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秀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云南 曲靖 655011）

羊祜和贾充无疑是西晋初期活跃政坛的两个核心人物，他们深得晋武帝的信任和重用，出将入相。贾充长期执掌朝政大权，羊祜在外长期担当筹备平吴战争的前方主帅。他们围绕平定孙吴政权这个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纠葛：羊祜是平吴计划的造建者和实施者，而贾充是反对伐吴的急先锋；羊祜至死未能完成他的平吴宿愿，而贾充在筹备平吴之初就请求出镇抗吴前线但晋武帝却不允许，到最后出军平吴时，贾充不愿出征，晋武帝却要强迫贾充担当平吴统帅。所以历来论者都认为贾充与羊祜是仇敌，他们是晋初朝中争权斗争双方各自的领袖。[1]但在泰始七年，任恺、庾纯等为将贾充排挤出朝中执政的位置，说服晋武帝让贾充出镇秦、凉二州军事，就在他们排挤贾充几欲成功之际，羊祜却向晋武帝“密启留充”[2]，由是观之，羊祜似又党与贾充。

羊祜到底是贾充的同党还是仇敌?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羊祜为何要在朝中反对贾充执政的斗争即将成功之际却要向晋武帝秘密启奏让贾充留任朝中。对此前人也有所论述。唐人李德裕“羊祜留贾充论”以为：“任恺、庾尹（暗指河南尹庾纯）以贾充邪僻，欲其疏远，劝晋武帝令西镇长安，惟羊祜密表留之，祜岂悦贾充者哉。良以爱君体国，发于至诚耳。晋氏倾夺魏国，初有天下，其将相大臣，非魏之旧臣，即其子孙，所寄心腹，惟贾充而已。充亦非忠于君者，自以成济之事，与晋室当同休戚，此羊祜所以愿留也。昔汉高不去吕后，亦近于此。……汉高弃之如去尘垢，实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揽权纲，其将相皆平生故人，俱起丰沛，非吕后刚强，不能临制，所以存之为社稷也。”[3]清人王鸣盛有“羊祜亦党贾充论”：“祜一时名德，而党恶乃尔，急功名之士，非道德中人，貌为方雅，岂真君子。以谢安之德量，亦由桓温进身，晋人尚玄虚，名节扫地矣。”[4]

王氏所论太拘泥于名节观念，可置不论。李德裕曾身任宰相，颇晓官场情势，所论最为深刻。在晋初“其将相大臣，非魏之旧臣，即其子孙”的形势下，晋武帝为了集权还须如汉高之留吕后一样，借贾充的威重以揽权纲，这也是贾充等亲信大臣得以长期执掌政权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晋武帝所依托的心腹大臣，却并不像李德裕所言只有贾充一人，除贾充外，晋武帝的心腹大臣还有王沈、裴秀、石苞、陈骞、羊祜和荀勖诸位[5]，只不过是贾充的建晋功劳最大，担当的职权较重而已。

羊祜除了认识到晋武帝可对贾充任用无疑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担心一旦贾充出镇地方，那晋武帝就可能又会让羊祜从平吴前线回到朝廷任职，由此而搁置了由羊祜提出并正在准备实施的平吴计划。因为早在泰始四、五年间羊祜与晋武帝密谋平吴计划并在泰始五年三月羊祜出督荆州之前，晋武帝就有提拔羊祜任尚书左仆射以担当尚书令职权之举，而当时任尚书令的正是贾充。晋武帝以羊祜为尚书左仆射诏曰：“夫总齐机衡，允厘六职，朝政之本也。（羊）祜执德清劭，忠亮纯茂，经纬文武，謇謇正直，虽处腹心之任，而不总枢机之重，非垂拱无为委任责成之意也。其以祜为尚书左仆射、卫将军，给本营兵。”[2](p1014)而这正是尚书令的职权，因为，尚书令才是“百揆之首，乃总齐机衡，出纳朝政，治绩之所由也”。[6]当时贾充虽然代替裴秀担任尚书令，但他在羊祜出督荆州之前，并没有真正履行尚书令的职事。《晋书·贾充传》：“后代裴秀为尚书令，常侍、车骑将军如故。寻改常侍为侍中，赐绢七百匹。以母忧去职，诏遣黄门侍郎慰问。又以东南有事，遣典军将军杨嚣宣谕，使六旬还内。”贾充拜尚书令后不久，就因丁母忧而去职，在羊祜出督荆州后才被宣谕而“还内理政”。而羊祜在此间正被视为执政，《晋书·山涛传》：“及羊祜执政，时人欲危裴秀，涛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权臣意，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但羊祜为官以谦逊退让著称(1)，晋武帝超拔他居贾充之上，造成他在朝中两面受夹的尴尬处境，最后是因为与晋武帝密谋伐吴大计才得以退出执政而出镇荆州，因此贾充才得以重新执政。

