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斌韩燕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合肥 230009； 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1）

党的十七大“又好又快”命题的提出，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观深刻演变的产物。它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快好省”的提法相比，“好”字首次排在了“快”字之前。这一变化，深刻地记录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历程，鲜明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经济发展理念的重大变化。深入剖析毛泽东发展观，特别是他以“快”为特色的关于社会发展步骤的安排，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从注重经济增长方式到注重经济发展方式这一认识上的嬗变，以及科学发展观对于毛泽东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

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快速过渡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革命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构想。通过民主革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 （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1］1375。这是毛泽东对社会发展步骤的第一次安排，这个设想也被当时中共的领导层所普遍接受。

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近三年的恢复和发展，民主革命遗留的各项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接近尾声，新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生产力水平仍很低下，急需通过实现工业化来迅速提高生产力；同时，在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在新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有利时机，毛泽东决定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他改变了原先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构想，提出了马上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设想。

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原来估计的10年或者更久以后才开始过渡。他的想法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和进一步阐发。中共中央认为，明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任务，着手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会议之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完整、准确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指出，“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2］700－701。12 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个提纲，标志着党和政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终确定。

历史已经证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适时的”［3］108。这个决策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它改变了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进程和状态，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大改造”彻底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4］

应当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特殊性，体现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辩证统一，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实施，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个以跨越为思想底蕴的政策，还是注重了“快”，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好”，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实施方面，虽然毛泽东一直强调“一化”与“三改”同时并举，“绝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绝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5］432，但是由于对生产关系的过高看重，使得在“三改”上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二、以“速度”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在毛泽东的发展观中，“快”始终占据主要的位置。这个“快”，又被称为“赶超思想”。毛泽东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6］341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是并不意味着建设速度可以放慢，时间长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低，路程远。而正因为如此才不能有半点懈怠，相反地是需要放开脚步，加快速度。毛泽东认为，由于生产力落后,“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理由的”，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一定要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要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7］88-89

在50年代，抗美援朝、“三大改造”迅速胜利，由于推行了“高速度、高增长、高积累、高指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个年轻的共和国里出现了一个持续高增长的年代。特别是总路线的实行，使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创造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奇迹，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日本、香港、台湾和南朝鲜，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就连当时一些西方国家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在国际上，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有一种把在经济上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发展的目标的普遍现象。二战结束后，苏联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得到恢复，到50年代中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且在科学技术的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些对毛泽东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想学苏联的样子，走一条“赶超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之路。在这样的情况下，赶超战略在中国开始向非理性的方向偏离，开始单纯强调“快”了。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以“速度”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为了达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跃进目的，毛泽东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大跃进”运动。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形式，对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

正如费正清所说的：“大跃进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种模式的一部分。”［8］353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来看，“大跃进”的发动，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大跃进”运动，是试图通过“大跃进”运动，实现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改变中国落后的状况，并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这一点上说，这是它值得肯定的地方。毛泽东以英美为近期赶超对象，以钢铁等几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为标准，以15至30年为期限，这确实鼓舞人心。但是，脱离实际，超过国力，急于求成，造成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这是新中国经济发展中最深刻的教训。对此，邓小平也曾评价道：“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9］116

赶超战略的提出，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求富求强的百年宏愿，而且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压制排斥中国的遏制政策的有力回击。新中国所拥有的人口、国土和资源的优势，加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毛泽东选择赶超战略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国家最初都有一种坚定的自信，相信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和科学文化方面可以很快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0］126后进国家在后发优势机制的作用下，通过不断克服各种劣势，在主要领域变劣势为优势实现经济增长是完全完全有可能的。在一篇题为《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中，毛泽东曾充满激情地说：“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但是，“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11］893。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正确处理好“快”与“好”之间的辩证关系。否则，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得到很大发展、反而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

三、四个现代化两步走战略的提出和科学发展观对其新超越

目标与结果相悖，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这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发展战略必须建立在深入了解国情和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探索过程发生失误难以避免。对于“大跃进”失误的原因，邓小平说得十分中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他曾经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12］302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在1958年下半年就开始觉察到了这些问题，并开始自上而下地做说服教育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头脑首先要冷静下来。在这期间，为了更好地纠正所犯的错误，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他号召全国广大干部理论联系实际，学习《马思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阅读苏联新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在学习中，毛泽东对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出现失误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对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通过对“大跃进”失误的思考，毛泽东重新回到正确的思路上来。在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中共中央逐渐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设想。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庄严宣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他明确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指四个现代化），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实现上述第一步任务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工作做好了，再经过大约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可以有把握地使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3］439这是党最早提出的经济建设远景规划，但还在时间上存在模糊性。十年后的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两步走战略的时间界限：“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3］479这个两步走战略，是以明确的时间为标志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阔步迈向世界前列的强烈愿望，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尽管出现过“大跃进”那样重大的失误，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赶超”战略，而是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

“赶超”思想在新中国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昂首挺胸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有着以数千年文明为根基的巨大自豪感的中国人民，是绝不甘心处于世界发展后列的。何况，新中国处于资本主义的全面封锁之中，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于是，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努力赶超发达国家水平，极大地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必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以“快”为主的战略思想的实质。尽管这些举措在今天看来虽然仍有些操之过急，但却为我党以后制定更全面、更科学的发展战略奠定了重要基础，并为实现现代化目标提供了一条富有原创性和启示性的思路。

如何解决好经济发展中“好”与“快”的关系，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关系问题。对于我国来说，没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不可能的，“快”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快”的要求。如果单纯追求快速增长，忽视质量、效益、结构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有可能出现盲目追求高指标，攀比高速度，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结果欲速不达。因此，只有在“好”的前提下，才能实现长期持续的快速增长。

强调“快”的发展观，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程度和水平。囿于历史条件，毛泽东的发展观还局限于经济增长方式上。虽然也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社会综合发展目标。但这个“好”还是在“快”之后的。因此，在处理“好”与“快”的关系时，毛泽东自然把“快”放在第一位。科学发展观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内在要求的。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涵义相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更深刻更宽泛，它本身不仅包含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且还从单纯注重数量的扩张转向既注重数量扩张又注重质量提高；不仅强调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不仅要重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快”字当头，更多地强调的是速度，它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而“好”字当头，更加突出对于效益的注重，它只能通过经济发展方式来实现。虽然仅仅是一个词的变化，但其中有着相当深刻的涵义，它凸显了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科学发展观对毛泽东发展观的超越。

总之，毛泽东的发展观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起到了前导和借鉴作用，而科学发展观又是对毛泽东发展观的继承、深化、完善和发展。二者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成果，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结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从毛泽东的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从追求“快”与“好”，到追求“好”与“快”，这是目标追求背后的治理理念变化，昭示人们将以此为基础构筑新的行为导航系统，走出一条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1-18(1).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 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