效果历史”，是理解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伽达默尔认为，“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个事实，即它决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决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界。”[5]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即在翻译中，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作者的初始视界，从而领悟作者的本意。[7]在《铁路边的孩子们》进行中译的过程中，原著作者本身有一个视界，译者也有自己的视界，在进行理解的过程中，两种视界发生了碰撞。可以说，译者翻译《铁路边的孩子们》的过程也是寻求情感上接近原著作者的过程，即便要在感情上接近作者，也不能排除个人视界对其的干扰。翻译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冲突的场所。[8]在这一冲突场所中，《铁》的译者与原著作者的两种视界相互对撞，原著作者的视界停留在那里，译者的视界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状况会不自觉的生根于译者的脑海，译者就是带着如此的视界进入原著的理解及翻译过程的。

2.3 效果历史在《铁》中译本中的体现

有了前面两个因素，即理解的历史性与视界的融合，效果历史就呈现在了世人眼前。由于理解的历史性，《铁路边的孩子们》在进行中译时，译者带着自身的特有的理解进入了理解过程，现在已不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译者大多是依靠当时当地的环境因素造就的自己的理解，这难免与原著作者试图构造的理解模式不同，这就是理解的历史性的使然。译者带着理解的历史性这一因素对《铁路边的孩子们》的原著作品进行了理解，然后进入到视界融合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又碰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视界，即原著作者的视界与译者世界的不同，这一不同需要通过译者努力接近原著作者的视界来使理解及翻译的过程达到实现，这样才能理解原著作者想表达的原意，进而顺利的展开翻译工作。若这一阶段中，译者坚持用自身的视界进入原著之中，那得出的必然是与原著作者所期许的皆然不同的理解结果。有了这两个阶段的存在，译者通过了理解的历史性和视界的融合之后，效果历史便呈现在我们面前，即译作《铁路边的孩子们》便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3 结语

“翻译是一种解释，解释的过程极富主观性，因为意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物，是读者通过文本的中介在与作者的对话过程中生成的，是在主体间的互相作用过程中生成的。”[6]翻译之中涉及的诸多因素，理解的历史性，文本的开放性，理解过程中视界的融合，以及最终效果历史的呈现，都是翻译研究中所遇见的问题。伽达默尔对这些问题提供了系统性的研究，其研究框架性与结构性极强，如今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论已成为翻译研究有效的方法论，在结合其哲学阐释论的前提下，翻译研究必能再上一步台阶。

［1］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6).

［2］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A]//《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 1949-1983[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洪汗鼎.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洪汗鼎,译.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5］Gadamer,H.G.Truth and Method[M].New York:The Continum Publishing Co.,1975.

［6］吕俊.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外国语,2000(5).

［7］谢天振.作者本意与文本本意[J].外国语,2000(3).

［8］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刚要[M].上海:三联书店,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