泰始七年武帝欲出贾充镇秦、凉二州时就可能又征召羊祜入京。《晋书·羊祜传》：后加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祜上表固让曰：“臣伏闻恩诏，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来，适十数年，受任外内，每极显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顿进，恩宠不可久谬，夙夜战悚，以荣为忧。……今天下自服化以来，方渐八年，……今道路行（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还屯。不尔留连，必于外虞有阙。匹夫之志，有不可夺。”从羊祜所上的表文中可知，当时他确实是被晋武帝征召入京城任职，而车骑将军也正是贾充出镇秦、凉二州前的职位，但在朝中任职并非羊祜的意愿，他乞求晋武帝让他回到荆州前线。由此，羊祜才会向晋武帝秘密启奏留任贾充，这样他也才能够重回平吴的前线。后在荀勖、羊祜等的多方努力下，贾充最终得留在朝中继续执政。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就羊祜“密启留充”一事而论，还不能简单的就下结论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同党的关系。接下来从他们的政治身份、政治处境、和在官场上的个性风格等角度再加以分析论证。

首先，从他俩的政治身份来看。贾充的先世是曹魏旧臣，其父亲贾逵在曹魏官至豫州刺史，受封阳里亭侯，后来贾充承袭了父亲的侯爵，但在魏末司马氏图谋篡权的历史形势下，贾充早已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那就是投靠司马氏。早在司马师任大将军时，贾充就已深得司马师的信任和重用。他参大将军军事，随从司马师征讨毋丘俭、文钦，司马师病重回京后还留贾充监诸军事。后又协助司马昭平定了诸葛诞，授意部下杀了高贵乡公，西征钟会，可谓是协助司马氏夺权的头等功臣。《晋书·贾充传》：“时军国多事，朝廷机密，皆与筹之。（晋文）帝甚信重充，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赐甲第一区。五等初建，封临沂侯，为晋元勋，深见宠异，禄赐常优于群官。”后来司马昭就继承人选问题在司马炎和司马攸之间徘徊不定时，贾充说服司马昭立司马炎为继承人，《晋书·贾充传》：“初，文帝以景帝恢赞王业，方传位于舞阳侯（司马）攸。(贾)充称武帝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寝疾，武帝请问后事。文帝曰：‘知汝者贾公闾也。’帝袭王位，拜充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及受禅，充以建明大命，转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更封鲁郡公，母柳氏为鲁国太夫人。”对晋武帝司马炎而言，贾充也是他能顺利即位的功臣，所在贾充也是深得晋武帝信任和重用，长期执掌政权。贾充既是司马氏政权的头等功臣，也是皇室外戚。他的一个女儿是齐王司马攸的妃子，另一个女儿是皇太子司马衷的妃子，即后来晋惠帝的皇后。贾充联姻皇室的两个对象都是有望做皇帝的人选，可见贾充在西晋朝廷的权位非同一般。在政治身份上羊祜与贾充是一致的，同样既是西晋政权的功臣，也是司马氏皇室外戚。羊祜出身名门、官宦世家，他是蔡邕的外孙，景帝司马师羊献皇后的胞弟，其家“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闻。”羊祜少有令名，博学多识，谦逊守礼。司马昭任相国时任羊祜为从事中郎，与荀勖共掌机密。“迁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耍，事兼内外。”[2](p1013-1014)《晋书》卷39《王沈传》：“沈以才望，显名当世，是以创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皆与沈咨谋焉。”在司马昭掌权时，羊祜与裴秀、王沈、贾充、荀勖都是司马氏的心腹大臣。武帝受禅，羊祜“以佐命之勋，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户。固让封不受，乃进本爵（钜平子）为侯，置郎中令，备九官之职，加夫人印绶。”[2](p1014)晋武帝受禅，得受封异姓大臣中的最高爵位——郡公的也只有王沈、裴秀、贾充、石苞、陈骞、羊祜和荀勖他们几个司马氏的心腹死党。

