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 李海明

“老三会”变迁小考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 李海明

从“老三会”到“新三会”，我国企业结构治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是适应体制改革而来的，而制度的自适应能力远没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在这样的背景下，“老三会”何去何从就可能被忽略。目前所推行的企业民主管理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低层次或初级的职工参与，与原来的“老三会”的关联性并不强。当我们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认识“老三会”与“新三会”时，恰恰是重新注意到“老三会”的存在和价值。

一般提到“老三会”会有两个基本的前提假定：其一，之所以“老”，是因为可追溯过去；其二，所谓“老三会”，是与“新三会”相对而言的现实存在。仔细琢磨则会发现这两个前提假定有值得疑问之处：“老三会”在社会转型与国企改革过程中除了地位上的变化外，前后所指是否一致呢？本文正是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去考察“老三会”的变迁，以求有所发现。

一、1986年的“老三会”

198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时发布三个文件，即中发[1986]第21号、第22号、23号，分别规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厂长工作、基层组织工作，构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治理模式，而此种模式是在我国的实践当中摸索而来的。制度抽象与社会现实应该是一致的。1986年的三文件就企业治理结构而言存在不止三个机构，包括职工代表大会、管理委员会、党委、工会等。该三文件出台的背景值得强调，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颁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三个条例的通知》的内容，“改革企业的领导体制，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