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彤楠

（中国石油董事会秘书局投资者关系处 北京 100007）

被台湾原中央研究院语言所长傅斯年誉为“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1892-1982），不但是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大师，音乐家和学者，还是位杰出的翻译家。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作品，都卓越不凡、熠熠生辉。对严复系统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并没有盲目地捧为圭臬；而是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原著和译文接受的两方面因素，全面地、辩证地对待“信、达、雅”三者关系。赵元任的“信、达、雅”观，为我们当代中国翻译学建设提供深刻的启迪和有益的借鉴。

一、译者以“信”为本

虽然“信”、“达”、“雅”三个字，早在三国时期的佛经翻译家支谦的《法句经序》中就已经全部出现了。但是，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却是严复的一大贡献。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经，有继承、有发展、涵义深、影响大。郁达夫说：“信、达、雅的三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周作人也说过：“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刊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是已经确定的了。”

赵元任是完全赞同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的，但并未僵死地将其绝对化，而是注入自己辩证的思维。1968年10月23日，赵元任在台湾大学讲演《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文章一开头就说：“严又陵先生尝论凡从事翻译的必求信、达、雅三者具备才算尽翻译的能事。不过说起雅的要求来，虽然多数时候是个长处，可是如果原文不雅，译文也应该雅吗？……所以话又说回头，还是得拿信作为翻译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