其次，从他俩的政治处境来看。贾充由于在协助司马氏篡夺政权过程中有授意部下弑曹魏皇帝高贵乡公之举，当时就有人建议司马昭杀贾充以谢天下(2)，后来司马炎即帝位后，长期倚重贾充执掌朝政，再加上贾充的外戚身份、贾充本人贪图权势而不行谦让，这让他在朝中成为众矢之的，反对、责骂之声不绝于耳。《晋书》卷35《裴楷传》：“（裴楷）与山涛、和峤并以盛德居位，帝尝问曰：‘朕应天顺时，海内更始，天下风声，何得何失?’楷对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时任恺、庾纯亦以充为言，帝乃出充为关中都督。”裴楷认为晋武帝之所以不能与尧舜比德，是因为晋武帝任人唯亲，只重用贾充之徒。《晋书·贾充传》记载，在泰始七年，任恺、庾纯等劝说晋武帝让贾充出镇地方获得同意后，当时朝中对此事的反映是“朝之贤良欲进忠规献替者，皆幸充此举，望隆惟新之化”。但后来由于荀勖献计出力，让贾充的女儿嫁给了皇太子司马衷，又加上羊祜“密启留充”，最终贾充又得以继续留任朝中，这让很多朝臣对贾充更是怒不可懈。《晋书·庾纯传》：在泰始八年贾充举行的一次招待朝臣的宴会上，庾纯怒气冲冲地责问贾充道：“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贾充反驳说：“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庾纯甚至不惜冒晋之大忌，而质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由此可见朝臣对贾充的憎恨之情。

羊祜在朝中的处境虽没有像贾充这样遭朝臣的普遍反对和憎恨，但也是孤立无援。因为羊祜与贾充一样，他们都是司马氏的心腹大臣，颇受晋武帝的信任和重用，出将入相，而那些不是心腹重臣的朝臣又得不到晋武帝的信任和重用，这就让羊祜、贾充等心腹重臣在朝中被其他朝臣所孤立，再加上羊祜为官，以清廉正直著称，由此也得罪了朝中许多贪污不法、献媚取宠和徇私舞弊的官员。如前文提到的，“及羊祜执政，时人欲危裴秀，（山）涛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权臣意，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而裴秀、山涛之徒正是朝中贪污受贿、侵占官府田地的典型,也是朝臣中有影响的人物。《晋书》卷34《羊祜传》：“祜贞悫无私，疾恶邪佞，荀勖、冯紞之徒甚忌之。从甥王衍尝诣祜陈事，辞甚俊辨，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顾谓宾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步阐之役，祜以军法将斩王戎，故戎、衍并憾之，每言论多毁祜。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而且羊祜也确实感受到了在朝中孤立无援的处境。他在泰始八年辞让开府表曰：“今臣身讬外戚，事连运会，诫在过宠，不患见遗”。至咸宁三年辞让南城郡侯表曰：“臣受巨平于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谤！”与从弟羊琇书：“既定边事，当角巾东路，归故里，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满受责乎！”可见，羊祜为执政而居重位是会导致“盛满受责”，而“速官谤”的。另外，羊祜的孤立无援还表现在由他提出和负责组织实施的平吴大计在朝中也是招致朝臣的普遍反对，只有晋武帝和张华、杜预寥寥几人支持。[7]只不过由于羊祜为官以谦逊退让著称，所以他在朝中虽然孤立无援，但声望还是比较高的。

