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海峰

目前的试点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补偿。皖浙两省应尽可能借助这一契机，求同存异、积累互信、取长补短、携手共进，推动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初夏时节，我由杭州出发，沿新安江溯流而上，经建德、淳安、休宁、黄山，真可谓“人在画中游”。一路探访、问询、畅想，深感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意义重大。

我国是典型的缺水国家，在工业化狂飙突进的浪潮中，水资源安全隐患愈来愈逼近公众。比如，2003年，因杭州面临水源性缺水，浙江省动议启动千岛湖引水工程，一位学者甚至已测算出了生态补偿方案。然而，由于沿途各县极力反对，引水工程最终搁浅。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也投了反对票：“饮水要先治污。解决饮用水问题，应首先治理好钱塘江。”

省内引水尚且如此之难，作为我国首例跨省试点，新安江流域水资源补偿试点涉及到更多的利益主体，因而更是难乎其难。

一般认为，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存栖息之地，在受益的非排他性上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公共产品在其供给和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外部性，而这恰恰是生态补偿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生态补偿的本质内涵是，生态服务功能受益者对生态服务功能提供者付费的行为，其原则是“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因此，谁来付费，实际上体现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任问题。

生态补偿方式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庇古思路(政府干预)，例如加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征“生态税”、政府“赎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