羊祜与贾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为官的个性和风格。史书中对贾充是多有微词，对他的责难主要是他为官表现出来的不忠和不直。不忠当然是说他身为曹魏朝廷官员却死心塌地追随司马氏，甚至不惜背负弑君的罪名，为司马氏成功篡权立下汗马功劳。不直主要是说他贪图权势、献媚求荣，对皇帝善于察言观色，所以一直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长期担任尚书令，执掌朝政大权。《晋书·贾充传》说贾充：“有刀笔才，能观察上旨。”“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被朝臣视为奸佞小人而受到排挤，在他被晋武帝外放时，贾充“自以为失职，深衔任恺”，对排挤他的任恺、庾纯愤愤不平。荀勖、冯紞等认为一旦贾充被外放，那他们也将失势，于是向晋武帝提出纳贾充女为太子妃的对策，让贾充得以继续留任，荀勖等人此举“当时甚为正直者所疾，而获佞媚之讥焉”[2](p1153)。然而，贾充的理政能力却是无懈可击的，他文武双全，出将入相，为司马氏成功篡权立下赫赫功绩。《晋书·贾充传》：“充为政，务农节用，并官省职，帝善之”，“颇好进士，……士多归焉。帝舅王恂尝毁充，而充更进恂。或有背充以要权贵者，充皆阳以素意待之。”而那些诋毁贾充的朝臣却是奢侈腐化，交关人事、结党请托，贪污受贿成风，其例不胜枚举。如泰始初侵占官稻田，咸宁初受鬲令袁毅货等事件都牵涉大批朝官。贾充为官能够缜密为公，清正廉洁，也获得很好的治绩。

羊祜为官一直是以清心寡欲，刚正不阿，谦逊退让著称，所以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荆州前线，甚至在当时的敌国——孙吴的将领、百姓心目中，羊祜都获得一致的称颂和赞誉。《晋书》羊祜本传记载，羊祜对于他先后受封的郡公、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南城郡侯一直都是辞让不受。他女儿的丈夫曾经劝他：“有所营置，令有归戴者，可不美乎？”羊祜对此的反映是：“此可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树私则背公，是大惑也。”羊祜“立身清俭，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他为官正直，公正无私，对于贪赃枉法的山涛、他的外甥王衍、王戎等不徇私情，对那些清廉正直的官员大加赞赏和举荐，自己却是处处退让。如羊祜辞让车骑将军表曰：“光禄大夫李憙执节高亮，在公正色。光禄大夫鲁芝洁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禄大夫李胤清亮简素，立身在朝，皆服事华发，以礼终始。虽历位外内之宠，不异寒贱之家，而犹未蒙此选，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节，无苟进之志。[2](p1016)”羊祜死后，晋武帝甚是悲痛，为之恸哭，“是日大寒，帝涕泪沾须鬓，皆为冰焉”。羊祜生前出镇所在的地方，当地百姓在赶集日听闻羊祜的死讯，百姓是“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就连孙吴的守边将士都为之痛哭流涕。“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荆州人为祜讳名，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焉。”可见羊祜深得百姓爱戴。

综上所述，羊祜和贾充在政治身份上都是司马氏旧臣、外戚，都是晋武帝所倚重的心腹大臣，都受到晋武帝的重用而出将入相；在政治处境上他俩都因为晋武帝只信用心腹大臣而排挤其他朝臣的施政策略而受到朝臣的孤立，不同程度地与朝臣结怨，在朝中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各自为官处事的个性和风格。羊祜执政以清心寡欲、刚正不阿、谦逊退让著称，与贾充贪图权势、献媚求荣、察言观色的为官风格迥然有别，所以他们看似是深相忌恨的仇敌，但当他们都面临来自晋武帝亲信以外的朝臣的反击时，他们属于同一阵营的政治关系就会突现出来，这也就是羊祜何以在泰始七年，任恺、庾纯等排挤贾充时要“密启留充”的原因所在。

注释：

（1）《晋书·羊祜传》：“时王佑（王沈之误）、贾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让，不处其右。”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48已辨王佑乃王沈之误，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35页。

（2）弑高贵乡公之前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三国志》卷3《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高贵乡公欲与司马昭决一胜负前与王沈所言，第144页。《三国志》卷22《陈泰传》注引干宝《晋纪》，弑高贵乡公之后，司马文王会朝臣谋其故，待陈泰于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诛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为我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第642页。可见，司马昭不诛贾充以谢天下，便只有篡魏自立。

[1]徐高阮.山涛论[J].（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9，41（1）：107.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李德裕.李卫公外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1.

[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438.

[5]董慧秀.论晋武帝对异姓功臣的处置[D].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20.

[6]虞世南.北堂书钞[M].北京：中国书店，1989，197.

[7]董慧秀.释“山少傅名言”：“为国者不可以忘战”[J].史学月刊，2010，（1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